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词怎么样（形容清朝的诗）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关于清代诗词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知识，还有对于形容清朝的诗也是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分享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清代诗文的状况是怎样的

明朝末年，文人社团星罗棋布于大江南北，活动空前频繁与活跃，尤其是复社领袖张溥发起和组织的在江南地区举办的几次文人集会——“尹山大会”、“金陵大会”和“虎丘大会”，规模与声势倾动朝野，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改朝换代之后，复社、几社的领袖人物被摧残殆尽，这种大规模的文人集会暂时停歇下来。但是入清之后过了不多几年，江南士子又有人开始追寻昔日的旧梦，结社订盟。较大规模的文人集会也慢慢恢复了。顺治十年在苏州虎丘举行的大会尤其引人注目，它是由慎交社、同声社发起的，可以称之为“两社大会”，参加大会之人据说来自九郡（也有人说来自十郡），人数多达数千，其规模足以同张溥组织的“虎丘大会”相比。顾师轼《吴梅村年谱》所引《壬夏杂钞》形容当时的盛况：“会日，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歌声竞发，达旦而止。散时如奔雷泻泉，远望山上，似天际明星，晶莹围绕。”

吴梅村参加了这次文人集会。同明末他所参加的几次文人集会相比，其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末的几次，他还十分年轻，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他只是作为复社中普通的一员参加而已。可是这一次，他却成了集会上最为显赫的主角，尽管他既不是慎交社成员，也不是同声社成员，但却被两个文社共同推戴为宗主，在集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我们知道，顺治十年的这次文人集会是在清朝对江南的统治还远谈不上稳定的时候召开的，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大背景下，举办如此规模与声势的集会，必定震动朝野，引起当局的警觉与不安。作为集会主角，当然也就尤其成为人们注意的对象。

特别是吴梅村在参加了这一次文人集会之后，同一年里，他便应召出仕清朝了，故而他的这一次活动就更加让人关注。

基于以上原因，关于这次文人集会的来龙去脉，关于吴梅村参加这次文人集会的动机、他在集会上的具体表现以及这次集会对他此后产生的影响，等等，都成了吴梅村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

有关吴梅村参加这次文人集会的情况，除了其本人的诗文以外，杜登春的《社事始末》可以说是最早的记录了，其中云：“吴梅村出山就道，次虎丘，讲求慎、同合局。”杜登春属于吴梅村弟子一辈，与梅村有交往，其《尺五楼诗集》就是请吴梅村题的序，但是他的记录却并不十分准确。按照这句话的意思，吴梅村在应诏赴京出仕清朝的途中（所谓“出山就道”）经过虎丘参加了“两社大会”，这显然有误。“两社大会”是在顺治十年的三月召开的，这时，征召吴梅村的诏书尚未下达，他接到诏书“出山”其实已经在秋天了，王抃《王巢松年谱》：“九月中，梅村夫子出山北上，余送至吴门”和王撰《王随庵自订年谱》：“是秋九月，梅村应召入都”均可为证。就是说，吴梅村应召出山，距离“两社大会”其实有半年之久。根据吴梅村本人的诗歌和其他相关记载可知，他在参加了“两社大会”之后并没有直接进京，而是到了南京，旧地重游一番，并且在这里想方设法阻止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然后回到了家乡。他应诏赴京是从太仓启程的，虽然经过苏州，却没有再上虎丘。

杜登春的这一错误记载影响却很大，许多人都把吴梅村参加两社大会当成是他出仕清朝赴京途中的一次活动。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著录了一段传闻，说在两社大会之上，忽然有一少年投诗吴梅村，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1]这段传闻流传甚广，其依据其实也是认定吴梅村已然接受了清廷的诏书。当代的许多学者也都把吴梅村参加“两社大会”说成是其应召入都途中的一次活动，如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九《几社始末》云：“吴伟业也是提倡十郡大社的一个人，那时他正应召入都，道出虎丘，就与同声、慎交两社的士子解合，在顺治十年(1653)合十郡的才人，和两社的同志，借着春楔社饮的时候，在虎丘开大会。”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几社始末》也说：“顺治十年癸巳，吴伟业应召入都，道出虎丘，讲求慎、同合局，以与慎交、同声合解，合九郡之人才，在虎丘举行大会。”

