日期:2023-05-14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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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称王道士。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
而此时的斯坦因,一个近乎疯狂地迷恋科学探险和古代文明的探险家,以探险的名义来到敦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次的敦煌之行,让斯坦因的探险生涯达到了顶峰。他以玄奘的名义,从王道士手里,骗走了一大批轰动世界的文物,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敦煌藏经洞事件。斯坦因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的记录了他是如何获取王道士信任的:
“在中国,只要一谈起玄奘,对方无论是学者还是文盲,我总是与他谈得很投机,玄奘一直是我的中国保护神。王道士显然也喜欢听我谈论他,在一个满是佛像的环境里,我开始向王道士谈起我对玄奘的崇拜,我尽可能细致入微地描述玄奘漫长旅途中的风土人情,王道士的眼神,最终流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当我们忙了一整天,离开王道士的那个洞窟时,我有机会与他就我们共同的偶像做了一次长谈,我声称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我来拿走这批数目巨大的藏品,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的朝圣活动有关”。
最后,斯坦因用了三十七个夜晚,在敦煌的这个洞窟,运走一万多卷经书写本,五百多幅绘画,二百三十多捆手稿,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极其悲惨的一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次影响深远的文物大掠夺,斯坦因竟然恬不知耻的以玄奘的名义进行。如今这些敦煌文物,主要入藏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想要再回归中国,不知还要等多久?
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距今1600多年前的十六国时期。据《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中的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叫乐樽的高僧途径敦煌。当时正是傍晚时分,乐樽想找个地方歇脚,可没想到当他抬头四顾的时候却忽见此地的三危山上金光灿灿,如现万佛。于是乐樽便决定在敦煌落脚,并在三危山对面的陡坡上开凿了第一个佛洞石窟。在乐樽的宣传和带动下,这里很快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圣地,在长达数百年时间里,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出资在这座陡坡上开凿新的佛洞石窟。原本冷冷清清的莫高窟就这样被建设成为了千佛洞。
由于朝代更迭以及疆域变化等原因,莫高窟在元朝以后就逐渐被冷落,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在这里重新设立了敦煌县,莫高窟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
到了晚清时期,清政府内外交困,自然无暇顾及文物保护问题,莫高窟再一次受到了冷落。当时有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云游至此,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王道士竟然成为了这一昔日佛教圣地的当家人。
王道士对莫高窟的价值知之不深,但他还是凭一己之力尽可能对莫高窟进行维护。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在对莫高窟洞窟进行清理维护的时候,意外发现在一处洞窟后面还隐藏着另一个洞窟,这便是后来享誉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藏经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佛教经卷、历史文本、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5万多件。如果把莫高窟比喻成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王冠的话,那么藏经洞无疑就是王冠上的明珠。王圆箓道士的名字也因这一发现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不过对王道士来说,发现藏经洞却未必是一件好事。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开篇就写到了王道士和莫高窟,并痛斥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藏经洞被发现后,很快就引起了不少欧美考古学者、汉学家、冒险家的高度关注。他们就像闻到血腥气味的鲨鱼一样纷纷来到中国,忍受着舟车劳顿赶至敦煌。这些人以极低价格从看护藏经洞的王道士手里买走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经卷、绢画等文物。这些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就这样流失海外,成为外国博物馆中的珍贵展品。
