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老人传为什么被笑花颠（街上卖花的老人）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关于卖花老人传为什么被笑花颠这个问题的知识，还有对于街上卖花的老人也是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分享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想查一位为西湖做过贡献的人。

书名：虞初新志

作者：张潮

卷数：二十卷

创作时间：清初

主要内容：

短篇文言小说集。小说以“虞初”命名，始见於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虞初周说》，张衡《西京赋》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旧释人名，他是汉武帝时一个方士，后人将他当成“小说家”的始祖，虞初同时也成为了“小说”的代名词。但明人搜集《续齐谐记》和唐人小说八篇，刻为一书，命名《虞初志》，《四库全书总目》作《陆氏虞初志》，直以“虞初”作书名。后汤显祖有《续虞初志》4卷，邓乔林有《广虞初志》4卷，大抵裒集前人文章，非自撰写，清初张潮的《虞初新志》也是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汇为一编，共20卷。后郑澍若又有《虞初续志》12卷。各种“虞初志”都是短篇小说选集。

《虞初新志》所收篇章与以前各家选本有所不同，其中大抵真人真事，不尽是子虚乌有。如魏禧《姜贞毅先生传》、王思任《徐霞客传》、吴伟业《柳敬亭传》都是实有其人其事。至如侯方域的《郭老仆墓志铭》就更是真实记载，《虞初新志》所收故事的题材很广泛，一般都带有一些奇异的情节或不寻常的事件和人物，如王士禛的《剑侠传》、彭士望的《九牛坝观抵戏记》等，最为突出。

《虞初新志》中所收集的不少篇章用小品文的笔调，写不平凡的人物故事，引人入胜。

代表作：

《琵琶艺人》、《义虎计》、《八大山人传》、《毛女传》、《奇女子传》、《雷州太守》、《核舟记》、《口技》。

刻映：

有康熙年间刻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现被撰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故事》。

自西汉张衡在其《西京赋》中写下了“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诸句后，洛阳虞初这位武帝时的方士侍郎几乎成为小说家的代称。至明代嘉、万间，吴仲虚辑刻《虞初志》、汤显祖选评《续虞初志》、邓乔林纂辑《广虞初志》相继问世，“虞初”二字，更变成选家编辑文言小说总集时的首选品牌。只是直到清初徽州张潮刊行《虞初新志》，才赋予“虞初”体小说以全新的内容。

张潮，字山来，号心斋居士，歙县（今属安徽黄山市辖）人。原居婺源（今属江西），十世祖于北宋天圣六年（1028）迁居歙之满田。后有一支移居广德州建平县（今安徽郎溪），自石桥府君（？—1607）“卜筑”县南蒋国村（今蒋固村）。府君生二子，长者复生二子。其子一名习孔（1606—？），一名法孔（1610—1640），前者即为张潮之父。习孔字念难，号黄岳，十一岁丧父，忍饥受寒，成人后“贫剧无聊，漫然回徽”。明崇祯年间为诸生，清顺治六年（1649）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始家道中兴，历官刑部郎中、按察使司佥事充任山东提学，时在九年（1652）。不幸仅数月即丁母忧，“自此见世途崄巇，绝意仕进”，侨居扬州，一心经营家业。在其四十五岁即顺治七年（1650）时，张潮出生。

张潮成长在“田宅风水、奴婢器什、书籍文物”1一应俱全的优裕环境里，因着父亲严格的家教，没有沾染官宦富贵人家子弟常见的纨绔习气。自幼“颖异绝伦，好读书，博通经史百家言，弱冠补诸生，以文名大江南北”。他虽出生贵介、富于资财，然其“性沉静，寡嗜欲，不爱浓鲜轻肥，惟爱客，客尝满座。淮南富商大贾惟尚豪华，骄纵自处，贤士大夫至，皆傲然拒不见。惟居士开门延客，四方士至者，必留饮酒赋诗，经年累月无倦色；贫乏者多资之以往，或囊匮则宛转以济：盖居士未尝富有也，以好客，故竭蹶为之耳”。只可惜累试不第，“以赀为翰林郎，不仕，杜门著书”，先后自著诗文、词曲、笔记、杂著数十卷，辑成《檀几丛书》（康熙三十四年刊）、《昭代丛书》（康熙三十六年刊）等中大型丛书。在康熙中后期，人称其“著作等身，名走四海，虽黔、滇、粤、蜀，僻处荒徼之地，皆知江南有心斋居士矣”2。而给其生前身后带来海内外声誉的，则首推《虞初新志》一书的编纂；此书一出，便奠定了其文言小说编选家和批评家的历史地位。