有些研究者根据这些材料进而将吴梅村的这次活动的动机与其仕清联系起来，说他明亡以后，“不想采取消极的避世态度，而是以积极的处世哲学求得进取，以期保持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2]，说他明明知道“虚名在人”会引起清廷的注意，可还是耐不住寂寞，参加了“两社大会”，所以他是在“作秀，做大秀”，认为他“不是明摆着在等着清廷来征召吗？”[3]有人甚至说他实际上是在利用这次集会抬高与清廷讨价还价的本钱，“因为出仕清廷的大门正在向他打开，他急需这笔本钱去做一单大买卖”[4]。

以上这些话相当尖刻，但却是无的放矢，因为其所依据的材料本身就有误。退一步说，即便吴梅村确实是在应诏赴京途中参加的“两社大会”，也不能据此就一定说他在利用这次文人集会抬高与清廷讨价还价的本钱。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在反清情绪依然强烈的江南地区举办的这次集会，当局决不会掉以轻心地仅仅把它视为是一次文人雅会，集会的组织者和领袖人物弄不好就会进入黑名单，招灾惹祸，哪有什么“抬高讨价还价的本钱”可言呢？

那么，吴梅村为什么还一定要参加这次“两社大会”并且成为大会的主角呢？根据某些史料可知，这是情势使然。钱谦益的《与吴梅村书》透露出事情的原委。这封信在《钱牧斋尺牍》卷上，因为对于了解吴梅村参加“两社大会”的动机至关重要，所以不避篇幅稍长之嫌，全文转录于下：

顷与阁下在郡城晤言，未几，遽分鹢首，窃有未尽之哀。不及面陈，比因沈生祖孝雪樵、魏生耕雪窦、顾生万庶其三子欲谒门下之便，敢以其私所忧者献于左右，以报阁下，聊申仆缱绻之万一也。

窃为天下之盛，盛于士君子之同，而坏于士君子门户之未破。东汉之末，济济在朝；元祐以还，英贤杰出。而汉亡宋弱者何哉？分别之见存之太甚故也。其始不过一二君子辨学术同异、政事得失，其心皆出于公普，悲天恻人之切，不觉其过。而胸腑之间毫末未释，望风承响者乘间佐斗，病腓溃痈，遂至不可疗治。清流白马之痛，有心世道者每每致咎于一二君子之不谨。呜呼，一二君子之在当时岂自知其为祸之烈至于如此也！

今天下文人，虽不获方驾古哲，而灵蛇明月，十室而九，较弘、正、嘉、隆之际，似今日为盛。然仆喜其盛，遽忧其衰。盖吾吴，天下之望也。慎交、同声两社，吾吴之望也。若慎交之汪均万、宋既庭、侯研德、宋右之、吴弘人、计甫草、许竹隐、赵山子诸公，同声之郑士敬、章素文、沈韩倬、赵明远、钱炼百、宫声诸公，又吾吴两社之望也。望者，天下之表也。望之所系，岂可轻开嫌隙。诸公仆虽未获尽与周旋，相为磬折，挹其长论，知其皆道德君子，必无若仆所虑者。然仆闻其颇有异同，在诸公可谅其无他，正恐天下之傅会诸公者不知诸公之指，积衅渐深，安知其祸之极不至于此。《易》曰：“履霜，坚冰至。”太公曰：“两叶不齐，将寻斧柯。”此仆之喜而遽忧者也。伏以阁下聪明特达，好善不倦之心信于天下久矣，一旦出而调和焉，则朋党之衅消，而美阁下者无穷。且两社之信阁下者尤至，一整顿于诗文，一解憾于杯酒，而固已磊磊明明，尽输服于阁下，阁下则以谈笑之顷收作睹之功矣。

