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的百姓为什么要给卓茂立祠（当地的百姓为什么要给卓茂立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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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立祠堂，活人也有生祠，百姓为何给狄仁杰建三座生祠？

南宋的《家礼》中有最早关于祠堂的制度，其中的条例有将家庙改称为祠堂，为祠堂的修建划分出严格的等级，而且规定民间不再允许立祠。

其实这祠堂一词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在那时候的人们都将它修建于墓所之中，所以又被称为墓祠。它出现的本意是方便族人能够有祭祀祖先的地方，之后也逐渐成为族亲用来商议族中重要的事务，或是子孙后人的大婚之礼、寿宴以及其它红白喜事都要在此地举办。

总的来说，祠堂是封建时期的道德法庭，族中的长老通常在这里施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包括教育和处理犯规的族人。若是这样，那生祠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生祠是一种祠堂的衍生，虽然它的建筑结构和形制与一般家祠没有太多不同，但它不再仅是一个家族的祠堂，而是一县、一州，甚至一国所有百姓们共同的祠堂，最为特别的是人们所供奉的祠堂主人仍旧在世。

唐朝时，对在任的官员无论是立祠还是立碑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只能有三种人可以在地方被建生祠，以供百姓纪念。

一种是根据国家的礼典所明确规定能够全国通祀的；二是由地方政府经合法程序所认同的；三为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的。

1、是记、是念，以香火通明

人们在供奉神佛或祖先时通常都会点以香、明以灯，品种多样，主要有三种，一为沉香；二为高香；三为回魂香，从请香、选香，到点香、跪拜请愿都有着十分讲究的程序，这是既是表达自己的诚恳之意，也是对神灵、祖先灵魂的敬畏。

人们到祠堂上香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通过能上达天界的烟雾来祈祷平安顺遂、驱邪避灾、子孙满堂等等，以此让神灵听到自己的心声，了解处境的困难，从而帮助自己或他人渡过难关。

2、是留、是离，其功德不忘

《日知录》中特意写到：“当日碑祠之难得。”即唐朝时期想要修碑建祠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相对于后世的宋朝和明朝生祠遍地开花的景象，比如：宋朝时有着多样立祠形式，主要有单独祠式，也就是像专为蔡襄一个人特意所建造的祠堂；也有合祭立祠，像嘉靖年间的陈公、曾公皆因为邦有公而建合祠；另一种规格较高的就是附庙配食式，像徽宗、高宗和理宗等在民间都有修建的生祠。

而唐朝时期对于修建石碑和建立名人祠堂有着相对严格的法律条例，据《唐律疏义》规定：“诸在长官吏实无政绩辄立碑者，徒一年。”然而狄仁杰却独自一人在三个地方建有生祠，这要羡煞多少为官之人。

二：天下苍生皆泽被，千秋功劳碑中记

“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是阎立本对狄仁杰的高度赞誉，许多人更是夸他书痴神童、大理寺神探、针灸神医以及第一代女皇武则天的蓝颜知己，直到如今还有讲诉他传奇神力的探案故事，比如《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狄仁杰之轮回图》、《狄仁杰之夺命天眼》等等。

然而事实上，在他为官大理寺卿时显露出了处理积案、难案的能力只是他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之后的大半生主要是作为地方父母官而被唐朝百姓所爱戴，虽说也曾多次官至丞相，但其耿直性气而惨遭酷吏诬陷，或是朝堂之上犯言直谏而惹怒帝君，使得他难以在朝堂中稳立脚跟而多次遭贬。

1、无畏彭泽之贬，乐为地方之父：彭泽位于江西省的最北，濒临长江且水流湍急、地势险要，东邻安徽，南有鄱阳，西连湖口，于是有“七省扼塞”和“赣北大门”之名。许多名人雅士历经此地时都曾作有诗词，比如：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刚到任就辞职的的东晋陶渊明。

同时，这里成为了狄仁杰人生中第一座生祠的修建之所，也是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大起大落后的被贬谪之地。

来这之前，狄仁杰本已官居丞相，却被害怕无法成为皇嗣的武承嗣勾结来俊臣而诬告其与大臣密谋为反，随即被捕入狱，在残酷的刑罚之下他只好以非常之举承认罪行，在武则天的亲自过问后被释放，但被贬彭泽。

一路上只见草枯村凉，百姓纷纷苦诉，于是他立即拟《奏免民租疏》以恳请为当地民众减免租税。

并于当年年底，就将前任官员所拘捕的全县三百余名囚徒逐一审理完全，并放归家中团圆。

就是这些牢狱之人，回家狱后每人在狱中用一捧小土堆积成立了狄仁杰的第一座生祠，后人接着为他在祠前修建庙宇，从此香火供奉。

2、解忧契丹之侵，还以国民之安：“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这是狄仁杰授武则天旨意到魏州抵御契丹族在河北各地的顽强进攻，在经过仔细考察之后对胆战心惊的前任魏州刺史独孤思庄所说。

在契丹攻陷翼州之后，独孤思庄因害怕遭遇攻城而派重兵围守，与此同时下令全城百姓以修筑城墙为由聚集城中不出。

却没想到狄仁杰的“空城计”竟让敌人自愿退兵，州中百姓也仍旧安居乐业，于是魏州的紧张局势不打自缓，百姓们纷纷称赞他的仁政之策，感怀之余自愿为其再建一座生祠。

3、扫去宁州之苦，换颜农桑之兴：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山川平原皆有，地势沟壑纵横，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主要的杂居之地，在唐初是为“屏蔽京 ”军事要地，战乱频繁，因此往届宁州地方官员都特别强调该地的军事部署，苛政之下又夹杂着各类税收，许多人不得不变卖家产和田地，这些让当地民不聊生而怨声不断，狄仁杰到任后却是首先惩治贪官污吏，拯救腐败的朝政，这一举动让当地民众人心大快，还有了狄梁公除母龙、斩孽种的神话故事。

除此之外，狄仁杰在此处积极治理壅塞的河道，鼓励垦田植桑等农业生产，又倡导抚和戎汉，推动民族之间融合发展。

桩桩件件都让百姓铭记于心，当狄仁杰再次要调离他方之时，当地民众纷纷站在为他树立的德政碑旁以泪送别。

总结

纵观整个生祠的出现和发展，从情感上来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为国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国家规定、地方认可或人们为了感恩而自发修建。