《虞初新志》二十卷，卷首有辑者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叙”及“凡例”，末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总跋”3。然据学者考证，跋时是书只有八卷，后陆续刊成二十卷，其时约在四十三年（1704）4。先后历时二十馀年始最终成书，说其耗费了张潮半生心血当不为过5。全书载文一百五十篇左右，所收皆出自明末清初时人之手，以钱谦益、吴伟业、魏禧、周亮工、侯方域、李渔、余怀、王士禛等名人居多；体裁包括传奇、志怪和志人各类，然以情节曲折、富于文采、篇幅较长的传奇为主。传奇诸篇，多以塑造人物见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有栩栩如生的刻画和呼之欲出的描状。该书之问世，在文言小说编纂史上自呈一种别开生面的崭新容貌，创立了一种独具品格的小说体类，标志着“虞初”体小说的正式诞生。

在《虞初新志》之前以“虞初”为名的小说集，均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从形式上看，皆为纂辑而成，而非独家著述；从内容上看，多为汉唐作品，均无时人之作；从取材上看，多采自小说专书，罕选于作家文集。故晚明问世的《虞初志》及其续、广，不仅互相之间缺乏新意，与同时刊行之杨循吉辑《雪窗谭异》、汪云程辑《逸史搜奇》相比，也毫无特色。如果“虞初志”沿此道路编选下去，无论掺否“新”、“续”之类的字眼，亦只能是汉魏唐宋笔记、传奇小说选而已；长此以往，也难以为继（古人之作总有穷尽时）。而艺术追求、出版眼光和文化传统、商业意识与前人皆有所不同的歙人张潮，自不会重蹈明代“虞初志”之旧途。就艺术追求而论，张潮认为文人学士平时创作阅读所取资者无非“经传子史”或“世说稗官”，此类文献“未免数见而不鲜，抑亦常谈而多复”，而其崇尚的是“任诞矜奇，率皆实事；搜神拈异，绝不雷同”。其艺术喜好是：形象的放诞孤高，皆有现实基础；题材的神奇怪异，力避类似前人。就文化传统而论，自明中叶以来，徽州人士挟雄厚资财进军出版领域，于编选、刊刻两擅其胜。在文言小说的编刊上，尤有骄人的成绩，如《逸史搜奇》、《广艳异编》、《舌华录》，便分别出自歙人汪云程、吴大震、曹臣之手；并且，除了为增广署名“王世贞编”《艳异编》而纂的第二种仅有一种版本外，前后两种皆有不错的刊行记录。降至张潮，寓居扬州这一文化和商业的繁盛都市，借鉴其邑前辈编选和出版方面的经验得失,决定以“虞初”之旧瓶，装时代之新酒，即所谓“效《虞初》之选辑……旧调翻新”。具体说来，“新志”较之前此“虞初”诸选，有着以下一些明显特点：

一、“文多时贤”、“事多近代”

《虞初新志》各篇作者皆为清初人氏，今可考者出生最早似为张明弼（1584—1652）；其馀诸人，部分生于明崇祯年间，部分与张潮生年仿佛。其中既有声震一代的文豪名宿，亦有不见经传的寒士穷儒；既有张氏友人（如吴肃公、陈鼎、陆次云等）及友人之子（王晫子言），亦有姓名无考的所谓“失名”者：故云“已经入选者，尽多素不相知；将来授梓者，何必尽皆旧识”。全书共涉有姓作者约八十人，“失名”作者五篇，足见张潮的编选视阈是相当宽阔的。与“文多时贤”相伴随的特点是“事多近代”，该书所选小说，记述明末人事者约三之一，记述清初时事者约三之二，更有《大铁椎传》、《林四娘记》、《客窗涉笔》、《樵书》、《邵士梅传》、《刘医记》、《会仙记》、《事觚》、《名捕传》近二十篇，直记康熙年间种种人情事理。难能可贵的是，其书对反映易代之际遗民之悲愤（如《姜贞毅先生传》）和百姓之流离（如《书戚三郎事》）的有关篇什，亦大胆采入，表现出与主流社会正统思想的背离。此外，多注意选入赞扬动物之“忠”“烈”的作品，如《义猴传》、《义虎记》、《义犬记》、《烈狐传》、《义牛传》等，与明遗民吴肃公编撰小说《阐义》同一指归。其用意正如张潮于《象记》一篇后所下批语：“闻象房群象皆行清礼，三跪九叩首；独一老象不能，犹作汉人跪拜云。因录此文，附记于此。”虽云“附记”，实点明主旨。