仆年逾七十，时以医药自赖，近复笺注教典，于三藏十二部之文日亲，万事洒然，视天地皆旅泊，独于朋友文字之好不能尽忘，故欲急睹阁下之成，以申其愿，非有他冀也。若夫区区有所未达，则三子颇得其概，坐而问之可也。三子者，李翱、曾巩之亚，今世士流罕有其俦，而朴厚谨直，好义远大，可与深言故事，尾及之。气候增热，伏惟善摄，不胜鄙劣之爱。

此信在标题《与吴梅村书》之下原注：“论社”。据考，此信当作于顺治九年初夏（见拙作《吴梅村年谱》）。信中提到慎交社和同声社“颇有异同”，其实乃是两社互相攻讦、势同水火的一种委婉说法。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几乎人所共知，杜登春的《社事始末》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其嫌隙的生成以及矛盾的发展。钱谦益在信中表达了对这种状况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可以说是当时有识之士共有的，大家都担心慎交社与同声社这种无原则的意气之争会被居心险恶的小人所利用，由本来的学术异同之辨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授人以柄，招致清朝统治者的荼毒。因为稍具头脑的人都知道，清朝统治者对于未尽帖服的江南士人与民众一直耿耿于怀，时刻伺机要示以颜色的。当时已经开始秘密联络抗清力量、积极投身民族复兴运动的钱谦益，其思考则更深入一层。他根据历史经验和反清复明斗争的需要，深悉文人只有通过结社，才能形成影响政治的巨大力量，明末的东林党和复社就是榜样。因此，入清以后，在反清复明意识强烈的吴地成立的慎交社与同声社，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有了文社，就能团结广大汉族士人，有利于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可是如果文社内讧，“轻开嫌隙”，也会瓦解力量，涣散斗志，严重了，还会让异族统治者找到镇压的口实，酿成有如东汉、北宋那样残酷的“清流白马之痛”。他在信中把慎交社和同声社，把两社中的重要成员说成是“天下之望”，把他们的“积衅渐深”看得那样严重，正是从这一角度而言的，决非要张大其词，耸人听闻。

钱谦益致信吴梅村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吴梅村能够出面调解两个文社的矛盾，使他们尽快捐弃嫌猜，同心携手。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清兵下江南之际率先迎降，以致宿望顿损，被多数士人所鄙，因而难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而能够充当调解人的最佳人选就是吴梅村，因为吴梅村是仅存的复社党魁，又是前朝遗臣，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其出色的诗文创作又为他赢得了巨大声望，已然成为文坛宗主；特别他入清后隐居不仕，更赢得了士人钦敬。慎交社和同声社中的文人虽然多十分傲气，但对他却无不表示佩服与尊奉，争以结识他为荣。由这封信，可以知道钱谦益曾经多次做吴梅村的工作，请他出面担负起调节之任。在致信前不久，两个人在郡城苏州相晤时，他便提出了这一期望，但感觉有些话还没有说到或说透，所谓“窃有未尽之哀”，于是利用沈祖孝、魏耕、顾万三个人谒见吴梅村之便捎去了这封信。

读钱谦益的这封信，可以明显地感到有些地方闪烁其词，“话到唇边留半句”，故意没有说尽。这些“区区有所未达”的内容，当然不是钱谦益拙于文辞，难以表达清楚，而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根本就不能明说，所以钱氏请“颇得其概”的沈祖孝、魏耕、顾万三子代为当面传达。被钱谦益称赞为“好义远大”的这三子究竟是什么人呢？了解其生平之一二，对推测钱谦益请他们代为当面转达的话题，“可与深言”的“故事”，究竟是些什么内容，或许不无帮助。可惜笔者没有查到顾万的资料，兹仅将沈、魏二人的小传列之于下：