比如：东汉出任九真太守的任延、出任巴郡太守的王堂，唐朝分别担任过三州刺史的狄仁杰、治荆州有功的吕諲；宋代的李谷等皆是如此。

而另一种则为受到权力逼迫的无奈，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主动迎合，其中最为著名的要属明朝的奸佞宦官魏忠贤了，全国各地几乎都有为他修建的生祠。

比如：苏州的普惠祠、淮安的瞻德祠、扬州的沾恩祠等等，但无论生祠的修建有多少、多么宏伟壮观都抵不过来自百姓的忠心爱戴。

《资治通鉴》对于狄仁杰生祠的记载告诉我们，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官，都要顾全大局，想他人之所想，为大众解决问题，才会受到他人尊敬。读史所培养的大局观，以及从宏观的角度观察世界的方法，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的人都需要的。不要将目光只锁定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之上，而是要将目光放的更长远一些。

唐文灿史料综合解读

唐文灿在铜山历史上享有“科第开先”的美誉，有关他的史料流传下来的不多，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地方志书的小段记载。近年来，河北省遵化市和迁西县文史学者为了寻找戚继光留下的史迹，进行实地勘访，发现了唐文灿撰写的《重修无终洞记》古石碑。又进一步挖掘出戚继光写给唐文灿的《寿虞部鉴江唐公序》，从而揭开了戚继光与唐文灿的一段交往历史，填补了唐文灿研究的空白，东山已有学者专文解读。另外，漳州市政协文史馆发现了明代《大参藩邹公遗爱祠碑记》，碑额为唐文灿篆文书写。笔者也从《四库全书》挖掘出唐文灿《大行皇帝挽歌》五言律诗一首，诗前有唐文灿籍贯和任职记载。所有这些，结合已有史料，为我们更加准确了解唐文灿提供了可能。

一、唐文灿生平事迹

唐文灿字若素，号鉴江，嘉靖四年（1525）出生于镇海卫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父亲唐鸿图“以子文灿赠文林郎、行人司司正。铜山人。（1）”唐文灿“颖慧绝伦，年十三，府试第一。十六冠卫庠，旋食饩，有奇童之目。（2）”在《铜山志》选举志庠士条目中，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有唐文灿的名字，说明他十三岁就中秀才了。

嘉靖二十八年（1549），25岁的唐文灿高中举人。《镇海卫志》记载相同，并说他中举是“诗由本学。（3）”对于唐文灿的学问源流，戚继光有更具体叙述：“虽治博士家语，辄娴辞令，蔚然以古文起家。（4）”

“诗由本学”是指唐文灿的专长为《诗经》科，学籍在镇海卫。他学古文经学，传承了正规的“博士家语”。

古代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从汉代开始，儒家学说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今文经学侧重于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偏向实证训诂。朝廷以儒学为官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经典各设立博士官，专治一经，各传弟子。后来，到了唐代发展到十三经。明清时代，考生备考各有所侧重，录取时每部经典各选一名为“经魁”，称为“五经魁”，这就是明清时代的五经取士。当年唐文灿、游天庭都以《诗经》科中举。

根据《铜山志》记载，唐文灿中举后没有进一步考取进士，而是在家乡“设塾建学”，教书育人，长达十几年，受教者达二百多人，“自是人物蔚起，皆文灿首倡之功也。”没有资料显示他曾经在崇文书院或南溟书院教书。

从后面的经历看，他不是一个归隐乡里的人，合理推测，他应该一边教书一边参加考试，只是有后人不知道的原因，没有顺利中进士。最终，唐文灿因出类拔萃，被朝廷直接选入中书省任中书舍人，再经礼部选拔，参加隆庆戊辰科（1568）会试，是年成进士。此时他已经44岁了，在同科进士中，年龄大了不少。

他被授予行人，不久升任工部虞衡司郎中，正五品，督理河北遵化铁冶厂。在这里，他和戚继光有了交集，彼此关系良好。唐文灿什么时候离开呢？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从万历三年（1575）唐文灿《重修无终洞记》和戚继光于该年所作《寿虞部鉴江唐公序》得知，至少到1575年，唐文灿仍在职。

唐文灿在《大参藩邹公遗爱祠碑记》自述身份是“赐进士奉政大夫广西按察司佥事前户工二部郎中”。该碑记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这年唐文灿已经68岁了，还没有退休。

《碑记》撰文者是贵州按察司副使龙溪人蔡应科，书写者为贵州左布政使长泰人戴燿。邹公即邹墀，字朝卿，号龙望，浙江余姚人。他们四位都是隆庆二年进士，都有同年情谊。万历十六年（1588），邹墀任福建左参政，分守漳南道，在漳期间多有惠政。万历二十年升任广东按察使，在他升职之际，漳州各界建遗爱祠纪念他。

二十多年过去了，邹墀已经是正三品的按察使，蔡应科和戴燿的职位也比他高，而他仅为广西按察司佥事，还是正五品，可见唐文灿在官场并不如意。根据《铜山志》记载，在铁冶厂期间，他得罪了大太监冯保。外调为滇南佥事道。后来冯保又利用“京察”考评官员机会压制他，把他贬为宿州府同知，不久调到池州府任司理。

唐文灿似乎不在意官职大小，每到一处都认真工作，尤其在池州，他办案有神明之称。后来，监御史蔡梦说巡按江南，发现唐文灿受到排挤，把他的情况上报朝廷，才调到户部任郎中，等于在地方转了一圈回到原点。1592年之前，他外放广西按察司佥事。在广西期间，遇上大饥荒，他设法赈济，救活了许多人，当地民众立祠纪念他。

他在广西按察佥事任上退休，“历广西佥事，致仕。晚益嗜学，著有《享帚集》。（5）”万历三十一年（1603）去世，享年79岁。《铜山志》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乡绅林荣玉等呈请学院崇祀乡贤。”

二、唐文灿与“科第开先”