二、小说主角，多出下层

作为当时人写当时事之书，编选者在注意网罗一个时代众生群像的同时，对当时的非主流社会人物和社会下层小民尤为刻意地加以采纳。占据各篇中心地位的，多是闯荡江湖的豪客，如大铁椎、汪十四、秦淮健儿、雷州盗、《记盗》“名士之盗”、万夫雄、剑侠、髯参军、保定名捕等；艳声一代的名姬，如董小宛、陈小怜、柳如是、王翠翘、陈圆圆、李香君等；以伎立身的艺人，如《秋声诗自序》口技者、《汤琵琶传》《焚琴子传》《啸翁传》演奏家、《柳敬亭传》说书人、《武风子传》微雕者、《薜衣道人传》《刘医记》医生、《九牛坝观抵戏记》《马伶传》演员、《寄畅园闻歌记》曲师、《张南垣传》园艺师、《黄履庄小传》工匠、《戴文进小传》《刘酒传》画师、《过百龄传》《柳轩丛谈》棋手、《书姜次公印章前》篆刻家、《书郑仰田事》卜者等；狷介孤高的异士，如徐霞客、盛此公、顾玉川、宋连璧、四氏子、鲁颠、花隐道人、江石芸、耕云子、李一足、沈孚中、爱铁道人、狗皮道士、活死人、彭望祖、张南村等；厕身市井的小民，如《卖酒者传》酒保、《一瓢子传》酒徒、《卖花老人传》卖花者、《乞者王翁传》《孝丐传》《李丐传》乞丐、《郭老仆墓志铭》《哑孝子传》佣仆、《髯樵子传》打柴人、《赵希乾传》织工等。对这些传统小说较少涉及、尤少正面反映的文学形象，《虞初新志》诸作者则不吝给予其对敬业求精的褒奖、特立独行的赏识、盗亦有道的体念、纯情至性的讴歌、穷愁潦倒的怜恤、异端畸行的默许、山水声色的爱好和雕虫绝技的赞叹，从中不难看出产生于扬州这个商业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发达之土壤的新思想，对寓居其间的编辑出版家的曲折影响。

三、“文集为多，间及笔记”

虽然《虞初新志》有部分篇目是采自时人的笔记杂著，如《皇华纪闻》、《北墅奇书》、《客窗涉笔》、《闻见卮言》、《樵书》、《湖壖杂记》、《觚賸》、《圣师录》、《讱庵偶笔》等，此乃“盖仿前人（指明代“虞初”辑者——引者注）节录《搜神记》、《续齐谐记》之例”6，但主要是选材于当代人的文章别集和总集之中。此径一辟，不仅使自身与前此同名之作的联系砉然中开，也给后此“虞初”体小说集的编纂找寻到蕴涵丰厚的一脉富矿；而总体上文章家高人一筹的文学修养和碑传文与生俱来的创作个性，又赋予“虞初”小说一种凝练古雅的文字风格、一种传记小说的叙事笔调。此种以文集为主、以“传布奇文”为主的尝试，从此成为“虞初”小说共同遵行的编选方式，如嘉庆郑澍若辑《虞初续志》、民国胡怀琛辑《虞初近志》，便分别声明所取乃“国朝各名家文集暨说部等书”或“所辑文集为多，间及笔记”。在盛行以传奇法志怪的“聊斋”体、志怪和考辩兼融的“阅微”体的清代小说界，“虞初”体（包括未冠以“虞初”字眼的陈世箴辑《敏求轩述记》、俞樾辑《荟萃编》等）之所以能独张一军，跻身“三大创作家数”之一7，与篇目主要来源于文集关系至密。当然，《虞初新志》之所以能做到选篇以“文集为多”，也是与时代的文学风气互为桴鼓之应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其时传奇创作现象时，曾指出：“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8所论甚合明末清初文集的创作实情，如徐芳除了有笔记专书《诺皋广志》，其文集《悬榻编》卷六便收录一组题为《荷山外纪》的文字，具体是“纪报”二十三篇、“纪异”十六篇、“纪梦”九篇；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十六有《杂著》二十五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颇类小说的。即使说它们是文集中的小说集，亦不为过。

四、序跋批语，“阐发揄扬”

