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5-14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关于西伯为什么拘?h里这个问题的知识,还有对于西伯为什么被拘羑里也是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分享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伯是中国古代爵位系统中的一个等级,周武王灭商之后,周天子分封天下、将天下诸侯人为分成了五等——公侯伯子男,伯是第三等级,高于子男、低于公侯。除此之外,“伯”在古汉语中还有“霸”的意思,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周天子就曾经遣使赐胙肉、封勾践为“东方之伯”。所谓“东方之伯”即“东方的霸主”之意,这也是勾践后来被列为春秋霸主之一的法理依据所在。因为伯存在两种解释,故而关于周文王西伯这个称号,在历史上也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爵号西伯。二、西方之伯。
爵号西伯
这是最不用动脑筋的说法,既然周文王早年是商的西伯,他自然就是伯爵了,西伯是周文王当年的爵号。部分史籍索性说周文王祖上从始祖后稷起便被封为了西伯,之后一直世袭罔替,传到了周文王这一代,周文王同样以西伯为爵。
西方之伯
这是一种相对比较小众的说法,《孟子·离娄上》载:“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清代焦循正义曰:“西伯,即文王也。纣命为西方诸侯之长,得专征伐,故称西伯。”这里面说得很明确,是商纣王封周文王为西方诸侯之长,所以叫西伯,这个西伯大体上类似于后来所谓的“西方之伯”。
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周这个国号并不是周武王灭商之后才临时取的,在周武王灭商之前,周文王、周武王的封国国号就叫周,这是史籍之中已经明确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按照商周的命名规则,诸侯以国号加爵位命名,死后加谥号。以商纣王的胞兄微子启为例,他的胞弟商纣王将其封在了微地、爵位为子爵,故称微子。如果周文王在商代的爵位为伯爵,那么他应该称周伯而不是西伯。因此,爵位说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部分史料记载:因为周的势力不断扩张,引发了商王文丁的猜忌。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的势力,以封赏为名将周文王的先祖季历宣召到了商都殷,将其封为方伯,号“周西伯”,为西方诸侯之长。实际上是变相软禁了季历,不久之后商王文丁便寻找由头杀掉了季历。
前面提到了清代焦循说商纣王封周文王为西伯之事,联系其后来著名的“文王拘羑里”来看,很可能商纣王帝辛也是打算效法自己祖先商王文丁先幽禁周文王,在找理由除掉他。只可惜,商纣王帝辛被周文王的示弱给骗了,最终放虎归山,葬送了商的江山社稷。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都能看明白了,周文王的西伯并不是爵位,而是一种凌驾于爵位之上的封号——方伯,大致相当于后世“西方之伯”的意思,指西方诸侯之首。但是,这种方伯的名号与春秋时期的霸主还是有所不同的,商王并不像后世的周天子那样被迫无奈,此举更多地是商王的一种政治手段,或为巩固统治需要、或为拉拢诸侯,亦或出于其他政治目的,如商王文丁之与季历。
实际上,方伯最初只是一种类似于大区行政首长之类的职务,其本身并没有霸主之意。周天子分封天下之后,方伯依然是存在的,通常是拣选姬姓诸侯中地位崇高者兼任。后来,随着周天子的日渐式微,方伯成了区域霸主的专属,逐渐与原本的意义剥离。越王勾践的所谓“东方之伯”,理论上与周文王的西伯是一样的、还是方伯,但实际意义却已经大相径庭了。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有?所谓西伯并不是周文王的爵号,如果硬要用现在的话给西伯下个定义,它更像是职务——管理西方诸侯的方伯,商代西部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西伯者,“西方之伯”也,虽为“西方之伯”,但西伯与春秋时期的霸主、如“东方之伯”勾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西伯更侧重方伯之意而不是“霸”。
中国商代末年西方诸侯之长。姬姓 ,名昌。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亦称西伯昌。相传西伯在位五十年,已为翦商大业作好充分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死去。周人谥西伯为文王。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他就是日后著名的周文王。他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课本上的周武王、周公旦的画像,都来自汉代-山东武氏祠画像石。 商纣时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周文王,商末诸侯首领,史称西北侯,追封为周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与其子姬发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发明“文王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流传于世,《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在位50年。 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时,追尊周文王为南周始祖文皇帝。 《史记·周本纪》说他能继承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土,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在治岐期间,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着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自己的国家。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西周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他在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周臣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出狱,搜求美女、宝马、珠玉献给纣王。纣王见了大喜:“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之多!”于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狱。并赏给他弓、矢、斧、钺,授权他讨伐不听命的诸侯。这就是史书中说的文王“羑里之厄”。 文王出狱后下决心灭商。一面向纣王献地,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他出猎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文王同他谈话,相互谈得很投机,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中干了六件大事。头一年调解虞芮两国纠纷。虞(山西平陆县)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审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说:虞芮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虞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从此解决。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战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县)”,第五年伐邗(在今河南沁阳县)。戡黎、伐邗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在今陕西户县境)。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建立沣京(在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诗经·大雅》:“既伐于崇、作邑于沣。”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就在这大功即将垂成之际,姬昌不幸死去。《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都说他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死后葬于毕(指陕西长安县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境域较广)。 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名君圣人,被后世历代所称颂敬仰,《诗经·大雅》中有颂诗。
