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为什么重视诗体（刘勰的文艺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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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艺观的理解？

刘勰文艺观点主要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生态文艺观。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

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扩展资料：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从明诗浅析刘勰的诗学观

《明诗》作为《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第一篇，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梁以前的诗史，它具体的说明了诗的源流以及诗的发展规律，也反映了刘勰的诗学观。从《文心雕龙·序志》中能够得知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有三：一是，立言达到不朽；二是，宗经以纠正当时的浮靡文风；三是，不满魏晋以来论文著作体小不周的现象。同时《序志》中也提出了“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辨乎骚。”的“文之枢纽”的观点。可以说刘勰的诗学观很大程度受其创作目的和“枢纽论”的影响。

《明诗》中讲了刘勰对诗的认识“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汉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福焉尔。”我们不难看出，刘勰继承了儒家传统的诗学观念，诗言志，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可以扶持端正。刘勰的诗学观在对儒家传统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他的感物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里的“情”是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一切能流泻于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物”则是能够触动文人情感的外物。志则需要与情结合吟而成诗。刘勰的感物吟志，在现了诗歌创作发生到完成的一个过程。并指出诗是志的所向，诗歌创作离不开情和物。这一观点可以说对后代文人创作影响极其深远。刘勰还很重视创作主体的性情。如“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刘勰认为每个人的气质不同，或柔或刚，每个人的创作风格不同，很少能有兼善各体的，所以要随性适分，根据个性来进行创作。

刘勰因为要贯彻其“宗经”的主张，所以将《诗经》的四言诗称作正体。但《明诗》中对五言诗的叙述可以说是着墨众多，所以说刘勰也是很看重五言诗的。其看重五言诗的原因是五言诗具有风格清丽的特点。《宗经》篇记载到，“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而这里的“风清”可以等同于五言诗的“清丽”。“风清”就是指诗歌的情志要写的有生气、俊爽。而诗歌的“风清”是通过学习经典得来的。

刘勰认为创作的诗歌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精神。他对建安时期的诗文十分赞赏。因为建安时期的文风“慷慨以任气。”而对东晋的玄言诗很摒弃。“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尚忘机之谈。”社会环境及其恶劣的时候，士人们崇尚空谈，不用情志关照世界，那么作品的内容是空洞的，情感是空虚的，这样的作品不能以情理感动人，也不值得大家阅读和推崇。

总的来说，刘勰的诗学观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儒家的诗学传统，他非常的重视诗文的政教 功能。在《明诗》最后的赞，更是道出了刘勰的诗学主张，诗歌表达情志，能够教化，富有文采。

              参考文献：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5

“取镕经意，自铸伟辞”，刘勰何以要特别地赞扬、推崇屈原之《离骚》呢?

从《离骚》的观念艺术风格及其其深刻影响看来，其主要表现如下所示：取镕经意，自铸伟辞。刘勰觉得《离骚》与经典相比，有“四同”、“四异”。所说“四同”，即指“陈尧、舜”、“称禹、汤”的“典诰之体”；“讥桀、纣”、“伤羿、浇”的“规讽之旨”；“虬龙以喻谦谦君子，云霓以譬谗邪”的“比兴手法之义”；“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的“忠怨之辞”。就全篇中心思想言，这“四同”，实际上就是《离骚》“取镕经意”的主要内容。

衣物诗人，非一代也。刘勰觉得，以《离骚》为象征的诗经楚辞，其“取镕经意”，“自铸伟辞”，“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金相玉式”，危害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效用。《时序》篇上说汉武帝刘彻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词赋家的写作拥有很多转变，但总体趋于，或是在效仿司马迁和诗经楚辞，但后代对司马迁和诗经楚辞的效仿多有不一样。

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这也是刘勰对司马迁《离骚》之“自铸伟辞”的进一步点评，关键在于突显注重《离骚》之辞采的造型艺术感染力和感召力，表现了刘勰对才华之美貌和艺术魅力的高度重视和亲睐。刘勰例举诗经楚辞的主要著作，这种著作尽管各自源自司马迁、宋玉、景差和民俗的祭热曲，各具艺术风格，却全是“惊采绝艳”的意味着，刘勰觉得“难与并能”，是没什么一点贬意的。闻一多高蹈长吟的历史典故源于《世说新语》：王孝伯且谓“名流不务必天才,但使常得没事,痛喝酒,通读《离骚》,便称做名流”，但闻一多的思想则上接《离骚》，直承司马迁。

“不有司马迁，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当《诗经》以扎实的客观精神实质和清楚的历史时间观念为周朝的慕应雄作家作了汇总，那样，在雅致寝声以后，在战国风云环境下，在楚地文化艺术当中，诗经楚辞则以深遂的情绪能量和蕴意丰富的初始意境，为后人出租车大家孤单、敏感、痛苦而孤身的内心带来了栖居之所和精神世界。如同诗仙李白常说，“正声何微茫，凄楚起骚人”，在世间踽踽前行的文人，只需有迷茫、有未遇，便会变成作家，便会觉得诗经楚辞的沉郁与慰藉，便会与司马迁站在一起，在两千多年的精神实质偕鸣中得到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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