文物流失海外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个沉重的话题,王道士作为当时莫高窟的守护者不仅没有守护好这些文物,还主动参与文物买卖,这就难怪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出痛心疾首的文字了。那么王道士真就像《文化苦旅》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吗?其实也未必。
王道士虽然对历史文物的价值所知不多,但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会知道藏经洞中的藏品绝不普通。事实上,王道士在发现藏经洞后,第一时间就跑到了敦煌县城找县令严泽汇报。为了证明藏经洞中物品的特殊性,他还取了两卷经文给严县令看,可没想到这位严县令是个缺心眼。如此重要的藏品在他眼中竟然成了发黄的废纸。
后来敦煌县令换人,王道士再次跑到县城找县令谈藏经洞的事。这次新来的县令汪宗翰倒是个识货的行家,可他职权有限,只好先将这一重大发现向上面汇报,并要求王道士看好藏经洞。然而晚清时期的朝廷已自顾不暇,哪有空管文物保护工作。再加上当时各级部门相互推诿,谁也不愿意承担分外的工作,因此莫高窟藏经洞的事情很快就又没了下文。
1907年,一位叫斯坦因的英国学者远渡重洋来到敦煌。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将敦煌文物带回到英国。此时离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已过去了七年时间。在斯坦因的软磨硬泡下,王道士终于放弃了原则,同意让英国人带走部分藏经洞中的藏品。“潘多拉魔盒”直到这时才被彻底打开……几年后,敦煌文化在国外大放异彩,清廷这才意识到这批文物的重要性,开始下令将文物运送至京城保护。结果在运输途中,又有许多文物遭运输人员和沿途地方官吏的监守自盗。
值得一提的是,王道士售卖文物所得的钱财并没有用于个人生活享受,而是全部投入到莫高窟的修缮维护中。因此仅仅从这方面来说,斥责王道士是罪人其实也有点过于苛责。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清廷对这批文物不加重视,下面的官员又忙着中饱私囊。王道士只是一介草民身份,要求他将整个莫高窟保护得尽善尽美,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是功,后来导致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却并非他一人之过,甚至他连主要过错人都算不上。所以即便功过相抵,王圆箓道士的名字也不应该被列入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文献:《文化苦旅》、《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是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去破坏和拿文物去贩卖,而是被我们误会了,我们需要给他一句”对不起“。
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在光绪二十三年至敦煌莫高窟,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即使是卖出的文物,也在各国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存。
王道士在接受莫高窟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被世人遗弃的一个地方,他只是捡起来被人遗弃的地方,细心的保护和打扫起来,没有想到的是里面有那么多的历史文物。他为了能够将这个地方发扬起来,自己默默的守护了7年。
正当自己干得火热的时候,有外国人到来,这批外国人拿着清朝的护照,派兵保护他们来到敦煌的。这样让这个王道士也没有办法,人家有官文在手,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看门人,怎么会有权利来阻止这些洋人呢?
直到9年后,敦煌珍品《尚书》死卷、《老子化胡经》、《沙州图经》等等在北京展出,朝廷这才后知后觉,在震惊之余赶紧去敦煌把剩下的运回来。然而,清政府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破坏,所运经书每到一处就会失窃一部分,为了掩人耳目,甚至把书撕成两半,一卷冒充两卷。反观流落出去的文物,却得到及其妥善的保护,我们不觉得尴尬吗?
明明是王道士自己一人在默默的守护和付出,最后却把罪责都落在他的头上,他是不是非常的冤枉。这件事是国之大事,就算是担责任也不是一个个人能够担当的,我们的确是欠他一句”对不起“。
王元箓( 1849-1931年)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湖北麻城人。清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后离开清军兵营后回湖北麻城。因生活难以为继,出外谋生,逃荒到早年入伍的甘肃酒泉,受戒为道土,道号法真,人称王道士。曾远游新疆。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因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令杨果于今编号为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夏,杨果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破壁探察,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这些石室遗书,加上莫高窟其它洞窟及附近后来发现了的一些写卷、写本,合称敦煌遗书。)王道士乃取部分写卷、佛画分赠肃州兵备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后多次向地方官府申请保护无效,并为了筹措修建道观的经费,他将敦煌文物极其廉价地悉数出卖给了斯坦因等外国人,共计九十七箱经卷,十九箱织卷,二十箱绘画及三十七尊唐塑。他的行为给敦煌文物造成极大的损失,但从客观上也造就了敦煌学。三十二年(1906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