对于这个问题，《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提出疑问，“考文灿在隆庆二年成进士，然游天庭，黄镆二人中进士均较文灿先，疑当时游、黄二家显达后，即他徙，不立坊，故文灿得先建立焉；一说，游天庭、黄镆因中顺天榜，故‘科第开先’归之文灿云。识以俟考。”94版《东山县志》更直接认定唐文灿为铜山第一个进士，“纶章垂耀坊，在今铜陵镇顶街，明隆庆二年（1568年），唐文灿中进士，为铜山第一个进士，立此坊。”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县志编者把“科第”等同于“进士”，以为考上进士才算登第。其实不然，明清时代，会试称甲榜，乡试为乙榜，考中举人就算科第出身了，举人享受国家俸禄，可以做官。如海瑞、左宗棠都是举人出身，如东山湖塘村蔡方平“由选贡令淳”，即以选贡生担任淳安县令。陈振藻《铜山志》载唐文灿为“嘉靖二十八年举人，铜山之登第，自文灿始。”明确指出考中举人就是登第。

那年中举除了唐文灿以外，还有游天庭，《镇海卫志》选举志记载游天庭“铜山人，诗由本学。岁贡，顺天榜。（6）”他和唐文灿一样，也以《诗经》为专长，学籍在镇海卫。他被选送到国子监学习，从京师顺天府中举，而唐文灿从福建榜登第。《铜山志》选举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也就是说，铜山城科第开先是唐文灿和游天庭两人。

家乡学者蔡力杰对顶街石雕牌坊作了深入研究，对其残缺部分进行图上复原。该牌坊两面分别镌刻“纶章垂耀”“科第开先”，上面镶嵌恩荣雕板。东山地方志书都记载是唐文灿建立的，如《铜山志》卷二记载：“科第开先坊，在城内所前大街，为唐公文灿立。”《东山县志》（民国稿本）记载：“纶章垂耀坊在城内顶街，明唐文灿立。故址今存。”

明清时期，牌坊的建造必须经过朝廷批准，才能建造牌坊，而且有明确的等级制度。最高级别为御制牌坊，这一类牌坊由皇帝亲自下圣旨，国库出钱建造，比较少见。第二等级为恩荣牌坊，取皇恩浩荡，荣及乡里之意。这类牌坊也是皇帝亲自下圣旨表彰，由地方政府出资或自筹资金。第三等级为圣旨牌坊，地方官员向朝廷呈报本地乡贤的突出事迹，如果朝廷采纳，认为值得旌表，就会下圣旨准许建造牌坊，资金需要自己筹集。第四等级为敕造牌坊，这是最低等级。由地方官员向朝廷申报，皇帝口头允诺，准许建造牌坊彰表坊主事迹，资金自筹。这一类牌坊的建造没有圣旨，只是皇帝口头允诺。

由此可见，顶街的恩荣牌坊级别相当高，当年应该有圣旨原件，只是没有流传下来。这是嘉靖皇帝亲自下旨，表彰铜山唐文灿、游天庭在乡试中举，开创了铜山科举登第记录，因而赐辞“科第开先”，而“纶章垂耀”指皇帝的恩旨垂耀万世。也许因为游天庭登第后“即他徙”，顶街牌坊由唐文灿配合地方政府建造，加上志书只说为唐文灿所立，所以，后世以为此牌坊只表彰唐文灿一人。

三、唐文灿与戚继光关系

隆庆二年，戚继光奉命北上，“夏五月，诏总理蓟、昌、辽、保练兵事务，节制四镇与总督同。（7）”这年唐文灿成进士授行人，不久，升任工部虞衡司郎中，督理遵化铁冶厂，这是全国最大冶铁厂，位于遵化以南六十里。据河北学者考证，铁厂长宽各一华里，筑墙封闭，东西南北开四门，镶有石刻匾额，南门“峰岚耸秀”，北门“畿辅保障”，东门“海岳清宁”，西门“山河盘带”。厂内炼铁炉25座，铸造炉50多个，工人2500多人。城外分布村庄民居。铁厂在戚继光辖区内，但管辖权在工部。唐文灿在这里工作了七八年，他和戚继光没有隶属关系，但铁厂制造出来的兵器源源不断供应戚继光部队使用，戚继光深怀感激说：“余所部署甲兵之富，利赖于公，岂不弘多！”

戚继光《寿虞部鉴江唐公序》如何描述唐文灿呢？首先，他拥护国家禁止民间冶铁的政策。汉代以来，国家盐铁专卖政策引发许多争议，一些正直大臣更是反对，认为与民争利，伤害了百姓利益。唐文灿说：“汉郡国有铁官，诸所愿罢者，以其为民疾苦，而与天下争利也。苟恤若疾苦，则民无害。其为利，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他认为专卖是为了富国强兵，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体恤百姓疾苦，若能解决这个问题，老百姓就不会受到伤害。

其次，戚继光说，以前铁厂管理不善，工人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产量增减没有定数，唐公到任以后，“惟日兢兢厥职，率白徒之卒，庇护之甚周，善于鼓舞，罔有啙窳。曩之为冶者，盈缩无已时，至三所办之，亦诎。公徵其故，预一而取嬴焉。”啙窳即偷懒。他以身作则，爱护工人，善于鼓励，所以没有人偷懒。他制定计划，产量稳定而且有所盈余。

第三，边塞之民，剽疾轻悍，而冶铁工人比较粗野，被人看不起。唐文灿“乃日进诸生论理道，引绳墨，户说以眇论，谣俗为之丕变。”他讲道理定规矩，挨家挨户宣扬儒家文化，改变了当地很多风俗习惯。

第四，深入生产第一线，每次冶炼，唐文灿都亲临现场，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吃睡在炉旁。“有事于冶，必斋宿炉旁，若鼓以洪钧，丰隆击橐，飞廉扇炭，其为干将莫邪也，大矣！”戚继光说，像唐公这样管理，锻造出干将莫邪一样的宝剑，也是很有可能的。

第五、当地有二女投炉救父的传说，还有祭拜二女的小庙康姑仙祠。许多人认为这是假的，不值得祭拜。唐文灿也知道是传说，但认为二女的孝道值得宣扬，“公力辩其孝，祀之，以为塞下吏士劝。”

这样，“故闾阎无疾苦之声，文学贤良啧啧。”唐文灿提高了铁厂产量，增加了工人收入，解除了百姓疾苦，获得社会舆论的一片赞扬。戚继光认为他是国家栋梁之才，“公之长于吏事，允为国家利器。”

