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作者将众贤尚贤（尚贤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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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尚贤”理论是怎么样的？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百家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贤能治国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墨子的“尚贤”理论。墨子认为要使国家由乱而治，就需要有贤良之士为政当国，他说：“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在《墨子·尚贤》篇中，集中收集了他关于尊尚贤才的观点。墨子指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将贤才的重要性强调到关乎国家安危治乱的高度，以招贤察能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尚贤是为政的根本。

墨子尚贤思想的内容是什么

《墨子�6�1尚贤上》中记载：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其意思是：墨子说：当今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都希望国家富强、人口兴旺、刑法治国。但是，国家不但不富，反而贫穷；人口不但不兴旺，反而寡弱；国家政治不但无序，反而混乱。这就是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所希望的，反而自取恶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原因就在于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不能够崇尚和使用有贤能的人治理国家。所以说：治理国家的贤能良好人士众多，国家就会被治理得富强有序；治理国家的贤能良好人士寡少，国家就会被治理得贫穷混乱。所以，王公大人的当务之急，也就在于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治理国家。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其意思是：所以，只要得到贤能良好的人，策划就不会被困惑，身体就不会劳累，就会功成名就、彪炳青史，而丑恶也不会在社会中产生和存在。这都是因为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治理国家的结果。因此，墨子说：“得志的国君不可不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不得志的国君更不可不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国君要遵循尧、舜、禹、汤的治国之道，那就不可不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治理国家。所以说：崇尚和使用有贤能良好的人治理国家是国家政治的根本。”

儒,墨两家取合诸侯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论儒墨两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一、儒墨关系研究的由来与演化

所谓儒墨关系，主要指儒、墨两家学说的异同，特别是《墨子》“十论”与孔子思想的异同。儒墨学说是“异名同实”、本质为一，还是“异方千里”、原则有别，这是有关认识和评价墨子思想及墨家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而也是墨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将就儒墨关系讨论的由来、演化以及儒墨关系的实质作出说明。儒墨关系，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被提出并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吕氏春秋·不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礼烦扰而不悦”（《淮南子·要略训》）。至晋代，鲁胜称，孔子倡“正名”，“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注·序》）。唐时，韩愈又提出：“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读墨子》）。这些说法，都论及了儒墨关系，即儒墨两家学说的异同。儒墨关系如此受到关注。原因约略有三：其一，先秦时期儒墨并为世之显学，孔子与墨子堪称比肩之圣人。对于这举世瞩目的两大学派，人们自然要通过比较异同，考察关系，以剖析其思想。其二，儒墨间的相互批评乃至攻击，至为激烈，很难皆为持平之论。有识之士要求得公允的结论，势必要对儒墨学说的异同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析。其三，儒家学说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以及孟、荀对墨子的批判，这也是后世儒者在触及墨家学说时，不能回避儒墨关系的原因之一。上述三项中，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和孟、荀对墨子的批判，对儒墨关系研究的影响至为深远。绝大多数儒者只知紧随孟、荀之后去斥墨，以避“名教罪人”之嫌。极少数有心认真研究墨子及墨家学说者，则采取隐儒墨之异，显二者之同，尽力融墨于儒，以求取得治《墨子》书的合法地位，这使儒墨关系的讨论步入了歧途。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剧变，国门开放，西学输入和政体更张，儒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削弱。这种变化为饱受孟、荀思想禁锢的儒墨关系研究带来了转机，使尽量公允地评价墨子及其学说并比较儒墨的异同有了可能。例如，光绪末年，清代“汉学”正统传人孙诒让在所撰《墨子间诂·自序》中就一改正统儒家的看法，肯定了墨子“用心笃厚”，其书“可取者十六七”，认为“孟、荀大儒不宜轻相排笮。”同时，这一时期的儒墨关系研究也引入了新观念和新方法。新观念和新方法首先来自“西学”。例如，梁后超以“民约论”比“尚同”，胡适以“实用主义”概括墨子的“实利主义”，并以此为据去分析儒墨异同的作法，就是借鉴“西学”的结果。新观念和新方法也来自马克思主义。冯友兰依据对孔子、墨子各自经济地位的考察，进而分析孔、墨的思想及二者的异同，这正是历史唯物论观点和方法的应用。回顾既往的儒墨关系研究，对前人的历程作一番认真的思考，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儒墨关系、正确认识与评价墨子及墨家学说的前提。