作家创作固然是阅读欣赏的前提条件，但编辑出版也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必备桥梁。尤其像散见于个人文集中的零星之作，有无专人按一定标准、眼光和方式将之聚拢删汰，其社会影响力是决然不同的；而一部文出众手的作品集，其水平与价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者而非作者。编者对全书的总体设计和对众多小说的审美评价，将赋予该书独特的美学个性。张潮编选《虞初新志》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他不仅通过序跋凡例，昭示自己的选材要求、艺术标准和审美感受即编辑思想，如“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古无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无，竟为事之所有者；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诚得其真，而非仅得其似也”；而且借助篇末批语，随时宣讲自己的人生态度、文学主张、小说观念，即所谓“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馀；或评其事而激昂慷慨，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从序跋批语中我们看到，张潮向有 “素嗜探奇，尤耽考异” 之性，自康熙十三年（1674） 、三十八年（1699）两遇家难9之后，更生“ 穷愁而著书” 之念，从而又强化了“性好幽奇，衷多感愤”的主观倾向。这种主观倾向，借助有关序跋凡例、篇末批语与入选各篇的互相配伍，也使出自众手的各篇在风采各异的同时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共性，使全书有很强的整体感，显示出编选者的总体构思、内容取舍和美学好恶。通过序跋凡例、篇末批语的“阐发揄扬”，也表现出张潮对小说批评理论的创获，尤其是其以“事奇而核”为中心论题材处理的辨证关系，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为标准论人物塑造的美学原则，以“心开神释，色飞眉舞”为取向论小说欣赏的愉悦功能10，都是对文言小说创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树，值得借鉴与探讨。虽然汤显祖续《虞初志》时已于篇末多下数句短评，但由编者在凡例中明确批语与各篇的关系，并通过序跋批评来强化全书总体特色和整体意识，则自张潮始。可以说是张潮将编者自撰篇末批语定型为“虞初”体的模式之一。

五、编纂著录，详备精善

以历史的眼光在体例上衡估《虞初新志》，该书也甚少可供挑剔之处，其文献意识在今天仍不乏值得师法的价值。自明代中期始，商业观念的膨胀导致编书之业的泛滥，杂凑成书，东拼西抄，假托名人，胡批乱点。就小说集的编刊来说，导致的显著弊端便是选文不注出处，以充内容全新。对这一“明人窠臼”11，张潮有意予以突破，他在卷首目录中尽己所能对所选各篇注明出处，如卷十七的六篇便分别标明：《记袁生遇仙始末》《松皋文钞》，《闵孝子传》《退庵稿》，《人觚》、《事觚》、《物觚》《觚賸续编》，《名捕传》《书影》。这种著录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即以此卷论，《退庵稿》为上元吴晋撰（似已不传）；《觚賸续编》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闰六月自序本；《名捕传》之源向不为人所知：或有助于了解清代文集的存佚，或有裨于考证“新志”编刊的过程，或为探究《名捕传》作者其人提供了线索（作者姚某为周亮工友，文见《书影》卷八）。综合其注，《虞初新志》有四个来源：选自“本书”（即篇名与书名一致，多为笔记杂著），选自总集（如《文津》、《古今文绘》），选自别集（此类量最大），选自“邮寄抄本”或“手授抄本”（正与凡例“速祈惠教”、“早邮珠玉”呼吁相应）。体例之善其次表现在对有关作者于目录中详注籍贯和字号，如卷七，于并列三篇《化虎记》、《义犬记》、《奇女子传》的同一作者名下，分别署作：“豫章徐芳”、“旴江徐芳”、“建昌徐芳”12；在字号的著录上，张潮也有意扩大信息量，如卷十五所收《书钿阁女子印章前》等三篇，各署作“周亮工元亮”、“周亮工栎园”、“周亮工减斋”，便全面交代了周氏的字与号。此外，体例之善还表现在通过《凡例》十则详细介绍内容特点、编辑思路、刊行方式，使得读者在翻阅之初即可对全书风貌有一基本了解。

《虞初新志》的编刊之所以历时二十馀年，是因为有着一个“随到随评”、随选随刻、递补递印的过程。由于史料的缺乏，其生前最后刊行本或选定本的详尽面貌，今已很难确切描述。考虑到张潮晚年已家产荡然，康熙四十五年（1706）时所作《奚囊寸锦》已“剞劂无赀”13，早已没有初辑“新志”时昭示天下“自当任剞劂之费，不望惠梨枣之资”的豪气了，全书即使均已刻成，是否有力印行也值得怀疑。就现存文献来看，只知今人所谓“清康熙刻本”，凡所寓目者皆非原刊面貌：从王士禛写作正，必是雍正之后始有之事；从所收方苞文有金兆燕（1718—约1789）评语，至早亦应出自乾隆初年（参邓长风文）；然从“丘”字尚不避讳，似又非雍正三年后之物。自乾隆之后，虽奉饬“抽版”销毁钱谦益文，仍畅行于世，代有重刻，至嘉庆初已达“几于家有其书”之盛14。很快便传至东瀛，并有和刻本传世（有日本文政六年[1823]京师植邑藤右卫门刻本）。同时，续编之作自嘉庆至民国缕缕不绝，蔚然而成“虞初”体小说系列大观。至于创始人张潮，不知何时已悄然长逝，一说时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15。不过与许多家道中落的旧时文人相比，张潮还算是十分幸运的，不仅文集《心斋聊复集》、小品《幽梦影》、杂剧散曲集《笔歌》等个人著述十馀种今皆存世，所辑之书更为其赢得了悠久的身后之名，其中《虞初新志》至今仍为喜爱和研究清代文言小说者所重视。

