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将词称为诗之余（词又称什么和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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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春霖的词如何

蒋春霖(1818-1868)是近代词坛上的著名词人，他穷困潦倒的生活经历让人欷歔不已，他婉雅凄怨的词风却感人至深。其人其词，在其生前即引人瞩目。蒋春霖逝世后的120余年时间里，关于《水云楼词》的研究成果，在近代词学研究里是比较突出的，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段研究历程进行系统地清理，总结和分析在以往蒋春霖研究中的得与失，将有助于推进新世纪的蒋春霖研究，从而促进和深化对近代词学的认识。

一、近代(1868一1907)的蒋春霖研究

这里所说的近代，主要是指蒋春霖逝世之后到王国维《人间词话》发表以前的40年。在这40年时间里，蒋春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所谓“研究”主要是指他的友人为其词集所撰序文，比如宗源瀚、李肇增、何咏、徐鼒等为《水云楼词》及续集所作的序文等等。这些序文的作者因是蒋春霖的朋友，故对蒋春霖的身世、经历和创作甘苦都有切身的了解。宗序云:

鹿潭名春霖，江阴人。少负隽才，不拘绳尺，屡不得志于有司，乃俯就盐官，尝权东台场，恤灶利，课团丁御侮，人咸德之。罢官后，犹供食数年，生平抑塞激宕之意，一托之于词。运以深沈之思，清折之语，先刻为《水云楼词》于东台。同时作者莫不敛手。(《水云楼词续序》)[1]

徐序称:

蒋生鹿潭，承明不遇，作吏淮东，驵侩与居，踞觚灶北。芰衣荷裘，羌修能之自挈，霓旌玉玦，指潜渊以为期。一夕相思，八公招隐。孰海唱之孤愤，答兔语之幽修。有河上之同歌，吹参差兮自诉。又况帘雨阑珊，念家山于破后;衍波迢递，怅环佩之来迟。鸠媒媭詈，伤如之何!徒观其鼻苦吟，吹唇审律，性有三好，技了十人，谓为倚声，诚浅之论作者类!(《水云楼词序》)[1]

他们对蒋春霖的关注，更多的是同情他的坎坷经历和不幸的遭遇，对其词的评价往往要联系他的人生经历来论述，认为《水云楼词》中寄寓着他“生平抑塞激宕之意”，故而呈现出“深沈之思，清折之语”、“海唱之孤愤，鬼语之幽修”的审美风貌。

在上述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之外，有的研究者尝试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分析蒋春霖《水云楼词》的创作特点。如李肇增从分析蒋春霖的诗歌创作出发，试图寻找其诗与其词之间的某些共同点，他说:“君为诗恢雄肮脏，若《东淘杂诗》二十首，不减少陵秦州之作。乃易其工力为长短句，镂情刿恨，转豪于铢黍之间，直而致，沈而姚，曼而不靡。呜呼!君之词，亦工矣。”(《水云楼词续集序》)[1]他认为蒋春霖的诗近于杜老，这成为他工于词的基础，也使他成就为一位杰出的词人，这一看法对后来谭献以蒋春霖为“倚声家”杜老是有着间接影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杜文澜不仅结合蒋春霖的性情气质论其词，总结《水云楼词》有“专主清空，摹神两宋”的创作特点;而且还根据蒋氏“欲采中晚唐佳句入词”的创作思想，指出《水云楼词》亦存在着“稍务色泽”“间涉饾饤”的弊病。(《憩园词话》卷四)[1]杜文澜与蒋春霖有过直接的生活交往，对蒋春霖的得失较之他人了解更为真切，上述看法正是基于对蒋春霖的深刻了解而得出的结论。

在这之后，著名的常州派词人——谭献对蒋春霖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光绪四年(1878)编成的《箧中词》里，选录蒋春霖词达23首之多，所选数量仅次于纳兰性德(25首)。本来蒋春霖的创作有些接近南宋姜夔、张炎一派，这与谭献所处的常州派立场是相悖的，那么谭献为什么如此地推重蒋春霖词，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蒋春霖的词真实地反映了“咸丰兵事”，蒋春霖也因之被他称之为“倚声家杜老”:

《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矣!(《箧中词》今集卷五)[2]

众所周知，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被称之为“诗圣”，从谭献以蒋春霖为“倚声家杜老”看，他对蒋春霖的积极肯定和高度评价是不言而喻的。谭献对蒋春霖的评价也影响着陈廷焯，陈廷焯论词是非常推重谭献的，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编选的《词则》里，亦选录蒋春霖的词达16首之多(《大雅集》8首、《放歌集》3首、《别调集》5首)，认为蒋春霖在晚近词坛的地位仅次于谭献、庄棫，他的词在体格方面尤近于南宋著名词人张炎，这是因为张炎“工于造句，每令人拍案叫绝”(《白雨斋词话》卷二) [3]，而蒋春霖“造句之妙，不减乐笑翁”(《白雨斋词话》卷五) [3]，但他没有将蒋春霖抬到“倚声家杜老”的高度，而是认为蒋春霖虽工词却是“尚未升风骚之堂”(《白雨斋词话》卷五)。[3]这样评价蒋春霖较之谭献的过度拔高应该说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蒋春霖以词“笔”写“史”，为晚清词坛别开生面，他的《水云楼词》也因之得到多数论者之好评，以致有人把他视为“词界中兴”或振兴咸丰词学的重要人物。如周曾锦说:“读蒋(春霖)、杜(文澜)二公词，觉白石、梅溪，去今未远，天挺二老于咸同之际，亦词界之中兴也。”(《卧庐词话》)[4]金武祥更说:“雍乾以来。倚声之学，吾州号称极盛。阳湖张先生惠言，宜兴周先生济，该正变，兼讽谕，英绝领袖，郁为两大宗。厥其闺位余裔，旨乖趣歧，家鹜众炫，稍稍衰息。鹿潭起而坠绪以振，其流派不尽守宛邻之旧，然相望百余年间，水云一家，遂与茗柯、止庵三鼎其足。”(《蒋春霖传》)[5]

二、现代(1906-1949)的蒋春霖研究

1908年10月～12月，王国维《人间词话》在《国粹学报》的发表，标志着词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在这部影响深远的《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对谭献的“三鼎足说”提出质疑，指出:“《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但他的这一看法未能像他的境界说那样在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在20年代学界对蒋春霖的评价仍多沿袭谭献的看法。1925年朱祖谋撰《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评蒋鹿潭曰:“穷途恨，斫地放歌哀。几许伤春忧国泪，声家天挺杜陵才。辛苦贼中来。”在这一时期，学界对蒋春霖《水云楼词》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如1925年周念永为重刻本《水云楼词》作跋便称蒋春霖:“以沈博绝丽之才，为悱恻缠绵之体。燕钗蝉鬓，传恨空中;锦瑟瑶琴，知音弦外。综其一生，忧时念乱之怀，牢落坎壈之遇，而一以倚声出之。故语该正变，体兼风谕。于引商刻羽之中，寓沈郁苍凉之慨。卓然为一代之大家。”[1]1926年刘毓盘撰《词史》亦称:“蒋春霖以常州人入浙派，《水云楼词》二卷，其言情之作，皆感事之篇也。唐宋名家，合为一手。词至蒋氏，集大成矣。”[6]一个说他“卓然为一代之大家”，一个说他集晚清词学之大成，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学界对蒋春霖在晚清词坛重要地位的高度肯定。