二、“异名同实”与“异方千里”

前人对儒墨关系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异名同实”与“异方千里”。俞樾在《墨子间诂·墨子序》中，引《尸子·广泽》“墨子贵兼，孔子贵公”后说，“其实则一”。这是说，“兼”与“公”虽名称有别，但说的却是一回事，即“异名同实”。此前，唐韩愈撰《读墨子》，有儒墨“相用”说。“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与上述儒墨“异名同实”、“相用”的看法相反，孙诒让认为儒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彼此相悖，因而必然相非。墨子“帷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墨子间诂·自序》）。按照孙诒让所说，儒墨思想就是“异方千里”了。究竟是“异名同实”，还是“异方千里”，这要通过具体的比较和分析方可回答。

（一）“彼夫之道”与“圣王之道”的区别孔子生活于春秋时期，墨子则已进入战国初期。他们活动的历史环境已有所变化。同时，孔子与墨子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也相去甚远。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孔、墨的思想就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墨子出身于工匠，属于当时的“贱人”。《贵义》载：墨子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墨子不为官，也不务农，只是平民。《鲁问》与《韩非子》又记有墨子做车鎋和木鸢的事，可见墨子出身于工匠。工匠属于“庶民”，是当时的“贱人”。虽有墨子曾为宋大夫之说，但考之不确。“贱人”处于周代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宗法制社会的底层，不仅受到残酷压迫，而且永世不得翻身。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襄公九年》）“士之子恒为士”（《国语·齐语》），即是。进入战国以后，周代奴隶主贵族专政受到了更为猛烈的冲击。社会的变化以及工匠的生活经历，都促成墨子站在“贱人”立场上，向不平等的贵族宗法制度展开批判，为下层劳动者的生存和政治权力奔走呼号。对此，墨子是直言不讳的，他不仅自承“贱人”，而且承认自己的言论是“贱人之所为”（《贵义》），即“贱人”的主张。可以说，墨子之学是“贱人”之学。孔子与墨子不同。他生活在贵族宗法制度还没有受到巨大冲击的春秋时期。孔子是贵族之后，少时以“知礼”闻名，后来曾出任过鲁国大司寇摄行相事。孔子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受的周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再加个人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受到冲击的周礼，维护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宗法制度。在孔子看来，周礼得以维护，就是“天下有道”；反之，就是“天下无道”。“天下有道”是孔子的追求；“天下无道”为孔子所反对。孔子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立场是明确的。孔子与墨子在个人背景及学说上的根本区别，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荀子·王霸》称：“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也。”今人蔡尚思也明白指出：“墨子是平民（“贱人”、“役夫”）的小人学派，代表被压迫者的革新派而不是贵族的君子学派、代表压迫者的守旧派。他是手工业者，接近农民而非正式农民。这是墨家独异于儒、道、名、法诸家之处的”（《墨子研究论丛》[一]第4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孔、墨的这种区别，在许多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上均有表现。

（二）“从周”与“背周”的区别孔子“从周”，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孔子对周制情有独钟，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这是说，周礼是因袭殷礼、夏礼完善而成，周以后只能是已经相当完善的周礼的沿袭，而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虽百世可知也”。面对如此完善的周礼，孔子合乎逻辑的结论必定是“吾从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认为，周礼以夏、殷二代的礼为据，其典章、制度、仪礼丰富多彩，蔚为壮观，所以，他主张采用周制。墨子与孔子相反，“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虽然生在鲁国，受到周文化的熏陶，早年或许也曾受业于儒家，但是在许多方面与孔子相背而行。例如，孔、墨确如韩愈所言，“同是尧舜”，但他们各自对尧舜的“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又如，儒家以《诗》、《书》为经典，墨子也熟读这些典籍并引用其中的文字，但《墨子》所引与儒家修饰润色并传至后世的《诗》、《书》悬殊极大。据罗根泽考，《墨子》实引《书》二十九则，其中文字或篇名不见于今传《尚书》的计二十六则，有异者三则；《墨子》引《诗》十则，其中不见于今本《诗经》者四，文字、次序有异者五，全同者仅一。（参见《古史辩》[四]第278页至299页）孔、墨对《诗》、《书》也是取舍不尽相同。上述以及其他方面“取舍不同”，最终归结成对治理社会的为政之道的分歧。所以《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对于墨子的“背周”，不应比照《墨子》设《非儒》篇仅从形式上去要求，而要看事情的实质。例如，墨子“非乐”的实质就是“背周”。《论语》中常常“礼乐”联称，或礼、乐并说。因为先秦时期的乐与诗相连，其内容与本质都离不开礼，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看来，乐的地位极为重要，既关系到治国安邦，也关系到人才的培养。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因此，周制下的乐的权威绝不容动摇。对于“礼崩乐坏”孔子既恼火又忧心。在这种背景下，墨子“非乐”难道还不是“背周”吗？此外，“节葬”、“节用”、“尚同”、“尚贤”等，多有对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批判。冯友兰指出：“墨翟对于奴隶主阶级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于‘周礼’的批判。墨翟虽然没有明确地从根本上批判‘周礼’，但上面所说的墨子的这些主张的实际意义，就是反对和批判‘周礼’”（《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20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墨子的“背周”，实质上是存在的。墨子的“从夏”不是机械复古，而是以大禹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精神与实践为榜样，来要求自己并创立墨家学派。从《庄子·天下》可以显然看出墨子对“禹之道”的推崇、效法。在上述意义下，墨子“从夏”也是无误的。

