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善怨为什么（古代怨妇诗）

大家好，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善怨为什么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古代怨妇诗的相关知识，文章篇幅可能较长，还望大家耐心阅读，希望本篇文章对各位有所帮助！

诗可以怨是古代诗歌创作的动机

孔子说的“诗”，指《诗三百》，即后来的《诗经》；怨，孔安国的注释是“怨刺上政”，即“怨刺”统治阶级的政策。但是，“怨”不仅限于“上政”，“只要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等表示一种带有否定性的情感都属于怨”，怨即因不满现实而发泄怨情，表现出诗人内心的不平。这里孔子说的“怨”，主要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主要指下层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怨恨。西周后期，政治湖南，社会动荡，矛盾日益尖锐，广大的奴隶深受奴隶贵族的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积累了无限的苦难与怨恨，通过诗来发泄内心对上层贵族的不满，讽刺奴隶主把持“上政”却“不仁”的社会，因而收录各国民歌的《国风》中怨诗最多。这与孔子“仁”的思想相一致。孔子主张施仁于民，反对暴政，“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统治者仁爱百姓，也就不会有怨恨了；但是统治者对百姓“不仁”，引发下层人的怨恨，人们就可以用诗来“怨刺上政”了。那么，“诗可以怨”是如何由诗歌功用转变为诗歌创作理论呢？一方面，《诗经》有大量的怨诗，“据统计，《诗经》的忧怨之作多达164篇，约占总篇数的54%。《国风》《小雅》是《诗经》思想、艺术的精华，怨诗所占比例更高。《国风》160首诗中有104首是怨诗，《小雅》74首诗中有怨诗54篇，《大雅》31首中有6首诗怨诗，只有《颂》没有怨诗。”

依据“怨”的内容，主要认为两类：

一是对国家政治的怨，如苛政恶吏之怨、黍离之怨、官场之怨等，如《诗经·式微》是备受劳役之苦的普通人唱出的怨歌，表达服役者对压迫者的愤恨；《黍离》是诗人感慨国家衰败、百姓流离的忧怨之作；《正月》则是批判社会黑暗，抒发政治哀怨。这些怨诗反映的是社会政治黑暗、山河破裂对人民的影响，人民在黑暗政治下过的水深火热，在国破家亡中活的颠沛流离。社会的不平造成了个人生命的不幸，他们因怨言诗，抒发自己的怨恨之情。

二是个人情感的怨，如仕途不顺之怨、游子思亲之怨、弃妇思妇之怨、现实苦难之怨等。《诗经·新台》是春秋时期卫国人讽刺卫宣公劫夺儿媳的丑恶行为，表达了齐女嫁非其人的悲哀和怨怒；《将仲子》表达对阻挠自由恋爱恶势力的不满怨情；《采薇》中的士兵在外征战多年，“靡室靡家”、“不遑合居”，反映诗人对残酷战争的怨恨。同时，诗人个人的经历与所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他更反映了当时普通社会心理的、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悲世之怨。

有人说中国古典爱情诗歌善怨外国诗歌善幕为什么？

这个说的就是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诗歌是文学的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所以说一个时代必然会有时代的特征

有人说中国的古典诗歌在描写爱情时往往善“怨”，而外国爱情诗重在“慕”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古代妇女地位低，讲究从一而终，男的却可以三妻四妾，一个女人要是嫁给一个薄情的男人，能不怨吗？最常见的便是诗经里的怨妇诗，实际上是对男尊女卑的控诉。其实你这里的比较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你拿中国古诗的“悲”的一面去和外国诗歌“喜”的一面作比较，本身就有失偏颇。至于外国诗“慕”的一面，当然跟一方水土和文化有关系，有些国家对爱情的表达比较直接。中国也有很多“慕”的诗歌，《关雎》《蒹葭》非常经典。

古人为什么喜欢写闺怨诗?