乾隆《湖州府志·人物》：“沈祖孝，原名果，字因生，晚号霅溪，又号雪巢，归安人。少以诗酒豪其乡，壮游四方，慕郭林宗、范孟博之为人，而家徒四壁，又不肯浮沈取容，人多怪之者。甲申后，奉母逃之松陵，与吴宗潜、范风仁辈结惊隐诗社，啸歌淬砺，士之高蹈而能文者胥集焉。晚年卖卜乌戌，自署曰：‘于人只依孝弟，下廉仍事诗书’。”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8《雪窦山人坟版文》：“雪窦山人魏耕者，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后改名，又别名甦，慈溪人也。与归安钱缵曾居苕溪，闭户为诗。酷嗜李供奉，长洲陈三岛尤契之。东归游会稽，有张近道者，好黄、老、管、商之术，以王霸自命，见诗人则唾之曰：‘雕虫之徒也。’而其里人朱士稚与先生论诗极倾倒，近道见之，亦辄痛骂不置，然三人者，交相得，因此并交缵曾、三岛，称莫逆。先生又因此与祁忠愍公子理孙、班孙兄弟善，得尽读淡生堂藏书，诗日益工。……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书延平，谓海道甚易，南风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延平如其言几下金陵，已而退军，先生复遮道留张尚书（煌言），请入焦湖，以图再举，不克。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动。既而闻其谋出于先生，于是逻者甚急，缵曾以兼金赂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从延平军来，有所求于缵曾不餍，并怨先生，以其蜡书首之。先生方馆于祁氏，逻者猝至，被执至钱塘，与缵曾俱不屈以死，妻子尽没，班孙亦以是遣戍。初诸子之破产结客也，士稚首以是倾家，近道救之，得出狱，而近道竟以此渡江遇盗而死。己亥之役，三岛亦以忧愤而死，真所谓白首同归者矣。”

沈祖孝的传记比较简略，许多地方语焉不详，但是从他甲申之后，奉母避世和参加惊隐诗社就可以看出其政治态度，尤其是参加惊隐诗社最能说明问题。这是著名的遗民诗社，所有成员都怀有不忘故国之志，彼此常以气节相砥砺，有的人还英勇地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斗争，如顾炎武、归庄、吴宗潜等。即此便可以窥见沈祖孝思想感情之一斑。魏耕的传记略详，其中记述了他顺治十六年秘密联络郑成功军，引导其攻入长江，直抵南京，最后功败垂成，他也因此被杀的经过。

钱谦益称赞沈祖孝、魏耕、顾万三人“好义远大”，这“义”应该指的是民族大义，而“远大”，则是说他们胸怀着恢复故国的宏愿。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钱谦益不便在信中明言而只能请他们向吴梅村当面转达的话题以及“可与深言”的“故事”，恐怕与反清复明之事业相关。那么，他之敦请吴梅村出马调解两个文社之间的矛盾，亦必是从反清复明的大业出发立言的。

钱谦益的劝说和沈祖孝等人的游说，代表了众多江南士子的心愿，吴梅村确实被打动了，并开始付诸行动，出面劝和。《梅村家藏稿》卷54收录了一封《致云间同社诸子书》，正是其所做劝说两社和解工作而遗留下来的一个证明。“云间”，即今之松江，这个郡的士子很多参加了慎交社或同声社，并且成为两社的重要成员，其中不少人还是当年的几社成员，也是复社成员，因此吴梅村称他们为“同社诸子”。吴梅村同他们是相当熟稔的。这封信在一般性的寒暄和对对方才华的赞美之后，才是所欲表达的重点：“偶因汝颍之辨，几致洛蜀之争”，这是用钱谦益信中提到的北宋党争作比，对两社的“朋党之衅”表示了遗憾；有鉴于此，他对两社士子“勉进苦言”，殷切希望他们“有大道为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谊”，能够“同归旧好”。他语重心长地说：“夫意气总千秋共评，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既彼此齐驱，今岂后先分歃？愿披悃幅，尽释猜嫌，从此同心，永消浮论，此伟业翘首而观，耸心而听者也。”

《致云间同社诸子书》应该只是吴梅村所作全部调解工作的一部分，试想要化解两社之“积衅”绝不会仅仅凭着一封信就可以奏效，吴梅村为此想必花费了大量精力与心血，对两社核心成员分别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苦口婆心，反复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确没有辜负钱谦益和众多文人的厚望，出色地担当起了调解人的责任，其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本来势同水火的两个文社终于走到一起，在顺治十年的三月三、四两日在苏州举行了联合大会，大会的第一天由慎交社主持，第二天由同声社主持，两社人士在关羽像前立誓，示彼此不相侵畔。