（三）“尚贤”与“举贤才”的区别墨子“尚贤”，孔子“举贤才”。但是，孔墨对贤人的要求，以及选拔贤人的原则、方法都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的实质，是对贵族专政宗法制的态度。墨子对之批判，力求改革；孔子对之维护，力求保存。首先是“为贤之道”，即做贤人的途径不同。墨子的“为贤之道”是为民谋利，救民于水火，使他们能够各安其生。即所谓“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尚贤下》）。孔子的“为贤之道”首要是学习和掌握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周礼，遵照周礼完善个人的修养。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可见，只有用周礼约束自己，虔诚维护周礼，才算得仁人、君子，即贤人。其次是“众贤之术”，即选拔贤才的原则和方法不同。墨子的“众贤之术”是，视德义而举贤，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这就是“列德尚贤”，“以德就列”。他说：“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举之，无能则下之。”“举义不辟贫贱”，“举义不辟疏”。（《尚贤上》）这表明，不受亲疏、贵贱的影响，只以德义为根据去选择人才，是墨子“尚贤”的唯一原则，即所谓“无异物杂焉”（《尚贤中》）。孔子的“众贤之术”则不然。他虽然也说“知贤而举”，但更要求“君子笃于亲”和“故旧不遗”（《泰伯》）。对于贵族来说，其新族和故旧自然也是贵族。所以，“亲亲”就是“贵贵”，就是对下层劳动者（“小人”）的排斥，其实质是维护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宗法制。这与墨子高举“不党义兄，不偏富贵”（《尚贤上》）的旗帜向贵族宗法制所做的冲击相比，两家“众贤之术”的天壤之别不言自明。

（四）“尚同”与“畏大人”的区别墨子“尚同”，孔子有“畏大人”之类的说法，这二者也有实质的不同。墨子的“尚同”即“上同”，是要求百姓与为政者一致，下级与上级一致。“尚同”是确保实现“尚贤”的一项重要措施。“尚贤”的目的是是依靠贤人治理天下，即所谓“义人在上，天下必治”（《非命上》）。为了避免上下不一，使贤人确能有效地治理天下，就必须使治下的官员、百姓与在上的贤人保持一致，服从其领导，这就是“尚同”。在墨子看来，有了“尚同”，就有了贤人的政治，就有了天下的大治。所以他说：“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是以乡治。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是以国治。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是以天下治”（《尚同中》）。确实，墨子的“尚同”，强调最终要“上同于天”（《尚同上》）。这是因为，“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天志下》），所以“上同于天”，就是推行“中国家百姓之利”（《天志下》）、“爱天下之百姓”（《天志上》）的“义事”。其次，“天”是百姓、王公、大人乃至天子的最高监控者，“上同于天”又为“义事”的推行提供了监督和保证。例如对于“兼爱天下”的君王，“天”要加赏，“使之处上位”，“立为天子”，称为“圣人”。对于“兼恶天下”的君王，“天”要加罚，使其“国家灭”，“失社稷”，累及自身，称为“失王”（见《天志下》）。可以说，对于督促天子行义，禁行不义，“天”是最有权威的监督者。上述表明，这种以“尚贤”、“上同于天”为基础的“尚同”，其实质完全不是什么贵族专制统治的强化，正好相反，它是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约束、监督和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墨子的最大希望是保证“义人在上”，成就“义事”，实现墨家使百姓“此安生生”的理想与追求。孔子的“畏大人”与墨子的“尚同”相较，无论是提出问题的根据，还是思想的实质，均有根本区别。《季氏》引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正义》引“杜注”说，“大人”指的是天子、诸候、卿大夫等“在位者”；“畏大人”是说，“秉礼怀刑，必无干犯其长上者。”孔子提出“畏大人”的根据是周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严格而又明确的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的划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礼仪和道德规范。按照周礼的规定，臣对君，要“事君以忠”（《八佾》），“不违君言”（《子路》）；子对父，应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学而》），甚至对父亲的过失也要“子为父隐”（《子路》）。总之，周礼要求一切在下者要对在上者绝对服从，不允许“居下流而讪上”（《阳货》），更不允许居下者“犯上”“作乱”。正是根据周礼，才有了“必无干犯其长上者”的“畏大人”之说。由此看来，“畏大人”所根据的是周礼，其实质是维护与强化奴隶主贵族专政的等级制。这与墨子的“尚同”是明显有别的。