众所周知,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世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事实证明,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专门的保护机构。否则,对莫高窟的保护不知要推迟多少年,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藏经洞被发现后,引来各国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王圆箓初始尚有保护意识,但后被斯坦因所欺,以极低价格向他们售卖了洞中绝大部分文物,致使这批文物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
无论如何,在敦煌的历史上,一个人的名字将永远和莫高窟同在。他就是王道士,俗名王圆篆。
王圆篆这个名字我最早是从余秋雨先生的《文明的碎片》这部著作中获得的。余先生笔下的王道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融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眇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降这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美丽的敦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幸?圣洁的敦煌,为什么会被一个龌龊的道士所亵渎?多难的敦煌,每一个爱你的人,都不能不在心里流血。
来到莫高窟,最想看的就是雕塑大佛,壁画飞天。然而,心里还有个结,就是要看看这位一百多年前的王道士,看看他当年是如何用那眇脏的手,出卖我们的敦煌,接过外国冒险家散碎的白银。
莫高窟距敦煌市区只有25公里,汽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沿隧免不了又是沙山,戈壁。然而,当我们看到一座凸起的山峦下有绿阴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莫高窟到了。这天的气温大概有近40度,下了汽车,马上感到热浪袭人。这天的游人非常多,尤其看到那么多满脸惊讶和兴奋的外国人,你就会感到敦煌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的变幻甚至朝云暮雨早就习以为常,最多只是淡淡地“哦”上一声,再说一句“原来如此”。然而,在莫高窟,在藏经洞,真实的王道士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王道士发现的藏经洞是莫高窟中的第17号窟,这个窟实际上是16号窟里面的一个小洞,高只有1.6米,宽只有2.7米。如果按面积来计算的话,只有7平方米略多一点,还没有普通老百娃一间屋子大。如果按体积来计算,这个洞窟就更小了,只有11.664立方米。如果用来装水的话,可以装11664千克,价值人民币12元左右;如果用来装黄金的话,可以装225115千克,价值人民币2.25亿元左右。但是,这却是一个藏经洞,装了整整5万卷,而每一部卷都是无价之宝,我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这个洞原为唐代河西僧洪巩和尚的禅窟,现在里面还有他的石像。大约900多年前,莫高窟的僧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千百年来存放在莫高窟的经书、绣像和日常文牍搬进这座石窟中,然后小心翼翼地封上洞口,画上壁画,后人很难发现,然而却被王道士发现了。这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这个发现,敦煌更神秘;因为这个发现,敦煌走向世界;因为这个发现,诞生了敦煌学。现在,凡是来莫高窟的游人,无不在这座神秘的洞窟前久久驻足浯。
第16号石窟前有一个建筑名叫三清宫,是王圆篆所建。经翻修,现在成了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在这里,我看到了王圆篆的照片。这大概是我们能看到的王圆篆的惟一的一张照片,王圆篆穿道袍,身材矮小,脸上满是戈壁的风沙和岁月的雕痕。
王圆篆祖籍是湖北麻城人,他出生在陕西。因为躲避战乱。王圆篆流落到甘肃酒泉,为了生计便出家当了道士。后来王道篆四方云游,于1892年左右来到敦煌,在三危山下发现莫高窟。这时的他已年过四十。
当时的莫高窟已经失去往日的风采,一片荒凉。从元代以后,莫高窟逐渐衰败,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僧人离去,鸟儿飞走,就是路的人也匆匆而去。但是,瘦小的王圆篆却留下来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婀娜的飞天?还是慈爱的大佛?抑或是那注定由他来发现的藏经洞?
