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5-14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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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王夫之是哪个朝代的人,请参考!
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哪个朝代的人
明末清初
哲学成就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文学成就
王夫之对于作文作诗,认为要带有感情,不能无病呻吟。
情感是王夫之于诗歌的基本要求。诗歌创作经由唐诗的巅峰状态发展至宋明以来,多有偏颇之处。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不能以学理来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体或学问来代替诗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评高适《自酮北归》)。“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王夫之对于模糊诗歌与史书的“诗史”类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诗评选》中尤为可见。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悄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摄兴观群怨于一沪”(评杜甫《野望》)。
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史学成就
王夫之的史学观
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其三、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于上下千余年中自由出入,但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是明末清初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明亡之后曾经举兵反清,失败后杜门不出,一心著述。晚年隐居在湖南衡阳县曲兰乡(今船山乡)石船山,故自号船山老人、船山病叟,后人称船山先生。有《船山遗书》、《船山诗文集》。
王夫之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在衡州称“族盛”。父亲王朝聘曾经两中副榜,后入国子监攻读;二叔和三叔都是郡文学,三家子弟也多承习诗书。王夫之自幼受家学熏陶,从小颖悟过人。4岁入私塾读书,7岁读完了《十三经》,此后一边跟父亲学习经义,另一方面又大量阅读各类书籍。12岁便能咏诗做对,通晓文辞,以文会友,崭露头角,成为当时有名的少年才子。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19岁的王夫之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他在这里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为以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他23岁时,湖广提学检事高世泰岁试衡州,将他的文章列为一等,给予了“忠义肝胆”、“情见乎辞”的高度评价。
颇富才名的王夫之原本想一心报国、施展抱负,却无奈以一介文士之身而适逢乱世。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5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明朝灭亡。王夫之心痛欲绝,写下《悲愤诗》一百韵,以抒发自己的心境;同年迁居衡山下,筑茅屋,名“续梦庵”。他出门时,手擎雨伞,脚踏木屐,用此举来表示自己“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这种不屈的民族气节。
清顺治三年(1646年)夏,王夫之只身赶赴湘阴,建议调和南北督师矛盾,联合农民起义军协力抗清,但此行毫无结果,失望而归。此后,他又组织或参与过几次抗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流落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周易外传》等书就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写成的。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王夫之在衡阳湘江西边的石船山下筑湘西草堂,他一生最后17年就住在这里,大部分著作也在这里写成。
湘西草堂当时是“食禽过不栖”的穷地方,但王夫之“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这时期,王夫之贫病交加,还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监视,常常早晨起来发现纸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窥视他的行动。在艰难的处境中,他毫不沮丧懈怠,《思问录》内外篇,《张子正蒙注》、重订《尚书引义》等重要哲学著作;《读通鉴论》、《宋论》等系统史论著作;以及诗论《南窗漫记》、《夕堂永同绪论》等,均在这段时间内先后成稿。他的儿子在《行状》中说父亲自从隐居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年迈之时,手腕没有力气研墨,手指没有力气握住笔,却还是坚持读书,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王夫之病逝,享年74岁。他勤恳述凡40年,有著作100余种,400余卷,近800万字。王夫之的诗、文、词皆工。他的散文纵横捭阖,表现着雄肆的气概。其诗词以写抗清经历及寄托亡国之痛的为最佳,信笔所至,往往冲破音律的限制,揭示了亡国哀怨之深。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以继承《诗经》的“兴、观、群、怨”为旨归;认为创作必须有作者生活经历为基础。他在《姜斋诗话》中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强调诗歌必须重情重意,情景交融,他认为文学创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强立“门庭”,强立“死法”,党同伐异,趋于模拟。这些对于清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200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此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他的学说广为人知,从而对近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清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时至今日,船山先生的诸多杰出论著,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明末清初王夫之(1619~1692), 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湖南衡阳人,汉族。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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