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归田园居（陶渊明为什么归田园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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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是什么

陶渊明于二十岁时踏入官场，然而在官场沉浮十余后，他便辞官隐退，归隐田园。那么陶渊明为什么归隐?下面是我为你搜集陶渊明为什么归隐，希望对你有帮助!

陶渊明为什么归隐

陶渊明曾于二十岁踏上仕途，在官场为官十余年，最后辞官归隐，过上悠闲舒适、平静自在的田园生活。他的归隐可以说既出于他自身的淡泊名利、洁身自好、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也是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所迫。

陶渊明辞官归隐的 故事 大概是这样的：陶渊明自二十岁踏入仕途，虽有一身才华和抱负，但是却得不到重视，到了二十九岁，他才做到了江州祭酒这一官职，然而因为难以忍受官场上的那些繁文缛节，做了不久后就辞了职。之后在家悠闲了五六年，直到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手下当了一名小吏，但是不到一年时间，陶渊明又因为他母亲去世而辞职回家，一待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毕竟是名将的后代，在官场中很有名气，因此，在他四十一岁的时候，他被推荐担任彭泽县令一职。之后在彭泽当了十几天县令的陶渊明听说东晋权臣刘裕自封车骑将军，掌管各州 军事 ，只自己的抢夺皇位的野心只差一步的消息后，预感到晋朝已名存实亡了，心灰意冷之下，便回了家，这时的陶渊明已有了辞官的念头。之后更是遇到浔阳郡督邮前来巡查那件事，让他不仅做出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美谈，同时也坚定了他辞官隐退的决心。就这样，陶渊明结束了他十几年的官场生涯，归隐田园。

归隐后，陶渊明一直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虽然心中尚有不能施展抱负的苦闷心情，但是对于那般黑暗的官场生活并没有丝毫留恋。

陶渊明生平简介

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被世人成为靖节先生，家乡位于浔阳柴桑。他是东晋末期至南朝宋初期颇为著名的伟大诗人、辞赋家，拥有众多优秀作品流传于世。陶渊明曾踏入仕途，先后出任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等官职，最后一次出仕担任的是彭泽县令这一官职，上任八十几天后就辞官离开，就此归隐田园。

陶渊明的家境最初并不差，毕竟从关于他父亲拥有小妾的 历史 记载来看，他的家境不会差到哪里去，而自他父亲去世后，他们家才逐步走向没落。从陶渊明的诗作中可以发现到了他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家的生活已经相当贫寒了。

陶渊明自小就学习儒家经典，喜好悠闲宁静的环境，早年陶渊明曾受过儒家和道家的 教育 与思想熏陶，因此他曾身怀远大志向，也曾非常向往 自然 ，这为他之后辞官归隐田园打下基础。陶渊明在二十岁的时候踏入官场，开始他为官生涯，以求生计。而在官场动荡欺负十几年，喜好自然悠闲生活的陶渊明早已厌倦了那种充满利益算计的官场生活，最终还是选择辞官归隐田园，远离尘世官场。

陶渊明的成就并不在官场，最大的成就还是在文学方面。陶渊明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极高，所著诗作文章皆是极为优秀的作品，他所著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共有137篇，其中诗歌125首，文章12篇，被后世之人编集成《陶渊明集》。

陶渊明的品质

陶渊明有着很多文人士大夫向往的高尚品质，他拥有淡泊名利，坚持本心，不愿与世俗的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他还相当自尊自爱，安贫乐道，拥有常人难有的平静自然的心境。

由于年少时期受到家庭和儒家教育的影响和熏陶，陶渊明很早就拥有济世之志，期望建功立业，在仕途上有所大作为，能够为国家为百姓干出一番实事。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 政治 官场相当黑暗，官场上的要职都被贵族所垄断，背景不够雄厚的寒门之人只会遭到贵族们的压迫，因此陶渊明即使身负济世的远大志向，但是却无法得以施展。不仅如此，陶渊明身在官场就避免不了与那些官场上的人物应酬，这些使本性正直、向往自然闲适生活的陶渊明非常难以忍受，因此，最终他作出了辞官回归田园的选择。从中就能看出陶渊明身上不慕功名利禄，坚持本心，不随波逐流的高尚品质。

辞官归隐田园后，陶渊明在诗文方面大放光彩，他借助诗歌抒发自己胸中的情感，倾诉自己心中的喜怒哀乐，所著诗歌无一不是佳作。而从他的那些诗作中，不论是饮酒诗，还是咏怀诗，亦或是田园诗，都可以看出陶渊明对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的喜好，以及他淡泊旷达、安贫乐道的高尚人格。