在大会上，吴梅村继续发挥着调解人的重要作用，为两社的“和合之局”大力周旋。他还满怀感情地写下了《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四首七律，诗中云：“清溪胜集仍遗老，白帢高谈尽少年。”“执友沦亡惊岁月，诸郎才调擅风流。十年故国伤青史，四海新知笑白头。”“文章兴废关时代，兄弟飘零为甲兵。”……回顾以往，环视眼前，国事社事，个人感触，一并融入诗中，显得无限苍凉。这组诗刚一脱稿，立即在与会的士子中传诵开来。

从团结汉族士人的角度看，这次两社大会是成功的。它起码使两社暂时消除了隔阂，将一大批士人维系在一起，显示了社团的力量。

综上所述，两社大会的召开同吴梅村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两社大会的筹划，没有他的斡旋，两社大会能否召开恐怕要打上问号。而他之所以花费大量精力促成两个文社共同举办这样一个规模浩大的集会，放在顺治十年政局的大背景（反清的力量仍然十分活跃，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士人充满戒心）之下，应该说多多少少是情势使然。史料证明，他确实受到了钱谦益和其他一些人的游说与动员，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分析利害，敦请其出马。江南的众多士子也都瞩目于他。为了消除两社无谓的分歧与争吵，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引来党祸，他不能无动于衷了。至于这次集会让他招致更大的“虚名”，从而引起清廷更大的注意，也是事实，但那是客观造成的。那种认为他在利用这次文人集会抬高与清廷讨价还价的资本的说法，出于悬想和推测，未免厚诬古人了。

清代诗歌的两大特点是什么？（文字ban

清代诗歌的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朽，表达了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高扬了爱国主义的旗帜。二是具有强烈的议论化倾向。清诗多言理，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使诗歌散文化。

清代诗歌的两大特点是什么？（文字版）

清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

义精神。清诗中的大量作品抒发了高昂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表达了对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的关注，描写了知识分子怀才不遇、仕途多舛的苦闷心情，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清朝初期，满族统治者以异族入主中原，为了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权，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镇压，这就激起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另一方面，从明代中叶开始，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使得贵族地主阶级物质生活享受的眼界扩大，他们加紧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进一步激化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上述两种矛盾在清初诗人的作品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清诗第二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议论化倾向。清人喜欢“言理”，多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使诗歌散文化。许

多清诗得到人们称颂，并非因为诗中具有

鲜明和饱满的形象，而是因为诗中有一种理趣引人入胜。

清代诗人并不长于对事物诗意的感受和体会，而长于对事物敏锐而深刻的观察，许

多清诗并无多少诗味，但在司空见惯的事物和现象中，突然说出了一般人心会而不易说出的道理、使人觉得精警、清新。清代诗人富于“理”而少于“情”，他们在诗中也叙事、写景，但往往不是为了抒情，而是为了宣志、说理。象衰枚这种力主“性灵说”的诗人也有这种倾向。如他的《鸡》诗。“养下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计自佳，不可使鸡知。”全诗并无生动灵活的形象，但揭示了主人与鸡的关系，以说理取胜。等等。

受字数限制，供参考。

清代初期的诗歌有什么特点？

清代初期，由明代入清代的很多知识分子割不断故国之情，忠实地恪守着民族气节，他们的诗哀故国、悲往事、望恢复、明志节，这批诗人代表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吴伟业等。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的诗多伤时感事之作。诗平实不尚藻饰，是“主性情、不贵奇巧”的学者诗，持重、沉郁、苍凉的风格中可见杜甫诗的神韵。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他的诗强调

抒写现实，如《周公瑾砚》：

剩山残水字句饶，剡源仁近共推敲。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恨未消。

诗中亡国之恨，故国之思，不加遮拦地溢出笔端。王夫之的诗后人评其为“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王夫之最推崇屈原，并承继了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以美人香草寄托比兴的艺术风格。