陈鼎的 虞初新志八大仙人转 原文及翻译外加词语解释 要快

《虞初新志》“文多时贤”、“事多近代”，并以“奇而核”为标准，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士人的生活风貌和思想情趣。本文探讨了狷介孤高之异士的怨世、闯荡江湖之豪客的避世和厕身市井之小民的玩世心态，并从主情、尚奇、崇侠的文化意蕴上做进一步探析。 w* |; S7 c, P$ ^9 A/ M

张潮（1650—1707年之后），字山来，号心斋，又号三在道人，安徽歙县南蒋国村人。清初著名的小说家、刻书家，著述颇丰，有《心斋杂俎》、《花影词》、《聊复集》、《七疗》、《幽梦影》等二十多种存世著作。在清初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流风遗韵，给后世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虞初体”小说的开创是其在文学上的影响之一。继明汤显祖选辑的《虞初志》之后，张潮在唐人轶事之外，广搜当代之人，当代之事，编成了富有现实性和新鲜感的《虞初新志》。这部在清代初年最有代表性的传奇小说集，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贤时俊对《虞初新志》小说体制的创新及其表现的小说观颇有研究，而对其表现的士人心态尚无深探。本文着意于此，并从文化意蕴上予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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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4 M( k/ { o: C ] 《虞初新志》用志人笔法，描绘了一幅时代众生群像图，把清初士人形态，“摹仿毕肖”（张潮《虞初新志自序》），（注：本文所引《虞初新志》版本为上海书店1986年版，下不出注。）他们既有各自的特征，又有时代的共性。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类：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避世的闯荡江湖之豪客和玩世的厕身市井之小民。

2 h/ n" n: x7 y/ E 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明末清初，社会变动异常激烈，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满族的统治，使汉族士人心理普遍失衡，表现出一种怨世的心态，在愤懑与压抑的环境里，一些士人以异端畸行行世，以弥补失落的心理。《虞初新志》不乏诸如此类似疯似狂者，如《武风子传》中的武恬，性好闲，不谋荣利，嗜酒，日惟谋醉，凡游艺杂技，过目不忘。以绘画名天下，擅长在滇箸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人奇之，每得其双箸，争购钱数百。“流贼”索取，武风子匿而不出，大笑曰：“我岂作奇技淫巧以悦贼者耶。”“流贼”系之来，至则白眼仰天，暗无一语。片言就将一个“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武风子形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八大山人传》中的八大山人，性孤介，颖异绝伦，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甲申，国亡父卒，山人承父志，亦喑哑。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颔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又如《鲁颠传》中鲁颠，独行吴越间，裸行，上身披一破布，下身着厚絮裙，污重染，从不更换，以示与世不同污。

, l3 |8 x, W* g, H7 P! d 小说中的士人们以“异端”自居，显露出了作者的一种故国之思、兴亡之感，“武生岂真风子耶，不过如昔人饮醇近妇，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态，宜其箸之不轻作也”（张潮《武风子传跋》）；八大山人“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陈鼎《八大山人传》）

' ^7 m6 O1 z7 C1 O7 c 怨世心态还表现为士人借作品隐露出一种反抗之志，旁见侧出，借故事中意象抒发感慨，如林璐《象记》，写崇祯时选用大象作禁卫，后明亡，“皇朝定鼎，征贡象”之时，一象抗命不尊，“呼之不至”，数日后昂然来取其偶，守土者设大炮相威胁，并以“今天子神圣”云云相威胁，象镇定自若，宁愿赴死，不肯入贡。作者于篇末议论云：“爱妻并爱吾身”，“而今见之于一象”。隐喻眷恋故国、不愿仕清的明之遗民，其义自明。林璐，字玉逵，号鹿庵，浙江钱塘人，明末诸生。朝廷选用大象作禁卫，完全是作者用作影射的巧妙构思，寓意不屈仕新朝的民族气节。而变节者更为士人抨击的对象，徐芳《义犬记》写一犬奋不顾身，为主人伸冤报仇，表现了对主人的忠心，篇末作者议论说：“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则应猝而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辨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感慨人不如犬，人不如兽，自然可以说明当时世情之浇薄，而“遇变则渝”，“应猝则乱”，表现了作者徐芳对那些甘心作满族新贵走狗奴才者的痛恨和讽刺。