在30年代，词学研究者大多对蒋春霖的词发表过看法，一致推他为有才气，不为常、浙两派所牢笼的词人。胡云翼说:“他是一位富有才气，能够不依门户，不受拘束，而自具境地的作家。……其所著《水云楼词》，多发抒感慨，描写极深刻，论者至称为‘词史’。”[7]但胡云翼所论不多，未为宏论，吴梅和刘大杰着墨较多，论述亦甚精当。吴梅说:“嘉庆以前，词家大抵为其年、竹垞所牢笼……至鹿潭而尽扫葛藤，不傍门户，独以风雅为宗，盖托体更较皋文、保绪高雅矣。词中有鹿潭，可谓止境。……鹿潭律度之细，既无与伦，文笔之佳，更为出类。而又雍容大雅，无搔头弄姿之态，有清一代，以《水云》为冠，亦无愧色焉。”[8]刘大杰对吴梅的看法深表赞同，还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对蒋春霖词作了如下的评价:“蒋氏一生落拓，而情感又极锐敏，对于时代的所见所闻，对于民众所受的流离颠沛的苦楚，一一发之于词，苍凉激楚，备极酸辛。……他创作的态度，极为严肃，从不把他的作品浪费于无病呻吟与无味的应酬上。几乎每一首，都表现出社会的暗影，与民众的哀伤。在他笔下所出现的一草一木，明月杨柳，与小阁茅亭，俱一一蒙掩着一层离乱的情趣。他不标榜比兴寄托，而自有其比兴寄托，他不标榜白石、玉田，而其长调真可与姜、张比美。他不倡言南唐，其小令真得二主之神韵。我们可以说，蒋春霖不仅是清代的大词人，并且是中国整个词史上一个大词人。”[9]《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看法亦近似于刘大杰，文称:“(蒋)春霖中年正值洪、杨之乱，身世飘零，故多抚事感时之作。郁勃沉深，精警雄秀，曲折顿宕，千状万态。有迦陵之放而不粗犷，有秀水之雅而能浑厚，有茗柯之深而不专比兴，有饮水之艳而不觉软弱，有忆云之工而骨肉匀称，盖撷诸家之英而熔冶于一炉也。……不特俯视清代词人，即置之两宋之中，亦卓然一大家也。”

在40年代，蒋春霖与纳兰性德是清词研究的两大“热点”，这前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发表的蒋春霖研究论文有《蒋春霖潭评传》(唐圭璋)、《咸同词人蒋鹿潭》(任鼎)、《水云楼词跋》(龙榆生)、《词史蒋鹿潭的生平及其词作》(章石承)等。据冯其庸《蒋春霖年谱考略》介绍，他曾在1948年撰有《蒋春霖年谱初稿》，只是当年未能公开出版。当时编纂的各种清词选本或丛刻皆以选刻《水云楼词》为重心，如徐珂的《清词选集评》选辑有14首，胡云翼《清代词选》选录有5首，陈乃乾汇刻《清名家词》收录《水云楼词》一卷;王煜《清十一家词钞》选取清词代表性名家，蒋春霖亦位列其中，并钞选《水云楼词》达64首之多。蒋春霖之所以能引起众人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当时人们饱受战争之苦有密切关系，因为蒋春霖《水云楼词》对战争的描写很容易激起大家的共鸣。

蒋春霖的词所以被谭献称为咸同“词史”，是因为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清兵的腐败无能。龙榆生认为，谭献推举的三家“词人之词”，其中最能表现时代精神者当推《水云楼词》。[11]章石承进一步指出，纳兰性德和项廷纪的词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他们所抒写的都是从个人所直觉的月令花残，所遭逢的悲欢离合为出发点，而蒋春霖则不然。“因为他生当红羊之乱，长毛的残酷，清军的窳情，以及人民因频年战争，无家可归，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情形，有的是他亲耳听到的，有的是他亲眼看见的，还有的是他自身尝受过的。所以他在讴歌时，一方面也如容若、莲生一样的低诉出个人的悲欢离合之情，一方面他把眼光放远，注视到社会，沉痛地抒写家国兴亡之感。”[12]