（五）“兼爱”与“泛爱众”的区别“兼爱”是《墨子》“十论”中的一项基本主张。“兼爱”的基本意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即“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因此，墨子也称“兼爱”为“交兼”（《兼爱下》）。“兼爱”的互爱互利，要求首先去爱他人，而且应当爱人如己。墨子认为，只知爱己而不知爱人，是人们之间不能相爱的原因。所以，真正的“兼爱”必须是爱人如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这种爱人爱己，是不是要求人们只是一味利他，毫不考虑自己呢？也不尽然。墨子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所以，“为彼者，由为己也”，“为彼犹为己也”（《兼爱下》）。所以，爱人与爱己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兼爱”还应当是不分贵贱地爱所有的人，即“兼爱天下之人”（《天志下》），特别是“兼爱天下百姓”（《法仪》）。这是因为“兼爱”以墨家的“仁”、“义”为根基，甚至可以说“兼爱”就是“仁”、“义”，“兼即仁矣义矣”（《兼爱下》）。而墨家“仁”、“义”的主旨就是平等与互爱，即墨子所说：“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天志上》），“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百姓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天志中》）。这表明，平等相处和互相关爱，尤其是对那些饥贫“百姓”、“万民”的关爱，是墨家“仁”、“义”的追求。因此，以“仁”、“义”为本的“兼爱”，必然反对奴隶主等级制的歧视和压迫，要求施爱于天下所有的人，特别是要施爱于下层的劳动者。这就是“兼爱天下之人”，“兼爱天下之百姓”。孔子也讲“泛爱众”和“爱人”。但与墨子的“兼爱”不同。墨子的“兼爱”植根于墨家的“义”，孔子的“爱人”则与儒家的“仁”紧密相连。“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又说：“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爱人”是不能离开“仁”的。孔子的“仁”由“礼”来规定，即“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礼”的核心是政治的封建关系与家庭血统关系的合一，即家族统治与以贵族统治为基础的贵贱等级划分的合一。当孔子用“礼”来规定“仁”时，也就同时规定了由“仁”引发出的“爱人”。孔子的“爱人”必须符合并充分体现“礼”的基本精神——明贵贱与别亲疏。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就是明证。孔子的意思是，“仁”是“爱人”，但最主要的是亲爱自己的亲人。所谓亲爱亲人，就是加官进爵以为鼓励，即“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同上）。很明显，能够通过“尊其位，重其禄”以示亲爱和被亲爱的人，只能是贵族。因此，这样一种以“亲亲为大”的“爱人”，其根本只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家族之爱，所维护和强化的也只能是奴隶主的宗法制。“爱人”又称“泛爱众”，这是不是也包括爱那些“怀土”、“怀惠”和从事农工劳动的“小人”呢？《论语》中有二十四处谈到“小人”。其中，除了有关“小人”的“喻于利”（《里仁》）、“长戚戚”（《述而》）、“同而不和”（《子路》）、“骄而不泰”（《子路》）、“穷斯滥矣”（《卫灵公》）、“不知天命”（《季代》）等大量的贬词外，只有两处谈到了“小人”应有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在孔子眼里，“小人”仅仅是被统治和被驱使的人。如果我们拿“小人”的这种状况与“尊其位，重其禄”的“亲亲”之爱相比，哪里还有对“小人”之爱可言呢？孔子的“爱人”已经把“小人”置于一旁了。有人指出，孔子的“爱人”讲忠、孝、友情，墨子的“兼爱”也讲惠忠、慈孝、友悌，这不足以表明二者的相通为一吗？其实不然。墨子的惠忠、慈孝、友悌等皆统摄于“兼”（见《兼爱下》），其基本意义仍然是对等级歧视的反对，是人与人平等相处的互爱互利。相比之下，孔子的忠孝就是另一回事。《学而》引有子的话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表明，孔子的忠孝皆归于“仁”，归于“礼”，其本意是对贵贱、尊卑、上下这种等级划分与等级压制的维护，是对“居下流而讪上者”（《阳货》）、“犯上作乱者”的制约。在孔子和墨子那里，惠慈忠孝等，其名虽同，其实也异。因此，以惠慈忠孝诸名的采用为据，证墨子“兼爱”与孔子“爱人”的相通为一，其说难立。又有人提出，《礼记·礼运》载，孔子曾提出“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种“大同”的思想，被认为与墨子所说的“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兼爱下》），“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兼爱中》），“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爱下》）等，几无二致。对此，一些著名学者曾有过论述。如张岱年指出：《礼运》乃“周秦之际之儒家之所作”，其作者可能属于“子游氏之儒”；其中引孔子语所述之“大同”，是儒家后学受墨家影响的表现；“大同实乃儒家吸取墨家思想后创立之社会理想”（见《中国哲学大纲》第279、2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礼记·礼运》所记有关“大同”的文字，并不能说明“兼爱”之说与孔子思想的相通为一。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在思想的阶级背景下，还是在对待周制及尧舜的态度上，乃至于一系列具体的主张上（如“尚贤”与“举贤才”、“尚同”与“畏大人”、“兼爱”与“泛爱众”等），儒墨两家均有根本的区别。韩愈所谓：儒墨“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是很难说服人的。实际上，被后人作为重要根据，以论证儒墨“其实则一”的这篇《读墨子》，连韩愈自己也没有认真地对待。因为他在《与孟尚书书》中所说，完全推翻了《读墨子》之所论。“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故曰：‘能言拒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孟子虽圣贤，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韩愈已然自语相违，这是十分明显的。对于其中的原因，我们难于一时说清。但有两点与我们的讨论相关：其一，这种自相矛盾表明，“儒墨相用”并非韩愈一以贯之的观点；其二，不管是尊孟非墨，还是尊墨非孟，似乎都有某种实用的考虑。如人称韩愈之尊孟非墨，“意以己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韩昌黎文集校注》第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对于韩愈的《读墨子》应做具体分析，对于“儒墨相用”、“其实则一”更应再三思之。韩愈对墨家和《墨子》的讨论，是上述情形的一个例子。他的《与孟尚书书》，指乱世之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赞孟子“拒杨墨”有济世之功。这是儒家对墨家和《墨子》的彻底否定与弃绝。他的《读墨子》，把墨子的“上贤”归入孔子的“进褒弟子”，把墨子的“兼爱”归入孔子的“泛爱亲仁”……，这种溶墨于儒式的“读墨”，实际上是对墨家的另一种形式上的曲解。回顾既往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今日和未来。我们今天研究墨家学说和《墨子》，有必要汲取过去的某些教训，以求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对墨子和墨家的思想加以整理，给出解释。