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 “士节不可不勉励”,换而言之,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以之解释“刑不上大夫”,意思就是比士高了一个级别的大夫,更为讲究道德、气节,更加不可接受刑罚的侮辱。 司马迁列举了身份高于大夫而在“罪至罔加”之时没有“引决自裁”的西伯(文王姬昌),被处以死刑的李斯、淮阴(韩信)等人,那都是周朝之前和之后的。这完全可以作为周朝“刑不上大夫”其实是要大夫和大夫之上的大臣犯罪就得“引决自裁”的旁证。 盘水加剑,是大夫和大夫以上的大臣犯罪之后,要受八议论处,遭到国君谴责、质问的时候,手托一个盘子,盘内盛水(意示公平),盘上放剑(意示法律制裁),请国君裁决。大臣若是白冠厘缨的托着盘子,乃是自认有罪,就会主动自杀。如果大臣不肯自己认罪,那么,国君赐剑示意其自裁。如果国君赐剑了大臣仍不自裁,那么,国君派人将其戮杀。 因罪而引决的大臣在“礼应如此”的自裁之时,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颇是近似于日本武士的剖腹。至少,这二者都是按照礼仪进行形式化的自杀。 剖腹自杀,于十二世纪开始流行,至十七世纪形成一整套仪式,作为日本武士专用的死刑,沿用至二十世纪。武士穿上素礼服,用短剑刺入左腹,横着向右将腹部剖开,成“一”字形,再刺入胸口剖至下腹,成“十”字形:这是刨开自己的肚子让主子来看看自己的一片红心。实行剖腹自杀的武士,主要用来保留或挽回自己的名誉,表示对主子的忠诚,和对某项重大错误的负责。因此,剖腹的类型,除了战败之时为了免遭被俘之辱而自杀,还有在主子死时尽忠殉死的追腹,受到舆论谴责而自裁的诘腹,为了树立名声而死的论腹,给家族和子孙带来恩惠而死的商腹,愤慨于无实之罪而死的愤腹,以及为了劝说主子的以死为谏。
语出司马迁《报任安书》,周文王,姓姬名昌(公元前1213年-公元前1117年)史称西伯,是商末周族的领袖,他广施仁德,礼贤下士,发展生产,深得人民的拥戴。由此引起商王纣(后称殷纣王)的猜忌和不满,昏庸残暴的纣王听信谗言,将姬昌囚禁于当时的国家监狱--羑里城。
姬昌被囚后,殷纣王以种种野蛮手段对其进行侮辱和折磨,甚至将其长子杀害后做成肉羹逼其吞食。姬昌被囚禁7年,他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八卦虽成,它们代表世间万物的八种基本性质,万物万事的性质可以抽象为八种,但具体的事物则是无穷无尽的
,不可能有八种,故而“八卦小成”,不能反映复杂的变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就是八卦每一卦都可以为太极,以本气相推,与八卦相叠,遂成八八六十四卦,反映宇宙间不同的复杂变化。进而推演成六十四卦并系以卦爻辞,并提出“刚柔相对,变在其中”的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完成了《周易》这部千古不朽的著作
出自《太史公自序》,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章,编在《史记》的最后,既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意思是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
全文(节选)如下: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如下:
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
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
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
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扩展资料:
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前108年)接替其父担任太史令,从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创作《太史公书》(后来称为《史记》)。后因向汉武帝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之事辩护而被捕入狱并处以腐刑,在形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
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序文,也可看作是作者的自传,排在全书最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太史公自序
1、最后一段: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翻译:
于是我评论编次了这些文章。经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蒙受祸患,被拘禁在监牢之中。于是喟然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遭到摧残,再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又转而深思:《诗》、《书》辞意隐曲,文字简约,是想表达作者内心的思考的。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于是演绎了《周易》;孔子被困于陈、蔡,于是写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著述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才写了《国语》;孙膑被剔去膝盖骨,就研究兵法;吕不韦被放逐到蜀地,世上流传他的《吕氏春秋》;韩非被关在秦国的牢里,著述《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感情愤发而写作的。这说明,那些人都是感情有所郁积,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记往事,思念未来。于是我从黄帝开始直到汉武帝猎获白麟的时候为止,叙述了陶唐以来的史事。
2、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太史公自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交待得清清楚楚。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各篇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如果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解答。这实际上是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同《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都是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代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一百三十篇,合起来说,是总的一篇。这部史书的末尾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作者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间载有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经极盛,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可以说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它的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令后世的学者赞叹不已。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