关于蒋春霖词的内容，唐圭璋从抒情的角度分为忆旧、伤别、怀乡三类[13]，章石承又将之拓展为感时、伤别、忆旧、怀乡四类，特别地突出了战乱年代的情感内涵，如说伤别:“乱离中送客远行，正不知一去是生是死?纵然是浪迹他方，也不知以后相逢何日?相逢何处?这较平时的离别，尤觉黯然神伤。”较之唐圭璋，他更强调“感时”之类词的重要性:“在水云楼词里，十之七八，都属于这一类，情感真实，描写深刻，这确定了他在词坛上杜老的地位。”“有时他用婉转的言辞，曲折地传达出极沉痛的意境，如秋虫的泣露，孤雁的啼月，使灵均的香草美人，稼轩的斜阳烟树，不能专美于前。”[12]

关于蒋春霖的创作特色，章石承认为他取径于白石、玉田，深得他们的神髓。“同时，身世之感更充实了他词作的内容，所以他笔底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空虚的、堆砌的一串漂亮的字眼，而是有寄托，有性灵，有生命的东西。”[12]唐圭璋更进一步从修辞的角度，总结了蒋春霖在创作手法上的某些特色，说他在用字遣辞练意等方面颇能得白石之神理。“我们读了，只觉清畅而不滑熟，精健而不生涩。”[13]在此基础上，唐圭璋还进一步分析了蒋春霖词的意境和风格，指出《水云楼词》所写的境界，有江山苍莽的境界，有沙洲幽寂的境界，有池台荒凉的境界;章石承则概括水云楼词风格为凄怨、婉约、悲凉和清空四种，他结合蒋春霖的性情、际遇及时代、艺术个性分析其风格的成因，颇有深度。如凄怨的风格，是因为“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竟把他折磨成为一个忧郁的人……这样便铸就了他凄怨的词心”。又如悲凉，是因为蒋春霖“生逢红羊浩劫，流亡江北，登山临水，悼乱伤离，遂发出悲壮苍凉的情绪”。再如清空，是因为蒋春霖的词“脱胎于白石、玉田，所以能够不滞不涩，也不失之粗靡浮滑，同时又极浑厚和雅”。[13]

关于蒋春霖的历史地位。章石承突出了他的独创性，说在浙西、常州风气笼罩词坛的时候，“大多数词人，不属于常，即属于浙，只有他，能兼两派之长，而不为那一派所限制”。[12]龙榆生认为他取径于白石、玉田，又身历乱世，身世之感多所激发，言之有物，托体遂尊，用能集浙、常二派之长，而极激楚苍凉之致。似有视蒋春霖为同光词坛之集成者之意味。[11]唐圭璋甚至认为，论清词当以蒋春霖为第一。“他的词，目无南唐两宋，更不屑局促于浙派和常州派的藩篱。他只知独抒性灵，上探《风》《骚》的遗意，写真情，写真境，和血和泪，喷薄而出。”

从上述几个方面看，现代的蒋春霖研究不但走出了传统词话的路数，出现了以长篇论文为主要写作方法的现代研究表述方式，而且在研究的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等方面都较近代的“前研究”阶段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也存在着因为某些学者对《水云楼词》的偏爱，进而对蒋春霖在清代词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高于实际水平的评价。