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他征战万里，荡平倭寇。现在，又镇守北疆，管辖从辽东到居庸关一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威震九边。他早以“国家利器”自许，也认为唐文灿有能力成为“国家利器”。

这利器是什么呢？“且往公借喻寿余，余将寿公，问客何以？客请谕以剑。”戚继光说，以往他向我祝寿，善于引用巧妙比喻。现在朋友告诉我，用宝剑作比喻向唐公祝寿。比如干将莫邪本为夫妻，因为善冶，精诚所至，锻造出以夫妻为名的一对宝剑，成为“天下至宝”。

嘉靖四十三年（1564），戚继光率军进驻铜山，与在铜山教书的唐文灿认识，作为地方士绅，肯定对戚继光有所帮助。如今在蓟镇又共同为朝廷效力，戚继光说：“公之居闽居蓟皆为将军重”。无论在福建还是在蓟镇，唐公都是我所倚重的人，如此风云际会，岂不是契合延津剑合的故事。“古者以舞剑为寿，敢请抵掌当之如何？”不必真的舞剑了，我们就以击掌当做舞剑吧！

文章末尾说：“余初夏过于冶，接公欲甚欢，因游无终之洞。”唐文灿在《重修无终洞记》写道：“今春三月，总镇都督戚公过予，予引以游洞。……万历三年岁在乙亥秋九月吉日立石。”由此可知，《寿虞部鉴江唐公序》写于万历三年（1575）秋天以后年终以前。这年戚继光48岁，唐文灿51岁。

后来，唐文灿调离铁厂，接任是一位陈姓官员，戚继光称呼他陈司空。有一次，戚继光再游无终洞，写了两首诗，其一：

“访陈司空，再游无终洞，司空以病不能从，余与方山人共登之，寄谢兼怀前司空唐鉴江。

无终有国已难寻，洞口谁为梁甫吟。

一片白云飞不去，徘徊似识主人心。（8）”

戚继光借梁甫吟典故，表达了遭受排挤，不被理解的心情。他更加怀念唐文灿，要是他在该多好，可以互相劝勉，一吐衷肠。知己难求，现在天各一方，戚继光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感谢他留下这些真诚的文字，为我们呈现出唐文灿丰满的历史形象。

四、唐文灿作品钩沉

《铜山志》说唐文灿“著述甚富”，但只记载《享帚集》名称。此文集取享帚自珍之意，应该是唐文灿自选集，清初《千顷堂书目》记录该文集，作者可能在生前已经刻印出版。笔者网上检索得知，《鉴江享帚集汇辑二卷》一册，清康熙刻本，此版本可能是唐文灿后人刊刻，现藏于福建省图书馆。

《鉴江全集》，存九卷（四六初集一、四六汇辑一至八），共二册，清康熙闽漳唐氏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另有一种版本内容相同，注明“清唐察辑”，没有说明藏于何处。这应该都是唐文灿后人刊刻。

《铜山志》艺文志载：“唐文灿著《鉴江诗集》《四六汇辑》《享帚集》若干卷，山阴朱赓序，其稿以传。（9）”朱赓是唐文灿同年进士，官至内阁首辅，他为唐文灿文集作序，可见唐文灿作品为时人所重。

《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收录一首七言律诗《绿池门》，又名《节妇吟》，凭吊石鼓街节妇黄阿姐，诗云：

绿草栖尘依斧柯，蛙鸣蛙止奈愁何？

铭心自誓为贞鬼，缢颈谁云有障魔？

身没亦知名不没，石磨未必节能磨。

人生只此为真寿，头白文君岂足多。

《四库全书》明诗综卷五十六收录《大行皇帝挽歌》诗一首，全文如下：

文灿字若素，漳州镇海卫人。隆庆戊辰进士，除行人，历官广西按察佥事，有《鉴江享帚集》。

忆昔河清日，流虹叶瑞徵。

运随真主转，纪逐盛时蒸。

七世观新庙，千秋奉永陵。

耿光长照耀，史册纪中兴。（10）

此诗写给嘉靖皇帝，永陵指嘉靖陵寝，从“忆昔”看，可能写于嘉靖之后的某个时间。因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权，不是合法接班，所以成祖为一世祖，从永乐至嘉靖共历七世九帝。嘉靖后期，朝廷重整军备，剿灭倭寇，遏制蒙古，边疆巩固，海晏河清。唐文灿认为这是永载史册的中兴时期。

河北遵化学者发现唐文灿的《重修无终洞记》，其文共1325字，已在文促会会刊发表，因文字较多，兹不抄录。万历三年三月，戚继光到铁厂，唐文灿带他游览涌泉洞，戚继光建议改洞名为“无终洞”并捐银修缮。到了这年九月，修缮完工，唐文灿作文刻碑。

此文简略叙述游洞改名和修葺竣工的过程，重点描写戚继光的言行举止，他“便巾轻履”前来，匆匆忙忙离去，又念念不已，“偶一来游，不竟日逾宿辄去，视兹洞仅如云烟之涉目，乃复低徊濡恋，既去而留念加勤，不啻洞有甘露泉而挹之，难释乎口焉。”

他们还探讨了家国天下与人生追求，戚继光说，我们为官一方，如果像无终子那样无所作为，那就是失职，就要受处分，“今吾曹得摄文武之柄，倘循迹而仿之，奈失官以诖吏议何？”但是无终子不附炎趋势，看轻名利，不是庸俗之人可比的。我们若以淡泊名利的心态来处世行事，就不会为高人所嘲笑。“然彼实能蝉蜕于势利，而不以趋含汩心者，其与庸俗亦远矣！吾曹要必涵是心以御世，始可自别于俗吏，而不为高人之所笑。”戚继光这些话何尝不是唐文灿的见解，否则，他也不会刻在石碑上垂示后人。

这些史料显示，戚继光与唐文灿的交往至万历三年（1575）为止，之后的交往有待于新的史料发现。特别要强调的是《享帚集》和《鉴江全集》在图书馆沉睡了几百年，若能整理出版，不仅于唐文灿研究有新史料，而且于地方史研究将有新发现。