墨家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以下是我整理的墨家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墨家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篇1

【摘要】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主要哲学派别之一，与孔子（儒家）、老子（道家）为代表的三大汉族哲学体系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的尚贤治国论、崇尚节俭的哲学观念、兼爱、非攻，以人为本的社会伦理对当代公民的道德水平、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墨家军事防守思想和非攻兼爱思想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墨子；兼爱；非攻；价值观

一、墨家思想的影响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墨子学说在当时影响如日中天。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

墨子的思想与主张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以政治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在《墨子》一书中所撰写的《兼爱》、《天志》等篇目中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这也是墨子哲学观念重要主张。墨子认为在战乱时代，地方割据势力之间为争夺领土而发生的战争，以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争执，演变发生“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这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

发生争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兼爱”精神的缺失，墨子曰：“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必不忠惠，父子不相爱则不孝慈，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讲的就是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兼爱”的缺失，墨子认为唯有“兼爱”得到大众的认可，并发扬其精神，这样，天下才不会大乱，人们才能和平共处，才能创造太平盛世。

墨子对“兼爱”的叙述为简称为“仁”，把信仰“兼爱”理念的人称为“仁人”，与儒家提倡的“仁”在道理上相近，但在具体以细节内容上则有着根本的区别。儒家学说主张的“爱人”是依照封建宗法制度的“亲亲”理念对远近亲疏不同的人有先后轻重之分。而墨家学说主张爱无贫困差别，爱无厚薄。在“兼爱”基础上提出的“非攻”理念，在大爱面前反对非正义的攻伐战争，它是“兼爱”思想在地方政权相互竞争方面的延伸。

“兼爱”思想是墨家学说思想的核心理念，它蕴含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兼相爱”，就是要普通大众待人如己、爱人如己、相亲相爱。并以理想化的思想境界，达到墨子所希望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当代，发扬墨家“兼爱”思想，有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

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高等生物，人与人之间和群体关系与动物之间的族群关系不同，人们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构成了一定区域内的社会关系。“人的发展是社会的手段，又是社会的目的；人的发展是社会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所以，要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就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论，“兼爱”思想恰恰如实反映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与人之间不仅仅是金钱与名利的关系，在促进经济社会与人们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的同时，发扬墨家“兼爱”思想，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观。

三、“尚贤”，是实现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根本

“尚贤”思想是墨家学说中最实用的政治主张，就是主张国家政府实行任贤用人。墨子认为“国家治薄”的原因在于“贤良之士寡”，墨子在提出“众贤”与“尚贤”措施；所谓“众贤”就是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而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选贤用能，对社会有用的人“将富之、贵之、誉之”。从而达到国家的贤良之士增多，同时也就面临着政府如何选拔和使用这些对社会有用的贤人的问题。

在选用贤良之士方面，墨子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墨子在“尚贤”思想的最核心的体现，它贯穿着墨子的整个任能用贤的政治思想。在人才选拔上，要做到“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的深刻问题，人才选用得当，则对国家繁荣昌盛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甚至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而墨子提出的“尚贤”思想不是一种空洞的理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一种可操作性的选贤制度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

墨子认为通过任用贤人政治主张，就可使官府殷实，万民富足，从而最终达到整个国家长治久安、民族的繁荣昌盛。

虽然距今已过去了两千多年，但墨子所倡导的“尚贤”思想和“尚同”的主张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墨子的“尚贤”学说仍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尚贤”，是实现国家昌盛、民族富强的根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目前走具有中国特色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前，选用贤能担任国家重要岗位，有效的发挥其才能，为远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铺路。

墨家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篇2

摘要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平民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热心施教，积极求知，所创立的墨家学派是一个有比较严格组织纪律的团体，墨子培养的学生有德行、有辩才、有技艺，他们能文善武，技艺精湛。墨子和他的墨家学派在机械制造、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斐的成就。今天看来，墨家的育人理念与高职院校培养德才兼备技术型人才的目标颇有相似之处，对班主任工作来说，墨家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适应时代的育人要求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尤其值得借鉴。

