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说兵者文是什么,尉缭子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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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是如何讲述了军法？

春秋战国时期军法资料最为详尽的是兵家著作《尉缭子》。该书公开宣传使用重刑来维持战场以及军队纪律，甚至说：“善之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什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其什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也就是说，至少要能够杀掉士兵10％，才能使军队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首先是要立法禁止逃亡；其次是要使士兵“什伍相联”，互相保证，有罪连坐；最后要使将领能够立威，有处罚士兵的全权，每一级军官都有处死其下级的权力。《勒卒令》篇说，军阵中以金、鼓、铎、旗为指挥信号，听到擂鼓声就应前进，重重的擂鼓声就表示要发起冲锋，与敌军交战；听到鸣金声应该停止，而重重的鸣金就表示要后退；听到铎声就要注意指挥官的口头命令；看军旗的方向前进，旗左即左，旗右即右。如果不听这些信号指挥的就要处以死刑，在阵中喧哗的要处以死刑。其他篇目说作战中每伍如果仅有伤亡而无战功的，说明作战不努力，士兵要全部处死。每一编制单位指挥官伤亡而没有毙、伤、俘对方同级军官的，全部士兵处死，并连坐家属。而如果主将战死，部下带500兵以上的军官都要处死，卫队也全部处死，士兵有战功的降级，无战功的罚戍边三年。带领千人以上的军官弃城投降或临阵脱逃的，为“国贼”，本人处死，暴尸示众，其家属没入官府为奴隶，并发掘其祖坟；带领百人以上的军官有这样行为的，是“军贼”，同样要处死、抄家。

《先秦散文·尉缭子·兵谈》原文鉴赏

《先秦散文·尉缭子·兵谈》原文鉴赏

量土地肥硗而立邑①，以城称地②，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福生于内，胜福相应，犹合符节，无异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③，生于无。故开之，大不窕④，小不恢⑤。明乎禁舍开塞⑥，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⑦。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⑧。富治者，兵不发刃，甲不出圣⑨，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迁。圣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耳聋目盲，以三悖率人者⑩，难矣。

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圆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11)，如漏如溃，如垣压之(12)，如云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12)，弩如羊角(13)，人人无不腾陵张胆(15)，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16)。

【注释】 ①硗(qiao音敲)：瘠薄。 ②称(chen音衬)适合。 ③邃：深。 ④窕：间隙，破绽。 ⑤恢：张扬，扩充。 ⑥禁：禁止。舍，同赦：赦免。开：开辟，开发。塞：杜绝，堵塞。均指国家的政治措施。 ⑦任：利用。这里指开发土地。 ⑧制：作动词，谓实行法制。 ⑨(gao音高)：古代装兵甲的袋子。 ⑩悖：违背情理，错误。 (11)炮：炮烙。燔(fan音凡)：烤烧。 (12)垣：墙。 (13)总木：密集的林木。 (14)羊角：旋风。 (15)腾陵张胆：踊跃凌厉，心雄胆壮，斗志很高。 (16)堂堂：整齐盛大，形容军威雄壮。决：决战，决胜。

【今译】 根据土地的肥瘠来建立城邑，使得城邑与地域相称，土地与人口相称，人口与粮食供应相称。三者相称，那么内可以固守国土，外可以战胜敌人。在外打了胜仗，自然会给国内带来益处。胜利和利益彼此相应，犹如符节相合，不会有别的变故。

治理军队，要象藏在地下一样隐秘，象处于天上一样高深，如同生于无形之中。所以举兵之后。大的方面不暴露破绽，小的方面不显露形迹。懂得禁止什么、赦免什么、开发什么、杜绝什么这些政治措施，流离的百姓就会亲附，荒芜的土地就会得到开发。土地广阔而且利用得好。国家就富强。人民众多而有法制，国家就安定太平。国家富足而又安定太平，不用兵甲，就可威服天下。所以说，战争的胜利取决于朝廷的政治决策。藏兵甲不用而取胜，是国君决策的胜利。通过战斗而取胜，是将领指挥的胜利。

兴兵打仗不可意气用事，觉得有把握取胜就出兵，没有把握取胜就不出兵。祸患在百里之内，不能起只准备一天取胜的军队。祸患在千里之内，不能起只准备一月取胜的军队。祸患在边远地区，不能起只准备一年取胜的军队。

作为将领，上不受天时气象的制约，下不受地理条件的制约，中不受国君的制约。心胸要宽阔，不能一激就怒。品德要清廉，不能贪图钱财。狂妄自大、充耳不闻、闭塞眼晴，具有这三种毛病的人统帅军队。那就难办了。

军队所到之处，在羊肠小道上也能取胜，在犬牙交错的地形上也能取胜，攀登高山也能取胜，深入峡谷也能取胜，方阵也能取胜，圆阵也能取胜。重兵如高山密林那样稳重森严，如长江大河那样气势雄壮;轻兵如炮烙烤烧那样暴烈，如决堤争流那样势不可挡，象城墙压过去，象乌云盖下来。让他们集中便不得分散，让他们分散便不得集中，让他们向左便不得向右，让他们向右便不能向左。刀枪如森林齐密，弓弩如旋风迅疾，士卒无不腾跃胆壮，斗志昂扬，舍生忘死，毫无疑虑，威武雄壮地决战而去。

【总案】 本篇着重论述用兵的要点。作者从建城谈起，进而讲到只有富国强兵，才能“威制天下”，阐明了“兵胜于朝廷”等道理。作者还强调用兵谨慎，反对轻率出兵，要求不打无充分准备之仗，对孙武“主不可怒而兴师”的思想有所发展。作者还要求将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要受天象、地理和他人的制约，积极争取胜利，这种思想也是难能可贵的。

本篇语多对句、排句，明快流畅，富有气势，很能代表全书的语言风格。尤其末段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描绘军队所向无敌的威势，既生动形象，又气势雄壮，沛然浩然，如排山倒海，不可阻挡。

尉缭的军事思想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致，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　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　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　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

（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

（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

（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　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　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第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