总的来说，陶渊明身上有着许多值得世人学习的高尚品格，不仅是后世文人学者学习的目标，也是平凡人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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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为何归隐田园

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会浮现出来：这是一位遵从自己心愿而归隐田园的诗人。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在枭雄桓玄、刘裕手下任职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98年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桓玄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2年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04年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但对这条文字，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引了另外一本史书《续晋阳秋》的记载：

(袁)宏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之父桓彝)。”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

显然，这两则记述极为相似，我们不必追求两者之间究竟是张冠李戴了，还是都曾发生过，桓、陶两家故事可以有这样的纠葛，透露出两家在彼时高门世族视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渊明而言，其家族从曾祖陶侃开始，为国家勋臣，到诗人这代已然衰落，作为旧家子弟，陶渊明的自我认同或许是很以祖先为傲的，但实际环境之中则远非如此，其不受高门世族之尊重，与桓氏颇为类似。这或许是陶渊明与桓氏之间一种精神合契的基础吧。

陶渊明为什么归隐田园?

陶渊明由于看不惯当时官场的黑暗，不想与贪官同流合污，所以毅然决定归隐田园，每天过着清闲的平民生活。对于他隐居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隐居这件事，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1、积极态度：他为了不与那些贪官同流合污，于是归隐田园。不追求荣华富贵的生活，淡泊名利，反而钟情于平淡的生活。

2、消极态度：他不敢单独于官场上的贪官对抗，不敢指出官场的黑暗，只是对这些不好的东西视而不见。他选择了逃避，选择远离官场，到民间过平淡的生活，不想与贪官公然对抗，为百姓谋取福利。

拓展资料：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

），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

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后世称“陶靖节”。

陶渊明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归隐田园呢？

陶渊明的官场生涯，若不算上最后一次只为稻粱谋的彭城令，可谓是“三进三出”，他最后为什么归隐？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跟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出身、政治抱负、人生观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晋、刘宋交替的大动乱时代，当时各方面的社会矛盾都极为尖锐。西北少数民族时时侵扰中原，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又混战不断，东晋王朝苟安江南，世家豪族把持朝政，底层人民的生活暗无天日。正如《宋书》所载：

“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

陶渊明的军乡江州当时是兵家要冲，战乱时有发生，民生更加艰难。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引发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起义，战火燃及江南多地，且持续长达12年。同时东晋王朝的统治者内部也互相倾轧，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以后，先是司马道子父子专权，接着是桓玄起兵夺取政权，之后刘裕消灭桓玄自立，东晋王朝灭亡和刘宋王朝建立。

陶渊明处于这样的社会现实，身受其害。对他世界观的形成，生活道路的选择，以及诗文的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陶渊明是一个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的文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拜大司马，封长沙公，与名相王导齐名。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做过太守。但是到了陶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八岁就死了父亲，生活日趋贫困。

他曾祖父陶侃虽然高官厚禄，但他出身于湖南武陵的溪族，不是正牌的士族，所以一些贵族官僚背地里仍骂他是“溪狗”、“小人”。到陶渊明时家境又破败，所以他只能是属于庶族地主阶层的。

陶渊明生活的时期，正是门阀制度的全盛时代，魏晋以来实行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这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取仕制度，世族子弟把持高官厚爵，而庶族子弟只能做州县小吏，形成一种“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局面。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这就注定他的仕途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陶渊明青年时代和一些正直的文人士子一样，也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从小就深受儒家的熏陶，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之中。他自己就说过他“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他酷爱儒家经典，“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儒家的道义教他“佐君立业，治国安邦”，因而他从小就立下了“大济于苍生”的宏愿。

这些表明陶渊明年轻时候就具有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怀着“大济于苍生”宏愿的陶渊明，29岁时第一次踏上了仕途，做了江州祭酒这样的一个小官。但不久他就辞去了官职。对他这次出仕，《宋书·隐逸传》说陶渊明“亲老家贫，起为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薄，不就。”陶渊明在诗中也说：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陶渊明为什么“少日自解归”?他自己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史籍又无旁的记载，所以后人议论纷纭。其实根据陶渊明的性格，分析一下当时的社会现实就可以知道。

前面已说过，当时是门阀制度鼎盛的时代，那些掌握大权的士族官僚们，“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炳。”而陶渊明是一个“性刚才掘，与物多忤”正直孤傲的人。他落在这样一班作威作福、狼狈为奸的上司们手下，怎么能受份了这种欺凌和蔑视呢？

他感到自己与那些善于奉迎巴结、利欲熏心，毫无操守的仕途小人为伍，实在是多有所耻，与心志相违的。所以他一踏上仕途不久就说出“不堪吏职”之言，发出“志意多所耻”之叹，就“少日自解归”了。