6 K. l: O1 M" X u+ J2 ^ 避世的闯荡江湖之豪客。清兵入关之后，进军江南各地，大肆烧杀抢掠，造成广大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周亮工《书戚三郎事》中的戚三郎身被十三创，还被砍了头的悲惨景象，就充分暴露了满清统治者的残暴。世衰道微，政治黑暗，士人深表不满，并有深刻的批判。慑于统治阶级的残暴，一些士人淡于进取，但不失豪情，却以侠气染荡末世之邪恶。《大铁锥传》中的大铁锥，因手持大铁锥而得名。他力大无穷，识见高远，却所遇不偶。诸响马拥他作领袖，遭他拒绝。投奔宋将军门下，又“皆不足用”，毅然离去，流落江湖，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叹，三称“吾去矣”，语气中透示出意气雄健、磊落坦荡的豪侠英风。又如《汪十四传》中的汪十四，“有燕赵之风”，往来西蜀山中，保护客商行旅，行文曲折跌宕，雄风慷慨，意象豪壮。即使写其思退之语，“吾老矣，不思归计，徒挟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贵也”，仍不失壮士本色，气象宏大，没有丝毫文人式的感叹伤悲，言语风格和人物性格相合无间。8 `* a6 F+ A+ l# Q9 x$ }! \: e

《虞初新志》中不乏女侠，如《名捕传》中的名捕妇。名捕夫妇遇贼劫供银，夫患病在身，妇“更束马肚，结缚裙鞴”，攘臂“绝尘而去，顺风呼贼”，贼发五箭，妇以弹拨箭，箭急落地，急发一弹杀人，又挥斥斫杀一人，贼惊惶失措，“置银，舁尸而逃”。诸捕“舁银而还”，妇“犹旖旎寻常”。片言只语，描绘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勾勒出了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的侠女形象。+ Z* V. e/ k6 \* @5 m+ s1 z

除此之外，还有《李一足传》中既孝亦侠的李一足，《髯焦传》中见义必为，矢志不屈的髯焦，《剑侠传》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二剑侠，《王义士传》中以气节自重、任侠好义的王义士，《髯参军传》中人称真奇杰非常之士的髯参军等等。1 E) ]: C, z0 ~" Y# s5 r

即使挡路抢劫的强盗，也盗亦有道，《雷州盗记》写雷州太守金陵某人，赴任途中被强盗所杀，盗即假冒其名而就其职，“甚廉干，有治状”，后被太守之子知其情，盗即被械杀。盗假冒太守之后，为官清廉，受人民欢迎，反映了当时官吏的腐败无能。正如时人所说：“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次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即犹愈他守也。”（徐芳《雷州盗记》）

) K6 S) ?9 \( e 现实中的无奈使士人只能希冀仗剑豪侠的侠士来惩恶扬善，匡正扶弱，通过侠士精神来慰藉自己的心灵。避世心态背后反映出了士人渴望太平之世的愿望。* q( i/ \! `2 e. O" } @! y+ z7 H

玩世的厕身市井之小民。明清之际的文人因处在政治风云剧变、天崩地坼的鼎革时期，历尽世变沧桑，笼罩在他们心头的，常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迷惘与感伤情绪。在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困境中，在当时文禁森严的高压政策下，有些士人采取了回避重大的、敏感的政治题材的策略，转而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入世俗生活。其中以“名士风流”标榜的市井小民，他们关注自我，专注自身，追寻玩世的乐趣，如《一瓢子传》中的一瓢道人，性嗜酒，善画龙，敝衣逢跣，担筇竹枚，游鄂渚间，行歌漫骂，学百鸟语，弄群儿聚诟以为乐。《狗皮道士传》中的狗皮道士，冠道冠，蹑赤鸟，披狗皮，作犬吠声，酷相类。张献忠入寇，作犬吠声，侮弄张献忠如襁褓小儿。所谓：“人皮者不能吠贼，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张潮《狗皮道士传跋》）又如《卖花老人传》中的卖花老人，“以种草花为业，家尝有五色瓜”，“朝晨担花向红桥坐卖，遇文人墨客，赠花换诗而归，或遇俗子购之，必数倍其价，得钱沽酒痛饮。市人笑为花颠。”" O* x% u7 f/ |6 B6 t