闺怨诗是汉族古典诗歌中一个很独特的门类，大致说来，就是写少妇、少女在闺阁中的忧愁和怨恨。这种诗，有的是女人自己写的，还有一些是男人模拟女人的口气写的。女人本身就具有诗人的气质，感情细腻，容易入诗，加上些幽怨，就更让有哀怜了。一个欢乐的女人，她身上诗的意味可能要少一点，一个感情细腻，而处境又不佳的女人，她身上诗的意味就要多一些。当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或者情人的时候，诗的意味就更多，更加缠绵，更加动人心弦。

简述孔子诗可以怨理论在后世的发展

“诗可以怨”是诗歌功用理论，它肯定了诗歌的抒情性，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成为诗歌创作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极其深远，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对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古代绝大多数诗人都有抒怨之作，他们人生坎坷，命运不幸，或因国家破裂而遭受战乱，或因仕途不顺而郁郁寡欢，面对这样艰难的人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怨情，因而以诗抒怨。古诗十九首大多怨诗，豪放的李白也有《行路难》等多篇怨诗，杜甫除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一首快诗外，绝大多数诗都是怨诗，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中晚唐经安史之乱社会凋敝，日益衰落，社会矛盾尖锐，怨诗不计其数。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泊秦淮》、李商隐的《无题》等都是抒怨名作，宋、元、明、清的怨诗更换死无法统计。

其次，对其他文学体裁的影响。

“怨”这个创作动机也扩展到其他文学体裁领域。宋词情感强烈，不管是柳永抒情意味浓厚的爱情词，还是苏轼、辛弃疾的咏物词、咏史词、送别词等，都多抒怨之作，一如李煜“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怨时间之易逝。明代陈洪绶评点戏曲《娇红记》时提出“怨谱”说，他总结这部悲剧说“泪山血海，到此滴滴归源；昔人谓诗人善怨，此书真古今一部怨谱也。”（《娇红记》第五十出《仙圆》批语），“怨谱”说从理论上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点，是“诗可以怨”创作理论在戏曲创作上的扩展。可见“诗可以怨”已经从单纯的诗论范畴引申到用于词曲、戏剧、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

最后，对文学创作理论的影响。

屈原作楚辞，是“发愤抒情”，他在《九章》首篇《惜诵》开篇即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他在《离骚》中反复抒发自己的怨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因为自己不被所处世界理解和接纳，所以要“发愤抒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提出“发愤著书 ”说，《史记》也同一般的官史不一样，它有明显的抒情色彩。愤是更强烈的怨，是怨的一种升华。他认为这些圣贤名人是通过“发愤”这种类似于抒怨的激励才能写出那些伟大的作品，认为发愤是文人写作的强大动力。南朝钟嵘《诗品》中有大量以怨评诗的评语，“情兼雅怨”、“文典以怨”、“怨深文倚”等经常出现；认为抒发怨是不可抑制的情感。元结论诗，强调继承《诗经》风雅的传统，发挥诗歌的规讽作用，他在《系乐府十二首序》中又说明这十二首诗的创作是为着“尽欢怨之声”，认为“尽欢怨之声着，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杜牧基本文学观点是“凡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提倡“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的作品。

韩愈的“不平则鸣”论更是推动了“诗可以怨”理论的发展。他在《送孟东野序》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己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旨有弗平者乎？在这里，韩愈指人就像世间万物一样，受外界破坏失去自身平衡就会“鸣”，人因为不平而要行于言，发于声，“不平”就是心有不满，心有怨情。到了明清，“可以怨”的创作理论引入小说领域，金圣叹提出“怨毒著书”说，蒲松龄自道《聊斋志异》的创作旨趣，为“孤愤之书”。从屈原“发愤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钟嵘“以怨评诗”→元结“尽欢怨之声”→韩愈“不平则鸣”→金圣叹“怨毒著书”→蒲松龄“孤愤之书”，可以说“诗可以怨”创作理论深深的影响着各个时代的杰出文学家和批评家，无数文人的创作理念都是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的。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有人说中国古典爱情诗歌善怨外国爱情诗歌善幕为什么

1，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2，不是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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