关键词 ：墨家思想；教育理念；高职

班主任工作墨子是先秦时代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主要思想观点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强力”“节用”。墨家学派在先秦时代影响力非常大，曾一度超过儒家，孟子曾经这样评论：“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墨子著书立说，设坛讲学，“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弟子：有精通攻守战术的大弟子禽滑釐；有因卫君无道背禄向义深为墨子欣赏的高石子；有德才兼备被墨子称为“骐骥之才”的耕柱子；有起初横行乡里为人不齿，后学墨子之术成为天下名士显人的高何、县子硕等等。据西汉刘安《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意思是说，墨子有名望的学生就有180人，这些学生都对墨子非常服从，他们都是不避艰险、奋不顾身、至死也不会回头的人物。墨家作为手工业阶层的代表，尤重艰苦实践，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就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用今天的话说，墨子几乎是中国百家中唯一与逻辑学、自然科学，以及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接近的一家流派。无论从哪方面说，墨子都是中国古代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高校班主任工作艺术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墨子生活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诸侯混战的战国时期，看多了以强执弱、以富劫贫、以贵傲贱的不公平现象，他以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提出了“兼爱”的思想。墨子批判了当时不兼爱的社会现象：“今国之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呼吁人们要“兼爱”，兼爱，就是平等与博爱，“爱人之家若己之家，爱人之国若己之国”，如果“天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墨子号召他的学生为天下兴利除害，“利天下，利万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维护公理与道义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墨子为救民于水火，侠肝义胆，为了制止诸侯间的非正义战争，一方面，他“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席不暇暖，墨突不黔（席子来不及坐暖，烟囱也来不及烧黑），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另一方面，带着弟子制造兵器，为弱国助力。《墨子公输》就记载了墨子为制止强大的楚国侵略弱小的宋国，穿着草鞋不辞辛苦连走十天十夜来到楚国都城郢，以雄辩口才和强大的后方防御力量软硬兼施说服楚王放弃非正义战争，为宋国百姓解除了灭顶之灾。这种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作为学生思想工作的引路人，班主任在引导学生做一个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人方面负有很大的重任。古人云：“邦无道，富且贵，耻。”国家危难之际，有知识分子或投笔从戎或毁家纾难；建国伊始，为了建设新中国，一些专家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蹲守山沟沟里作科研。也许有人说，悲天悯人是从上而下俯视众生的态度，我们绝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资格；有人会说，现在是和平年代，大家都过着小康富裕的日子，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悲天悯人的了。其实非并如此，班主任要教育学生，和平年代自有和平年代的悲悯内涵，它表现为当国家需要我们时，是否愿意全心奉献；当同学遇到困难时，是否伸手相助；当灾区需要援助时，是否慷慨解囊；当山区需要人才时，是否愿意放弃城市的优越条件。作为大学生，是做一个关心时事与民生的忧天下者，还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甚至浑浑噩噩混日子的蠹虫？作为高校班主任自身，也应该以悲悯情怀体察他人感受，常抱怜悯之心，常怀宽容之情，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学生保持宽容慈爱，以教育之心去育人。班主任要为所有学生的未来着想，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生活与心理健康，而不只是把教书当作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怀一颗悲悯之心，用爱与付出推动教育改革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碾出开阔崭新的教育新生活。