还有专攻自己的技艺，并以此为乐者，如《汤琵琶传》中的汤应曾，有极高的琵琶演奏技艺，人称汤琵琶。“著名大梁间，颇自矜重，不妄为人奏。”《柳敬亭传》中的柳敬亭，善谈论，“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于是听者傥然若有见焉。”他们的行为突破了传统礼教的藩篱，表现出了一种“狂诞”性格，有魏晋士人之风。

8 l( i1 h# f5 z* i+ x 同时，《虞初新志》或为实录，或作虚构，记述了明亡后一些士人入道学仙的生活，表现了他们“清净无为”的处世态度。如陈鼎的《彭望祖传》，主要讲彭望祖得丹书三卷，熟读之后则成飞仙。明亡后弃举子业，往游江南，山川险阻，第相去数千里，望祖乘龙而去，半夜而返回。作者很向往那种生活，曰“神仙固多幻术也，往往以幻术游戏人生”。常感叹无缘与其相遇。又如《活死人传》写活死人爱本素封，“明亡，散家财，弃妻子”，入山学仙，十年道成；后活埋土穴，三年而死。也表现了作者对“清静无为”思想的认同。

! [( |8 `0 Y! G3 r6 N 《看花述异记》写作者睡梦中走进了一个鲜花烂漫、云霞缥缈的环境之中，会见了一个个古代的仙人、才子、美人，歌颂、赞美了她们美丽的容貌，优美的心灵和奇才异能。作者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与环境的故事，安排在同一个虚幻的境界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刻画她们形象，表现她们心灵。作者与她们同脉搏、共享乐，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爱才、爱美之心，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也为自己心灵创造了一方净土。诸如此类的作品在《虞初新志》中有不少，展现了士人们在另一种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欲望。

/ b$ } [0 x: @1 s7 i: s 正如张潮《虞初新志自序》所言：“其文多时贤”，所收作品有姓名作者约八十人，“佚名”作者五人，大多为清初人氏，部分出生于明崇祯年间，部分与张潮出生仿佛；“其事多近代”，其中记述明末事者约三分之一，记述清初事者约三分之二，有近二十篇直记康熙年间人情事理；以“事奇而核”为标准，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士人的生活风貌和思想情趣，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士人各种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对当时政府不满之情。因而，具有深入研究价值。 G: b4 D+ h9 h)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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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 u0 @7 i1 }

《虞初新志》能成功地表现当时士人心态并非偶然，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我们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清初文化的纵横交错点上，从其文化心态入手去探索诠解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就会有新的体悟和发现。5 u3 l% R; T9 E9 O1 l" V8 h7 w

直抒胸臆，放性任情，张扬个人情感是其文化底蕴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是一个斑斓多彩的情感世界。它以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象和审美情趣作为支撑依托，显示出特异的风韵和色彩。这里很少有对飘逸高寄、简淡玄远生命情趣的玩味，更多的是忧患意识浸染后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流露；这里很少再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害畏祸的惴惴不安，取而代之的是慷慨陈词，以不可一世的气魄评论国事，张扬灵知。

2 w6 b. h$ a1 [4 m 言情，是明末清初士人的一大追求，从哲学到政治到文学，无不显示出言情的踪迹。这一时期的文人论述及文学创作也都以情为出发点，主张文学的命脉是情，文学的任务是抒情。万历名士吴从先说：“情也者，文之司命也”（《小窗艳记序》）。汤显祖则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注：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0页。）此时的人们，情感至上。在尊情思潮影响之下，明末清初的文学园地里盛开出一朵朵闪耀真情的奇葩，诗文、小说的创作都以情感为纲。被张潮称为“一部悟书的《西游记》，一部怒书的《水浒传》，一部哀书的《金瓶梅》”，（注：张潮著，罗刚、张铁弓译注《幽梦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85页。）以描写人物的情感见长，蕴含着作者的大悲大愤、大彻大悟的感情体验。这些作品不求藏之名山，经世致用，只为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喜乐哀怒之情，所以也不刻意追求内容的伦理与为文的哲理性，而是放性任情，恣意行文，直抒胸臆。. C' J( Y. W( G' B