注释：

（1）《镇海卫校注》第68页

（2）《铜山志注译》第109页

（3）黄超云校注《镇海卫志校注》第6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4）《止止堂集》第174页。戚继光撰、王熹校译。中华书局，2001年6月

（5）《镇海卫校注》第58页

（6）《镇海卫校注》第61页

（7）《戚继光年谱》第164页，刘聿鑫、凌丽华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8）《止止堂集》第83页。戚继光撰、王熹校译。中华书局，2001年6月

（9）陈振藻《铜山志》第258页

（10）《四库全书》明诗综卷五十六第23a页

                                                      20200919

附录：寿虞部鉴江唐公序

（笔者按：本文选自《止止堂集》第174-177页，山东大学王熹教授断句标点。）

公少而奇，虽治博士家语，辄娴辞令，蔚然以古文起家，计偕上国。国相大器之，试为中书舍人。纶綍之音，多所属草。视汉之直宿建礼奏事明光者，其宠重无二。比对公车，为行人，使四方，辞令日益较著。而改虞部郎，且巡铁冶之禁令，岂非汉文学贤良所愿请罢者乎？以而属公，盖亡当矣。

有客以请，公敬对曰：“不然，汉郡国有铁官，诸所愿罢者，以其为民疾苦，而与天下争利也。苟恤若疾苦，则民无害。其为利，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是在行者何如焉耳。如冶之所出刀以解牛，或折，庖丁而有馀地。斤以灭垩，必伤郢人，而能成风，岂非用之固殊哉？矧今铁官虽沿於汉，郡国择而置之。壹切军需倚办，未尝笼其利，而效桑、孔之所筦槯也。”

蓟之为冶，取诸境内，在遵化南六十里许，不待荆山之产，梁州之贡，而坚甲利兵，恒给於斯焉。日者，边鄙不耸，氓隶乐业，地不爱宝，人胥用命。认敢黾勉告劳而不佐国家之缓急乎？惟日兢兢厥职，率白徒之卒，庇护之甚周，善於鼓舞，罔有呰窳。曩之为冶者，盈缩无已时，至三所办之，亦诎。公徵其故，预一而取嬴焉。塞下吏士，本非孝子顺孙，冶人尤恣睢，孰不鄙夷之。乃日进诸生论理道，引绳墨，户说以眇论，谣俗为之丕变。故阎闾无疾苦之声，文学贤良啧啧。公之长於吏事，允为国家利器。彼以娴辞令为亡当者，浅之乎其知公矣。兹分初度冶属相率为寿，余所部署甲兵之富，利赖於公，岂不弘多？且往公借喻寿余。余将寿公，问客何以？客请谕以剑。披干将莫邪，其夫妻善冶，当金铁未流，断发剪指投之乃濡，而阳文阴缦以成，爰加淬属。水断蛟龙，陆剸犀革，忽若篲氾画涂，固天下至宝也！自吴至晋数百岁，而变化於延津，後莫测其所终。非欧冶子之所停者乎？

公之冶所，古有铁溷当抵，因二女投炉而濡固，宜化为至宝，惜无博物者过焉。後人且指为诬。公力辩其孝，祀之，以为塞下吏士劝。有事於冶，必斋宿炉旁，若鼓以洪钧，丰隆击橐，飞廉扇炭，其为干将莫耶也，大矣。盖公博物世所宗，且产於欧冶故区，延津在其境内，过而达蓟之冶，精诚之所物色，宁不与神为符者哉！虽未尝事行闲，实行闲之所藉重，如登城一麾，士卒迷惑而解围；四方有兵，则腾空飞赴以克之。不必施於剸断而後别其利也。斯其高阳之品，大阿之选者欤？

公昔寿将军，以有水陆功，而公之居闽居蓟，皆为将军重。古者以舞剑为寿，敢请抵掌当之何如？余初夏过於冶，接公欲甚驩，因游无终之洞，极其干鬲，公立石纪之。今客说剑莫测其所终，则公之寿於斯乎符矣。敢不敬诺，而借客之说以往。虽辞令亡当，窃善其意，固奇也。

通典，卷三十三 职官十五(6)

县令

周官有县正，(四百里为县。)各掌其县之政令而赏罚之。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则县大而郡小。故传云："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周书作雒篇曰："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县邑之长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晋谓之大夫，鲁、卫谓之宰，楚谓之公、尹。)其职一也。(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又齐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语之曰："子居即墨，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名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名日闻，然使视阿，田野不辟，民人贫苦，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称者皆并烹之。遂起兵击诸侯，诸侯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又子产理郑，人不能欺。宓子贱理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理邺，人不敢欺。)至於战国，则郡大而县小矣。故甘茂谓秦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

汉制，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侯国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汉因之。(汉书曰："凡县大率方百里，民稠则减，稀则旷。")成帝绥和元年，长、相墨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秋冬集课，上计於属郡国。(胡广云："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於庭慰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於后曹对责，以纠怠慢也。"卓茂为密令，劳心谆谆，视民如子，民不慰欺。光武初即位，诏曰："前密令卓茂，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褎德侯，食邑二千户。"以茂长子为太中大夫，次子为郎中。又鲁恭字仲康，为中牟令，专以德为治，螟不犯境，雉驯其旁，童子有仁心，此三异也。恭官至司徒。又周荣字平孙，掌窦宪纵暴，荣常排奏之。及窦氏败，荣自郾令擢为尚书令。又刘昆字桓公，为江陵令，县连灾火，昆辄向火叩头，降雨止风。又戴封为西华令，大旱，祈祷无获，乃积薪自焚，火起而大降。又王涣为洛阳令，人为立祠。及桓帝事黄老道，毁诸旁祠，唯特诏密县留卓茂庙及涣祠也。又汉官曰："明帝临观，见洛阳令车骑，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泰盛，敕去轩绥。时偃师长治有能名，以事诣台，因取赐之，下县遂以为故事。")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无分土，给均吏。(后汉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所在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署吏随事，不具县员。)

晋制，大县令有治绩，官报以大郡。(山公启事曰："温令许奇等，并见能名，虽在职各日浅，宜显报大郡，以劝天下。"诏曰："按其资历，悉自足为郡守，各以在职日浅，则宜尽其政绩，不宜速他转也。")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