王夫之的《正落花诗十首》之一诗中五六句脱化于屈原《橘颂》中的“受命不欠，生南国兮”的语句，用花去香消树仍青青来表明自己志节不改，浩气长存。

清代初期诗风多样，其中能左右诗风，影响远播的诗人是钱谦益、吴伟业。钱谦益，在明末清初诗坛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编有广罗明代诗歌的《列朝诗集》，并在《小传》部分通过对各家的褒贬、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

钱谦益不仅重视唐诗，也重视宋诗，由此开了清人宗宋的风气，成为明清诗歌变化的一大转折。他的诗将唐诗与宋诗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善于用典，富于辞藻，善于抒情，长于近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钱谦益能以《后秋兴》13组124首诗与杜甫《秋兴八首》叶韵唱和，学杜甫而不拘泥，足证其艺术造诣之深。

吴伟业，早期的诗歌显得较为清丽，而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他写的诗歌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更多地关心具体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

《圆圆曲》是吴伟业的歌行体诗，通过名妓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悲欢离合，描写吴三桂降清导致明代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将风情万种的儿女私情与波谲云诡的重大政治事件结合在一起。

诗中对陈圆圆曲折坎坷的经历充满了同情。“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对吴三桂虽有婉曲的嘲讽，却又带有颇多的同情。像《圆圆曲》这样的诗，用七言歌行写成，兼具“初唐四杰”和白居易诗歌的神韵，深情婉转，韵味悠扬。

除《圆圆曲》外，吴伟业还写有《永和宫词》、《琵琶行》、《雁门尚书行》等七言歌行，一直被世人传诵。

在清代初期诗坛上，“南施北宋”也是有影响的诗人。“南施”，即施闰章。施闰章，对百姓的疾苦感触至深，诗中的诚挚同情溢于言表。他还写有工于写景的诗。这些诗作自然流畅，绘声绘色，景象万千，颇具盛唐王维、孟浩然的风度。

“北宋”，即宋琬。宋琬一生坎坷，连遭大难，写下的诗歌多反映被逮捕、被关押的生平遭遇，其感慨时世和悲苦怨懑之词充斥诗篇。他五七言古体篇幅严密，淳雅凝练，格调苍茫。

王士禛，在清代初期诗人中最著名，倡导“神韵说”，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王士禛遵从“神韵说”，他的诗追求淡远空灵、委婉蕴藉的风格。

王士禛早年的成名之作《秋柳》4首表现出意旨朦胧，情境悠远的特点，而《秦淮杂诗》二十首更是得到人们的竞相传写。

清朝晚期，诗歌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代进入晚期，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此时的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出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需要这一特点。

首开风气的人物是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是近代最早呼唤改革的先进思想家。他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纵横议论，抒发感慨，有力地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上脱离现实的倾向，诗风也以瑰丽奇肆著称，足能矫拔颓风。如他热情呼唤新思潮的到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疒音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这些“伤时之语，骂座之言”不能不动摇人们对旧制度的怀疑，震撼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后来的思想界、文学界注入新生命。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发展，“诗界革命”亦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发起者是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黄遵宪(1848～1905)是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人。黄遵宪在理论上提倡“我手写我口”(《杂感》)，“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诗集自序》)；同时又提倡利用古人优秀的传统，加以变化求新，从而创造一种“古人未辟”的新体诗。他的创作也确实达到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融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境界。如《今别离》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鲜事物写入诗中；《冯将军歌》等写中法、中日战争；《哀旅顺》等写丧权辱国；《出军歌》等大力鼓舞抗敌救亡士气，不愧为一代“史诗”和“新派诗”。

黄遵宪像

梁启超以其崇高的声望大力提倡“诗界革命”，其诗作敢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对促成新体白话诗的产生有一定积极影响。之后，虽有“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衍大力表张宋诗，工门岂运大力表张汉魏六朝诗，力图在新诗派发展时，用旧形式作最后的一搏，但无奈大势已去，影响甚微。

为啥清朝的诗词水平要高于明朝

清代诗歌的整体水平，我个人比较信服王国维的说法，即“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小说，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清代是一个景象纷繁，光怪陆离、社会骤变的时代，诗歌佳作自然少不了，整体水平比明代高也是正常的。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