二、顺应时代的育人标准

墨子招收门徒，并努力把他的弟子培养成有时代担当的英雄侠士。《墨子尚贤上》对人才标准的描述是：“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技艺”是墨子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德行”，是指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德”为衡量人的标准，要求统治者“以德配天”，要求读书人通过“修身”完成“君子人格”塑造。先秦诸子百家都非常重视“德”。在《墨子》一书中，“德”的重要性也被多次提及。墨子还非常强调“行”的重要性，墨子认为“行”就是不断做事，要求弟子“力行”，尽自己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并且要有很强的行动力，只要这件事情是对的，就要立刻、马上去做。“行”以“德”为标准的，符合“德”才能做，不符合德的坚决不能做。墨子对弟子要求很严格，他有一个弟子胜绰，随项子牛三次攻打鲁国，这种不义的行为违背了墨家精神，墨子就派另一弟子前去交涉，请项子牛辞退胜绰。墨子自律极严，率先垂范，有一次他的弟子公尚过为他在越王那里谋了个官职，越王许以五百里地迎他做官，墨子却没有答应，他的理由是不能以行道的理由向越王索取土地，况且他认为自己的节用思想也不会被越王所采纳，不能为了高官厚禄而出卖义。墨子这种注重德行，强调身教的思想在他的《墨子修身》篇里有论述：“源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君子只有率先垂范，才能教育别人，要老老实实践行仁义，别人才会信服你。“厚乎言谈”是人才的第二个要求。逻辑清晰，厚重有度的言谈，是内在才情和外在魅力的重要表征。一个长于言辞论辩的人必定知识广博，头脑灵活，其素质和能力都超越他人。墨子生活的战国时代，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口才的重要性，“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个人拥有好的口才不仅可以平步青云，还可以起到安邦定国的作用。先秦对口才的重视，以至于形成众多辩者云集的名家流派，墨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墨子擅长言谈，《墨子》一书每一篇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子墨子曰”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对比分析，时而反诘疑问，时而自问自答，说理清晰透彻，议论浅显易懂，墨子丰富而系统的逻辑思想，对后来的说理散文产生深远影响。“博乎道术”是墨子人才观的第三个标准。“道”，是指人或事物所遵循的轨道；“术”可以理解为读书人必须掌握的各种技能，对农夫来说就是“耕稼树艺”，对农妇来说就是“纺绩织布”，对达官贵人来说就是“听狱治政”。社会有不同的分工，每个人都要干好自己分内之事，为国家效力。墨子反对死记硬背以“六艺”为主的文史知识，主张学以致用，注重以实践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修身》）。墨子和他的弟子在从事手工业制造的同时，在数学、几何、物理、光学、声学、机械制造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与贡献，这些贡献即使在当时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比较先进的。比如数学方面有倍数、级数的概念。在几何方面对圆、长方形、直角方面的定义都非常准确。在物理方面涉及杠杆原理。在光学方面最值得一提，有小孔成像的实验研究。在机械制造方面更是精巧细致，在军事、农业与手工业等方面都非常实用。“德行”、“言谈”、“道术”，构成墨家经世致用的人才规格。首先，“德行”是立人之本，“言谈”是沟通之媒，“道术”养身之技。对比墨子的育人标准，高职院校育人又何尝不如此？“立德”“明德”“修身”是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作为大学班主任，应该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首位，一个品行不端的毕业生，无论他技能学得怎么好，首先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更不用说服务社会了。第二，高职院校的学生，不能培养成做事的工具，那样只能成为“半个人”，大学生应该具备对外界事物和事件的认知与表达能力，要懂得如何与人沟通交流表达情感，要具备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服他人的能力。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现象的审美能力就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绕不开的话题，高职班主任应该有意识地创设情境培养学生表达自己展现自己。第三，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最终落在培养特色上，这个特色就是高职学生的“职业性”，是区别于本科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因此，为学生提供一技之长的谋生手段是高职院校的根本使命。班主任要督促并鼓励学生学好一技之长，以更好地立足于社会。