宋诸县署令，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自晋宋以后，令、长、国相皆如汉制。(齐傅琰字季珪，为山阴令，父僧祐，亦为山阴令。父子并著奇绩。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梁顾宪之字士思，为建康令。京师饮酒得醇旨者，辄号为顾建康，谓其清且美也。又何远字义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后起为武康令，愈励廉节，除淫祀，武帝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自县令为近畿大郡，近代未有。又张稷字公乔，为剡县令，多为山水游。及山贼作乱，又保全县境。又萧景字子昭，为永宁令。永嘉太守榜郡门曰："诸县有疑滞，可就永宁令决之。")

后魏县置三令长。(说在刺史篇。)孝文初制，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理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理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太和中，次职令，其禄甚厚。(后魏孝文以北中府长史裴聿、中书侍郎崔亮并清贫，欲以俸禄优之，乃以亮带野王令，聿带温县令，时人荣之。)其后令长用人益杂，但选勤旧令史为之，而缙绅之流耻居其位。

北齐制县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县至下下县凡九等。然犹因循后魏，用人滥杂，至於士流耻居之。元文遥遂奏於武成帝，请革之，乃密令搜扬世胄子弟，恐其辞诉，总召集神武门，宣旨慰谕而遣。自此县令始以士人为之。

隋县有令，有长。炀帝以大兴、长安、河南、洛阳四县令，并增正五品。诸县皆以所管闲剧及冲要之处，以为等级。(开皇十三年，以临颍令刘旷治政尤异，擢为莒州刺史。又魏德深为贵乡长，转馆陶长，贵乡民吏号泣请留，诏许之。贵乡民吏歌呼满道，馆陶合境悲哭。)

大唐县有赤、(三府共有六县。)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紧、(百一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七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馀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令各一人。(天宝四载，柳升为长安令，有赃罪，朝堂杖杀之。)

总论县佐(丞　主簿　尉　五百附)

汉县有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则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后县诸曹略如郡员。(桥玄为县功曹，事具部郡从事篇。又升先泥和为县功曹，县令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又五官为廷掾，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后汉爰延字季平，外黄令牛述礼请延为廷掾。范丹为功曹，濮阳潜为主簿，常共言谈而已。)晋县有主簿，功曹，廷掾，法曹、金、仓、贼曹掾，兵曹、贼捕掾等员。隋炀帝改县尉为县正，寻改正为户曹、法曹，分司以承郡之六司。其京四县，则加置功曹为三司，司各二人。大唐县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制。(武德元年诏：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县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县各有差。)丞为副贰，(如州上佐。)主簿上辖，(如录事参军，其曹谓之录事司，并司功以下六曹，总之为七司。)尉分理诸曹，(如州判司。)录事省受符历，佐史行其簿书。

大臣去世了，光武帝刘秀披麻戴孝亲自送葬，为何这么尊崇他？

这个人的名字叫卓茂，是西汉时期的密县县令，其实他的官位并不是特别高，他的官职仅仅是一名县令，但是却让一名高贵的开国皇帝，在他去世之后为他披麻戴孝，亲自送葬。

卓茂这个人在丞相府里面一开始仅仅是一个非常小的职务，但是他为人非常的和善，有一天他的车在半道上被人拦住了，说自己的马丢了一个月，卓茂所乘坐的马车上的马就是他的马，卓茂听了这句话之后没有说什么，就把那匹马解下绳子之后给了那个丢马的人，然后回头对他说，如果这匹马不是你丢的，希望你能把它重新送到丞相府来给我，由此可见卓茂是一个多么宽厚善良的人。

后来卓茂上任密县的县令，在他上任之后非常的仁爱，没有任何的官架子，善良到被当地的百姓笑话说他一点都不像当官的样子，他在位期间劳心尽职，爱民如子。在汉平帝期间，普天下都发生了蝗虫灾害，但是蝗虫飞到密县地区的时候都绕道而行，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大奇观。后来，卓茂被提升为京部丞，在离开密县的时候，百姓们都出来哭着送别这位父母官。

在光武帝刘秀光复汉室之后，卓茂便立刻来到河阳觐见光武帝，在卓茂过世之后，光武帝便给卓茂赐了墓地，而且还身穿孝服亲自给他送葬，由此可见，光武帝对这名父母官是有多么的爱戴。其实刘茂能够得到皇帝如此的敬重，还是因为他在民间的口碑非常的好，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皇帝才会对这名大臣有如此高的礼节和厚待。

为什么魏忠贤还没死，人们就为他立了数十座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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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梦貘貘

《山海经·北山经》说，发鸠山上有一种禽鸟，外形看上去像一般的乌鸦，但是仔细分辨，就会发现它的脑袋是杂色的，嘴巴是白色的，脚爪是红色的。因为它的鸣叫声听上去好像在呼唤“精卫”，所以人们就以这两个字来称呼它。

精卫原来是炎帝的小女儿，名叫“女娃”。那一年，女娃到东海边游玩，不小心淹死在海里。虽然她的身体没有返回岸边，她的灵魂却凝聚成一只精卫鸟，每天不停地衔着树枝和小石子，发誓要把东海填平。

大概从原始 社会 开始，我们的祖先就相信，即使我们的个体死亡了，躯体已经消失，灵魂也是不灭的。祖先为了让这些游魂安定下来，于是用坟墓来幽闭它们。

可是，总有些灵魂强大到能够冲破阻碍，从而为祸人间。据说孔子当年都感叹过：“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精气交合则万物产生，灵魂游离而变化不定。引自《易·系辞》）

为了趋利避害，我们的祖先便造出了庙，将逝者供入庙中，定期献上三牲，祈求先辈为自己消灾降福。

宗周时期，从天子到士族各个阶层都设有祖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庶人无庙。

#01 .