三、当代(1950年以后)的蒋春霖研究

时间推进到50年代，在三四十年代颇得学界之好评的蒋春霖词，这一时期在学术界的地位可谓是“一落千丈”。195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便对蒋春霖词作了全盘的否定和批判，这部文学史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农民革命的立场指责蒋春霖的词，咒骂太平天国，露骨地表示出他对太平天国的憎恨和仇恨。“他的词非常反动，应该完全被否定。”[14]这一用阶级分析取代文学分析的态度当然是不可取的。进入80年代以后，在五六十年代批判蒋春霖的观点逐渐淡出，肯定蒋春霖词之艺术成就的思想在提升，各种新出文学史对蒋春霖予以较多地关注。近年来，还推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出版有《蒋鹿潭年谱》、《水云楼词话》、《水云楼词疏证》(以上周梦庄著)、《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以上冯其庸编著)等论著。最近十年来出版的各种清词选如沈轶刘、富寿荪《清词菁华》(l0首)、钱仲联《清词三百首》(5首)、汪泰陵《清词选注》(6首)亦多选录蒋春霖词，严迪昌《近代词钞》更是辑录《水云楼词》达66首之多。这些论著将三四十年代的蒋春霖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近现代人们对蒋春霖词的评价是很高的，最有影响的就是谭献的“倚声家杜老”说，对于这一说法，当代的学者基本形成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赞成者有徐华根、刘勇刚等，徐华根认为蒋春霖创作态度严肃，作品多写其身世沦落之感，很少花鸟风月吟咏和无谓的应酬。“杜甫遭安史之乱，所写的诗是‘诗史’。蒋春霖遭受战乱，他写的词可以称作‘词史’。”[15]刘勇刚认为，评价蒋春霖应该持知人论世的态度，不宜以今天尺寸衡量古之作品。《水云楼词》乃是特定时空中产生的具有独特情感体验及艺术追求的作品，对蒋春霖及其词必须用历史的和审美的眼光观照。鹿潭是否能配享草堂，这且不论，但《水云楼词》无疑是具有“词史”价值的。[16]反对者则有郭延礼、谢孝苹、周梦庄，谢孝苹认为蒋春霖所处时代、经历、身世、结局或有与杜甫相似之处，但更有较大的区别。这就是杜甫没有辜负他的时代，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不朽诗篇。“杜甫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诗圣’的形象，这一切都比蒋鹿潭高大得多。”[17]周梦庄也表示:“过高地拔高蒋鹿潭，脱离了现实所许可，人们也难以接受。”[18]郭延礼还说:“蒋词无法和杜诗比美，主要因为杜甫是站在时代先进思想的顶端，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描绘了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对立;而在蒋春霖的笔下，却对当时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运动抱着敌视的态度，并把农民军诬之为‘贼’……作品中充满着对农民革命的恐惧，把当时的天京写得阴森可怖，这都是对现实的歪曲。也是作者正统观念和阶级立场所带来的局限。”[19]关于蒋春霖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周笃文持不同于郭延礼的看法，认为要用历史的眼光加以分析:“作为一位政府官员，我们不能要求作出超越其阶级地位的判断，再说他词中反映的主要是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并没有对什么‘暴行’的指斥。”“他反对战争，渴望和平，不是为了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出自博大的爱心。对这场浩劫，他也有过反思，甚至对误国的统治集团也有所批判。”[20]这样一种客观平和的态度应该是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中比较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但是，在《水云楼词》艺术成就的认识上，不管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又是统一的，即一致承认《水云楼词》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如谢孝苹说:“尽管词人不能配享草堂，要为咸同以来第一流词人，尚非过誉。”这是因为他接武常州词派，却别树一帜，不作常、浙词派的家臣。[17]周笃文将蒋春霖的艺术成就概括为三点:一是以“温柔怨慕”之思，写“穷老尽气”之遇，是他在词中力求达到的境界;二是色泽鲜明，富于变化;三是以沉郁凄苦为主旋律，亦不乏清新自然之作，在章法结构上也极具匠心。[20]严迪昌的分析更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对谢孝苹观点的进一步展开:“《水云楼词》的造诣在于，抒述深沉的离乱之情，而又不失清虚含蓄之致。蒋春霖从词艺上说是专攻姜夔、张炎一派，但因其身际衰世战乱，感受真切，故避免了‘浙派’的涂饰空枵之病。同时哀情沉郁、盘转倾述又必然有激荡力，不必要去作吞吐之姿或借助物象来寄托以出，这样又摆脱了‘常派’的某些弊端。总之，他是在一定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功力的扶翼下纯乎顺其情思所需而创作，所以，尽管极精心，但不生硬拗峭，感染力自然很强。”[2l]郭延礼还从表现内容和艺术技巧两个方面谈到蒋春霖词的成就，从表现内容看，它形象地描写当时战火遍燃的情景和战争的紧张气氛，真实地描写了战争带来的荒凉，记录了战争创伤的痕迹，在艺术技巧上，一是抒情写景，真切传神，二是讲究造句用字，语言明白晓畅又寓有深意。