王道士留下来了,他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价值,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伟大,但他却发现莫高窟是他真正可以为之献身的地方。
他真的留下来了,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政府也没有给他一分钱。王圆篆尽力了,他每天都在辛勤地清理流沙,仅其中16号一个洞窟的淤沙清理,就花费了他近两年的时间。他发誓要使莫高窟窟重现昔日的辉煌,这大概是王道士平生最大的愿塑了.他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宏愿。我走在奠高窟的土路上,仿佛看到王道士那蹒跚的足迹,一担担挑着淤沙,烈日下,他滴落的汗水闪者金光。
来源:() - 莫高窟探寻王道士的功与过_格言泰勒_新浪博客
1900年5月26日,这是王道士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像王道士这样幸运,王圆篆发现了藏经洞。这本是改变命运的一天,这本是震惊世界的一天,然而,在荒凉的敦煌,在死气沉沉的中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天还是那样的静,风还是那样的吹,月还是那样的照,星还是那样的闪,王圆策还是伴随着那难耐的寂寞。
我们不是喜欢填补空白吗?我们不是喜欢世界第一吗?我们不是喜欢无私奉献吗?王圆篆填补了空白,王圆篆是世界第一,王圆篆是无私奉献。然而,那时的中国,一个正在衰败的中国,谁会把一个小小的道士和他那小小的发现放在心上呢?
只有王道士感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朦胧中,他还是认为这是一桩大事件。他冒酷暑,步行50公里,向敦煌县令汇报,并奉上经文两卷。然而不学无术的严知县却视为废纸,毫不理会。
王道士守着经文整整三年,又一位知县上任了,王道士再次上报。这位汪知县总算高度重视,并亲自到莫高窟查看一番,指示王道士要好好看管这些经卷,然后打道回府,再无下文。
王道士还是不肯死心,他断定这些东西定是宝物,于是便带上两箱经卷,日夜兼程八百里,赶到安肃,拜见道台廷栋,这位大人倒是仔细看了,但是无论怎么比较,也还是觉得经文上面的书法不如自己的好。
王道士困惑了,难道自己发现的经卷真的是一堆废纸?难道这些官府老爷不识宝物?于是王道士斗胆给清官的老佛爷写信,希望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然而,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早已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什么藏经洞呢?
该说的,王道士都说了;该做的,王道士都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备他呢?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了,他用200两银子换走了24箱经卷,历时一年多才运出中国。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了,买走了6000余件写本。1909年,当这位伯希和将一部分敦煌精品带到北京的六国饭店公开展出的时候,人们争相观看,没有人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的珍宝,没有人提出质疑,没有人认为这是强盗行径,反而认为伯氏的行为是正常交易,我们的民族慷慨得令人吃惊。
接着,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而纳等纷纷前来,带走大量的经卷。中国的大门就是这样敞开着,没有一个过问,也没有人来阻止王圆篆,说这些经卷是国宝,不准出卖。
我想,王圆篆之所以用这些经卷换来一点点银两,自有他的理由,大概这些外国人以自己的学识和对佛的虔诚以及对这些经卷的珍爱打动了王道士,大概他想应该让这些经卷公之于世。还有,王道士发誓要修复莫高窟,他需要钱财,但不是为自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外国人所掠走的那些敦煌经卷,目前都在这些国家的最好的博物馆里得到最好的保管,无一损坏。
中国人的崇洋媚外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外国人说好了我们便说好,外国人喜欢了我们便喜欢。于是,当外国人频频光顾莫高窟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洋人如此喜欢,想必是好东西,于是便千方百计窃为己有。有的拿去求官,有的拿去卖钱,有的变成自己的私家藏品。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做出决定,把剩余的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然而在运送的途中,又大量散失。
这一切,究竟是谁的错?为什么一个王朝的昏聩要由一个道士来负责?为什么一个民族的愚昧要由一个道士来承担?
是的,他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他为什么必须做得更好呢?他已经尽力了,他无怨无悔地在敦煌守护了40年,我们还能要求他什么呢?当一个民族都在浑浑噩噩的时候,一个矮小的身躯站立起来,这已经就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了,我们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我为王道士感到委屈,更为我们这个民族感到悲哀。每当那些人自恃高明,大言不惭地指责我们先人的局限的时候,我都为他们感到羞愧。我不喜欢激情,更不喜欢以感情代替历史。
当夕阳快要落下三危山的时候,余晖照射在一座素朴的道士塔上,这就是后人为王道士所修的莫高窟中最大的一座塔,塔上记录了他的功德。在夕阳的照射下,让人肃然起敬。
王道士,我感谢你,我们这个民族也应该感谢你。历史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评价,这一天也许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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