《诗经·甘棠》曰：“蔽芾（fèi）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bá）。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棠梨树郁郁葱葱，不用修剪不用砍伐，这里曾经是召伯居住的草舍。棠梨树郁郁葱葱，不用修整不用毁坏，这里曾经是召伯休息的处所。棠梨树郁郁葱葱，不用剪切不用折断，这里曾经是召伯停歇的位置。）

《甘棠》是一首赞美召公的诗篇，诗中提及的“召伯”指的是召公奭（shì）。 《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后世的学者有感于召公的德政，因此将地方百姓为官员建立祠堂的纪念行为称为“寄（致）甘棠之思”。

清代学者赵翼撰《陔余丛考·生祠》考据：“官吏有遗爱，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文翁和朱邑两位官员去世之后，当地的民众自发地为他们立祠，这些都记录在相关的史册中。

《汉书·循吏传》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朱邑字仲卿，……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

除了文翁、朱邑之外，东汉初年的零陵太守周嘉、洛阳令王涣、桂阳太守许荆都因为在地方上治理有方而受到民众的爱戴，“皆死后立祠者也”。

#02 .

有意思的是，本是源于祖先崇拜的立庙祭祀活动，在后期竟发展成为活人立庙，这是所谓的立“生祠”。 “生祠”就是民众感念地方官员的功德，于是在其活着的时候建立祠庙。

《庄子·杂篇·庚桑楚》载，老聃有个叫庚桑楚的徒弟，住在鲁国的畏垒山上，在他治理当地的三年间，粮食获得了丰收，畏垒山的乡民们打算为他设立一个神位来祝颂他的美德。赵翼认为这便是“生祠”的萌芽。

《史记·万石君传》中介绍，汉武帝时期，石庆在担任齐相时，齐国本地人为他建了一座“石相祠”。 赵翼认为石相祠是“生祠”的滥觞，我国当代著名的 历史 学家朱维铮教授则认为，公元前三世纪末，流氓出身的汉高祖刘邦立黑帝祠，便已经开启了活人像死者一样立祠受祭的先例。（《三百六十年前的“造神”戏》）

《史记·封禅书》云：“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腿上长有七十二颗黑痣的汉高祖刘邦，相传是其母蛟龙缠身而生，多年来，他也一直想给自己找个合适的“帝设”。 跟着他进入咸阳的人除了白、青、黄、赤帝之外，不清楚还有一帝是谁，刘邦琢磨了一番，趁机说道：“我知道了，原来是等着我来凑成五帝。”须臾功夫，他就给自己封了神、立了祠。

《新唐书·狄仁杰传》记载，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受来俊臣构陷，被贬为彭泽令，当地人为他建了生祠。后来他迁往魏州任刺史，魏州百姓又为他立了生祠。按《资治通鉴》载，狄仁杰的儿子狄景晖担任魏州司功参军，因为贪婪残暴，为害一方，于是当地的老百姓捣毁了狄仁杰的祠堂。

#03 .

狄梁公活着的时候拥有两座生祠，已经是个风光霁月般的人物了，可是到了明朝末期，全国各地为一个人竟为了一个人筹建了几十座生祠。 这位被人顶礼膜拜到如此地步的人物就是当时阉党的首领——魏忠贤。

魏忠贤，河北沧州肃宁县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他改名为李进忠，进宫当了一名太监。

其实，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与魏忠贤同时期的太监刘若愚撰写的明宫廷杂史《酌中志》中记载，“魏忠贤原名李进忠，直棣宁肃县亡赖子也。父魏志敏，母刘氏，妻冯氏，生女魏氏嫁杨六奇者是也。贤无子，家贫自宫，妻改适他方，人不存。”

明朝末期，许多生活无着的贫苦人家，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常常把自家的儿子或者自己阉割了，以便能够进宫混个温饱。 据刘若愚介绍，当时由于私自阉割的人员大大超出了宫廷的实际需要，许多落选的阉人（俗称“无名白”）只好到京城附设了沐浴堂子的寺院里以为太监们搓澡维生。

魏忠贤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入宫，此时的他已经21岁了，是个文盲，因年龄过大也没有机会进入内书堂学习，所以“人多以傻子称之”。有一次，他得罪了四川税监邱乘云，被其锁在空房中，绝食三天，差点活活饿死。

后来，太子宫中的王才人缺少一个管理伙食的宫人，魏忠贤在朋友的帮助下领了这个职务。 王才人刚生下一位皇子，魏忠贤便兼职照顾婴儿，而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这成了他此生转运的契机。

公元1620年9月，朱由校即位为帝。当年年底，已经52岁的魏忠贤升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由此踏入内廷高层的行列。

所谓“秉笔太监”，就是代替皇帝批阅文件，并负责在奏章上批红答复，这项工作需要太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字不识的魏忠贤算是个异数吧。

#04 .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闰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上奏朝廷请求在西湖边给魏忠贤建立一座生祠，称其“心勤体国，念切恤民”，当地的百姓“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

熹宗朱由校欣然应诺，并亲自赐名“普德”祠。 随着潘汝祯的倡议，各地的官僚匆忙跟进，一时之间，为魏忠贤建立的生祠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遍地开花。据专家统计，短短一年的时间，魏忠贤的生祠数量就有70座（一说有92座）之多。

《明史·阉党传》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描述：1626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在南京建先造祠庙。

第二年正月同时落成的生祠就有三座，分别为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在宣府和大同建成的两座以及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王珙在虎丘建立的一座。

二月份，阎鸣泰与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在景忠山开建生祠。同期开建的还有宣大总督张朴、大同巡抚王点、巡按张素养在大同的第二座生祠。

三月份，阎鸣泰又与刘诏、倪文焕以及巡按御史梁梦环等四人分别在西协密云丫髻山、昌平和通州督工建造三座新的生祠。同月，太仆寺卿何宗圣在房山建祠庙。

四月份，由阎鸣泰牵头，巡抚袁崇焕筹划在宁前建祠庙。同时，宣大总督张朴、山西巡抚曹尔祯、巡按刘弘光于五台山上建祠庙……

据称，每一座生祠的建造费用，多的几十万，少的也有数万两。为此官员们除了侵吞国家财政收入之外，还将脏手伸向了民众的腰包。

生祠建造需要大量用地，因此树林被人乱砍乱伐。开封府为了建造生祠，一下子就毁掉了民房二千多间。

北京城里城外，数十里的距离间就建成了多座祠庙，密集得可以相互望见。有一座建在内城东街的生祠，甚至占用了皇帝的专用御道。

右副都御史朱童蒙在延绥建造的生祠，屋顶超规格选用了皇家才允许使用的琉璃瓦。 这座生祠还在建造时，朱童蒙突遇母丧，但是他忍着悲痛坚持日夜守在工地上，连服丧的事情都撇在了一边。