第一次出仕经历，陶渊明初步认识到要通过仕途来实现理想抱负的艰难。但这次出仕的遭遇还未使他完全丧失信心，他还相信也许会有一天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的。

这次辞归后，他闲居家园大约有6年之久，到他35岁那年，他才又到桓玄手下任佐僚。

桓玄是桓温的儿于，桓温在北伐中原的战争中是有功的将领，得到中原人民的拥护，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在桓温帐下做过参车、长史，深得桓温器重。而此时桓玄又参加了以王恭为盟主的反晋联盟，声讨专横贪暴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王恭死后，桓玄继为盟主。陶渊明既然不满晋朝的黑暗统治，就自然会认为桓玄声讨司马道子父子是申张正义的行为，认为到桓玄手下任职，也许可以施展政治抱负，于是他又毅然出仕了。

但是事与愿违，桓玄原来也是一个野心家。他一得势就过河拆桥，袭杀了昔日的盟友殷仲堪。两年后，即公元408年，桓玄攻下建康，杀了司马道子父子，第二年逼安帝“禅位”，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楚。桓玄还是一个残暴贪婪的人。《晋书》记载他：

“议复肉刑，断钱货，回复改异，造革纷纭，志无一定，条制森然，动害政理。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

桓玄的这些所作所为，陶渊明在其帐下应该是耳闻目睹的，必然激起他的愤恨之情。这次出仕期间他写了诗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首。在诗中他明显地表示了对为桓玄行役的厌倦和不满之情。他说：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陶渊明这时感到在桓玄手下做事，不但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且还要替这个居心叵测之人到处奔走，这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所以就在出仕的同年冬天，还未等桓玄篡夺，他就借母丧之机，辞去桓玄那里的官职，回归家乡了。

这次出仕，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认识到出仕不但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且事事“违己交病”。他本来就“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这下就更坚定了他弃官归田的决心。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儒家文人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出仕。归隐就意味着荒废年华，虚度光阴。对陶渊明这样一个才华横溢，从小胸怀壮志的人来说，又怎么心甘情愿呢？

这次归隐后，陶渊明的内心是彷徨痛苦的。他明知“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然而他胸中那股治国济民、积极进取的烈火还没有完全熄灭，他对自己的“壮志”前程，还抱有一线希望，还存在着侥幸心理。

为此，他在悲观苦闷之余，又转念起：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为了施展政治抱负，他还想寻机试一试。所以，在公元404年5月，刘裕灭掉桓玄，安帝复位后，他认为祸国殃民的暴君既除，现实也许会有所好转，于是他又出仕当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次年3月又转任镇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

他这次出仕的心情和前两次不完全相同。他在这个时期写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中写道：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可见他求仕的心情并不像过去那样激动，对这次出仕并不寄托多大的希望。诗中这个“暂”字，就表明只是试试看而己，不久还是要归返园田的。现实和他所预料的确实差不多。出仕后，他看到刘裕和桓玄一样，都是窃国殃民的大野心家。刘裕独揽大权后，也是重用亲信，杀害大臣，残害司马宫室。

现实使他又一次失望了，他又“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了。405年3月，就在刘敬宣上表辞职后，陶渊明也就卷衣归家了。

这次归田后，由于饥寒所袭，亲友相劝，他又于同年8月出仕了彭泽令。他出仕彭泽令是由于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实为不得已。所以一遇仕途不遂心，就“眷然有归欤之情”，结果做了80多天的县令就“自免去职”。为什么“自免去职”呢？他自己说是因为妹妹在武昌逝世，他只得辞去官职前往奔丧（“寻程氏妹丧武昌，情在骏奔”），其实原因还是“违己交病”、“深愧平生志”。

萧统说得很明白了，他说：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

郡里派遣督邮到他的县，他的下属说应该束上带子（穿正装）见督邮，但陶渊明认为这是丧失尊严，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本来，陶渊明这次出仕彭泽令，就是为了“口腹自役”，而“尝从人事”的。

他与这班的俗吏为伍，已经感到是“深愧平生志”。现在要他对腐吏督邮奴颜卑膝，他怎么做得出来呢？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在盛怒之下，他最后告别了官场，与仕途彻底决裂，走上了终身隐逸之途。

从上可见，陶渊明走上终身隐逸之途，是经历过很长的痛苦的思想斗争的。三次出仕，三次归隐，十多年的间断仕宦生涯，使他看透了官场的污浊腐朽，看清了要在仕途上实现白己的理想是完全无望的，为了表示与黑暗世俗决裂，为了保持自己的耿介品格和志节，他最后终于走上了岩栖谷隐的道路，不再出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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