相比较而言，严迪昌的分析，不但深刻，而且契人词心，把握到《水云楼词》之神理。郭延礼的分析因为篇幅及文学史的特殊性，不免显得有些简略。

关于《水云楼词》的题材，人们多关注它那些表现咸丰兵事的战争词，周笃文认为按时代分，蒋春霖的词有江南前期与江北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词作包括他在京城求仕无成南返故园，直到他北上扬州谋任淮南盐官为止，“这一阶段作品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对流光易逝的叹惋和怀才莫展的悲恨。”在艺术风格上与后期的词也是一致的，直至31岁前后到扬州才开始其长达20年的江北苦旅时期，这一时期的词就是人所欣赏的以大量的篇幅反映咸丰兵事、“开词家未有之境”的战争词。[20]谢孝苹还在分析统计曼陀罗花阁刻本的基础上，将《水云楼词》的题材作了细分，归纳为9类:(一)战伐声中，不眠忧世之什。(二)天涯沦落，悲凉身世之什。(三)离亭赋别，寄怀酬唱之什。(四)缅怀故园，欲归无计之什。(五)羁客闲愁，留连光景之什。(六)咏物伤时，意内言外之什。(七)征衫缁染，旅途劳顿之什。(八)风月场中，雪泥鸿爪之什。(九)秋霄露坐，思妇悼亡之什。[17]周梦庄认为蒋春霖在如此丰富多彩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中，有一个基调，就是“反映战争”。“他不能对战争的性质有正确认识，他只能凭自己的主观和直觉观察战争和解释战争，但是他所反映的社会动乱图卷又是真实的。他渴望有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过太平的日子。他对生活和未来的憧憬是朴素而又是积极的。……蒋鹿潭用他的词笔反映战争，也就是反映了时代，自然不是无病呻吟。蒋鹿潭把战争这个新题材熔铸到词中去，开拓了词境，是对词学发展的一大贡献。”[18]刘勇刚《伤离悼乱，烽烟鬼唱——蒋春霖的战争词探微》一文，专门探讨了蒋春霖对战争的描写及其表现技巧，作者认为，蒋春霖的战争词主要聚焦于太平天国运动。它真实地描写战争离乱的场景和反映了文人的迷惘心绪，因他是站在太平军的对立面看待这场战争的，故把太平军统治下的南京城勾画成一个“树影”、“鸮声”、“磷火”构成的阴森世界，确实也真实地再现了风声鹤唳、战乱频仍的世纪末叶的动荡场景，具有很强烈的时代精神。最后，作者总结蒋春霖战争词主要有两种笔法:一是比兴体，他虽未明言寄托，却托兴渊深，思致绵邈，极温深怨慕之意;二是用赋体，即正面描写，直言本事。“点染结合，富于动态感、力度感，将战争的激烈场景、战争的劫难，描摹得淋漓尽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绝无半点叫嚣、粗豪之气。”[16]这些皆比较准确地揭示了《水云楼词》的艺术传达技巧。

总之，这一时期的蒋春霖研究，主要是围绕“倚声家杜老”的称谓展开广泛地讨论。不同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思想在讨论中形成交锋，这既有助于研究者深化对蒋春霖的认识，又促使研究者对自己所持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地反思，即对蒋春霖的词是应该采取先入为主的态度，还是从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实际出发作出合理地评价，从这个方面讲尽管当代学者对蒋春霖有多种态度，却也由此看出当代的学术研究更趋于成熟。当然，当代的蒋春霖研究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还多停留在作家阶级立场和文本分析的初级研究阶段，今后的发展方向将是在生平研究、心理分析、文化分析等方面进行广泛地开拓，进而由蒋春霖研究拓展到对淮海词人群的研究及对整个晚清词风转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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