蓟州有一座生祠，里面供奉的神像不仅镀上了金而且戴上了皇帝专用的冕旒。

比这些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天启七年四月，有一位国子监生员名叫陆万龄，他竟然上疏提议：在国子监的西侧建立一座魏忠贤的生祠，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父配祀孔子之父。

就在魏忠贤集团沉浸在造神运动时，天启七年的八月，熹宗朱由校突然驾崩，信王朱由检成为新一代的天子。

不久，国子监司业朱三俊弹劾监生员陆万龄、曹代请求建生祠的建议纯粹是信口雌黄。崇祯帝对此马上作出了批复：“下陆、曹于狱”。

魏忠贤似乎嗅到了危险，他正在惶恐间，不料江西某位政治敏感度为零的官员，又送上了一份请旨报告，恳请朝廷允许自己在当地兴建一座“隆德祠”以歌颂魏忠贤的功勋。 魏忠贤当天就进呈了一道言语恳切的奏章，提出将建造生祠的钱解送到辽东充为军饷。崇祯同意了。

虽然他的头低下了，但是崇祯皇帝并不打算放过他。十一月初一日，崇祯下诏：“魏忠贤押发凤阳看守皇陵”， 从帝国最顶级的宦官首领降到最末等的司香，魏忠贤的内心无法承受这个落差，于是在发配的路上自杀身亡。

在他的身后，那些熠熠生辉的祠庙都被定性为“逆祠”，一座座被人拆毁变卖。声势浩大的一场造神的闹剧，终是以最不堪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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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柳州人要给柳宗元建祠堂

唐宪宗元和l0年(公元815年)6月，柳宗元被贬官来到柳州任刺吏，至元和14年(公元819年)11月8日，病逝于柳州。他在柳州的时间虽然仅有4年，但却为柳州黎民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庙、兴办学堂书院、破除巫神迷信、开凿饮用水井、释放抵债奴婶、植树造林等，促进了柳州地方文明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柳州的百姓非常怀念他，给他立祠，千百年来一直祭祀他。有关他的传说广为流传。

福民驱鬼的《龙城石刻》

柳州的柳侯祠，现在《龙城石刻》(“剑铭碑”)复制品，是一块长一尺多、高六寸的残缺石碣，上面刻有“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相传这块《龙城石刻》从土里挖出来时，旁边还有一把短剑，所以又称“剑铭碑”。

这是柳宗元逝世前两年，在一次向其部下魏忠、谢宁、欧阳翼等人交代后事时，写下的一篇铭文。当他挥毫时，在场的围观者都认为笔法苍劲、雄健，内容也是表达他爱护百姓，诅咒邪恶势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大家提出为了使它传之后世，不如镌刻在石块上，经柳宗元同意，叫来石匠，将这篇铭文镌刻成碑，连同他佩戴的一把短剑一起埋入土中。历经千年人世沦桑后，被一位百姓无意挖掘到，可惜不久即失落，只留下拓片。

由于这是一件被认为埋入土中可以镇宅，携带身上可以护身的神物，所以清代南方赴京应考的士子和长年经商在外的商贾，多有随身收藏《龙城石刻》拓片往来于旅途，以求逢凶化吉的。

失而复得的“荔子碑”

“荔子碑”是过去每年祭祀柳宗元时用的祭歌，摘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的《享神体》，此碑是公元1217年(宋代嘉定10年)刻的，因开头有“荔子”二字，所以叫做“荔子碑”。由于碑文是韩愈写的绝好文章，又是宋代名书法家苏东坡写的绝好行书，歌颂的是柳宗元绝好故事；因而叫做“韩诗苏字柳事碑”，又被人们美誉为“三绝碑”。

此碑现巍然耸立于柳侯祠堂内，我们可以看到碑身为断裂合拼而成。柳州流传着一个故事，明嘉清年间，在战乱中，“荔子碑”被毁坏。后来在筑柳州外城时，有军士捡得半截“荔子碑”，拿来砌城墙，但是每次砌进墙内，城墙就崩塌，后来才发现是“荔子碑”的一部分，在场的人终于醒悟过来，知道拿来砌墙是对柳侯的不敬，受到崩塌的惩罚。只好把断碑抬回柳侯祠，与残留原处的“荔子碑”拼合在一起，使这一珍贵的文物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四大好事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最明显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堂，开荒建设，等等。

首先是释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个原始的荒蛮之地，当时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相当于欠钱不还则沦为奴婢，而一旦为奴则终身为奴。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生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广大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文明发达的都市，柳州一直以来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弊风陋俗长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并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 而后，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农业落后的问题上。当地是丘陵地区，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艰苦贫困的生活，柳宗元下决心改善这样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种菜百畦。他为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灭的功勋。

此外，这位柳刺史还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视植树造林，虽然身体不好也亲自参加植树活动。当时城里、河边都种了许多柳树。他的文明观念还渗透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上。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筑了一些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水井：传说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水井，千户人家，万余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负着小口大肚子的罂瓶，极其艰难地沿着狭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边汲水。如果天旱水浅，到江边的距离就更远了；到了雨季，路险泥滑，汲水更加危险，稍有不慎，脚下一滑，汲水的人就会从陡坡上翻滚下去，轻者跌断手足，重者还会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后，体察民情，决定凿井供居民饮用。他命令部下蒋晏，率领数十名军士，在城北隍上开凿第一口水井。经过一段时间不分白天黑夜紧张的施工，一直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来。这时，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携幼跑来观看这一奇迹。在这些百姓当中有的活到七、八十岁都还没有见过井的，当他们喝到清冽的井水时，都不禁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 柳宗元凿井之前，也曾有人试挖，但都崩塌，说是伤了“龙脉”，破坏“风水”，因此，都不敢继续开凿。柳宗元不信“讹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凿井获得成功，做了一件流传千古的利民好事。从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过的余生最后的风雨四年里，柳宗元作为一个地方官，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当地人民铺筑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叹息的结尾。但作为柳州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贡献，却是令人怀念，不能遗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风中的残烛，顽强地燃烧自己，尽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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