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墨子主张“非命”、“强力”，即反对天命观，主张积极发挥人类自身的能力改造自然，发展生产。他说，“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也”，是害民乱国的东西。认为人的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而是人积极可为的，人的努力完全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因此，墨子极力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家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有点公共意识，遇事只是抱怨自己命不好，而不去反思检讨自己，把一切都归为宿命，把人放到了一个完全被动态度，是不好的。墨子反对怨天尤人，主张“强力”，即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份内之事。他说，人与动物不同，动物民羽毛为衣裘，以蹄爪为裤屦，以水草为饮食，雄的不用耕田种地，雌的不用纺线织布，只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条件就可以生存，人类则不同，社会的治安，人民的饥饱，全在人力，人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才能获得生存，社会有不同的分工，农夫要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农妇要夙兴夜寐，强乎纺织，多治麻丝葛绪；百工要积极修舟车为器皿；商人要“之四方”，不怕“关梁之难，盗贼之危”，这是他们的“分事”，每一个公民都要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生产财富，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富裕，生活才能幸福。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墨子的非命强力思想，对高职院校学生来说，也是很有启发的。九五后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娇生惯养，没有吃过苦受过累，遇上点难事就产生畏难情绪，事情做不成功则怨天尤人，在学校里没有学到多少本事，毕业后面临着失业的危机。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处于失业状态，其中不少选择“啃老”；即使工作一年的人，对工作的满意度也不到一半。从“天之骄子”到“蚁族”的变化，使得这些人产生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的悲观思想。高校班主任是学生的“精神领袖”，要给学生多一些关怀和教育，让学生明白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幸与不幸，与其一味怨天尤人，争“最不幸”的头衔，倒不如积极努力，创造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时的失意，并不意味着一生的失意，年轻时受些挫折，反而对未来的人生有更多的帮助。班主任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告诫学生担负起时代的责任，不向命运屈服，勇于自立自强，以自己微小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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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学派，墨子提出非攻，尚贤，尚同等一系列主张，其中，尚贤的含义是什么？

墨子从治国安民的目的出发，提出了“尚贤”是“为政之本”的观点。他指出，国家之所以“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原因在于“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他认为当政急务在“众贤”，即搜求大量人才，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墨子反对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看法，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他强调，国家用人应打破等级身份,“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让其有职有权，发挥作用。这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改变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参与政权的愿望，是对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度的冲击，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墨子“尚贤”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荀况反对“以世举贤”，认为“王公士大夫”与“庶人”的子孙地位可以互易；韩非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要从地方和下层中选拔人才，这些都是对墨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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