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为什么叫白太傅（白居易为何称白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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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代称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曾官太子少傅,又称白太傅。

白居易又称诗魔，风格写实

白园安葬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又称白冢,墓前石碑刻“唐少傅白公墓”六字

白居易雅号

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任太子少傅，后人因称白香山、白太傅，诗有《长恨歌》、《买花》、《琵琶行并序》、《钱塘湖春行》

白天乐是谁

白乐天即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曾宫太子少傅，又称白太傅。

能不能介绍一下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下硅(陕西渭南县)，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皆以明经出身。 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他十一岁时就离家避难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贫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这对他的诗歌创作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他的一生，大体上即可依此分为前后两期，而以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 (一)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以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幸至尉，不久入为翰林学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所以诗人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 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非常积极、勇敢，也不怕牺牲自己："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为了了解人民的"心"，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象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们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诗人却是"不惧权豪怒"! 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书籍以来未有的"国辱"，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白居易时为赞善大夫)，造谣中伤，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得罪的原因还是在于那些讽谕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二)后期--即自贬江州到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江州之贬是对诗人一个沉重的打击，"换尽旧心肠"，诗人虽未免言之过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显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某些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在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这时也就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了："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下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苏州刺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最后的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所以刘禹锡称道他说："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其实是可悲的。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 但也应指出：白居易的消极毕竟不同于王维的"万事不关心"。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时的筑堤浚井。人民对他也很有好感："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只是老百姓"饥冻"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会昌六年八月，诗人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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