主情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潮，曾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一世界。”（注：张潮著，罗刚、张铁弓译注《幽梦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85页。）《虞初新志》以文采风流为宗旨，特别关注爱情、豪侠、畸人、隐逸，意识形态领域有相对的自由，少一些拘束，多一些洒脱，作品中浸染着他的主情思想。首先，男女爱情是其要表现的性情之一。“红颜薄命，千古伤心”的小青，“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张潮《小青传跋》），表现出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虞初新志》中的佳人与名士之间的关系，多涉及男女风情，给人以风流倜傥之感。比如柳如是与钱谦益：“柳既归守伯，相得欢甚，题花咏柳，殆无虚日。”（徐芳《柳夫人小传》）其中的名士痴于情，深于情。董小宛殁后，“辟疆哭之曰：‘事不知姬死而吾死也！’千古神伤，实堪令奉倩、安仁阁笔也。”（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张灵因思念天各一方的崔莹，呕血不止，三日后去世（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太恨生因情痴而得心疾（徐瑶《太恨生传》）。足见士人们对感情的忠贞和痴情。

% V% \/ w) x1 c# I 其次，诸作者喜以名士自居，流连声色，欣赏畸人，豪纵倜傥，不为时俗所牵。他们对下层社会的畸人兴趣极浓，如对《鲁颠传》中的鲁颠，突出了其异端畸行。他“悬足架上，垂首卧”，世人以为怪异，而在作者眼中却是超凡脱俗的奇人。《刘酒传》中刘酒之嗜酒，“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凸显其嗜酒之性。张潮的这种适世娱世之情还表现在对艺人及其技艺的大力张扬上，如柳敬亭的“滑稽善谈，风生四座”；汤琵琶所弹琵琶，“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由此可见，《虞初新志》所道“甘食悦色人情”，所谈“嗜好之性，皆出自然”，表达了张潮“聊抒兴趣，既自怡悦”（张潮《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跋》）之情。. _ h( X* Y$ s1 `+ V! ^7 Y/ Q

性好幽奇，搜神记异，喜人谈鬼，以抒发内心积郁和苦闷是其文化底蕴之一。好奇尚异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一大美学特点。仅从《列异传》（曹丕）、《搜神记》（干宝）、《异苑》（刘敬叔）、《玄怪录》（牛僧孺）和《传奇》（裴櫆）等书名中，可以窥见这种艺术风尚的由来已久，实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民族特色。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种尚奇的艺术观。

9 I* J5 O) m1 Q; N$ I- e+ | 清王朝中央政权逐渐巩固，加强了对文人言论自由的控制，于是一些作家乃通过搜神谈鬼以抒发内心的积郁和苦闷。宋起凤于“隆替变革之故，稔熟见闻”，乃撰作《稗说》，“聊以排除客游穷愁之感”。（注：宋起凤《稗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当时迷信鬼神的风气盛行，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鬼狐神怪故事。与时代的文学风气桴鼓相应，文人喜搜神记异，任诞矜奇。如蒲松龄说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注：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东轩主人说他“闲居多暇”，“辄求异闻，以资嗢噱”（注：东轩主人《述异记自序》，《述异记》，《说铃后集》本。）；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钮琇“喜谈神怪，以征其诡”（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商务书馆1959年版，第1319页。）。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 k9 v2 y) f8 R% q# t

张潮亦是“尚奇”者，在《虞初新志凡例》中曰：“性好幽奇，衷多感愤。故神仙英杰，寓意《四怀》；外史奇文，写心一启（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怀诗》及《征选外史启》）。生平罕逢秘本，不惮假抄；偶尔得遇异书，辄为求购。”他认为“离奇诡异”之文，方能“引人着胜”。曾曰：- o7 \% Z- n/ M+ @4 X+ ], z! e* x

……况天壤间浩气卷舒，鼓荡激薄，变态万状。一切荒诞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无；古之所无，忽为今之所有，固不仅飞仙盗侠，牛鬼蛇神，如《夷坚》、《艳异》所载者为奇矣。3 t) y, ^ R( i% U- G' ]6 Q3 p

借“才子、佳人、英雄、神仙”等“幽奇”题材写“感愤”，这是张潮的重“奇”思想的表现。《虞初新志》选材原则是“表彰轶事，传布奇文”，写豪侠、写异士、写小民，以“奇”作为他们的共同点。张潮的篇末评语一再对此加以强调，如：“叙次生动，觉人奇情跃然纸上。”（《徐霞客传跋》）“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张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诸人仅工诗文，而此公复能书，则尤奇也。”（《盛此公传跋》）“吾乡有此异人，大是为新安生色，而文之夭矫奇恣，尤堪与汪十四相副也。”（《汪十四传跋》）

4 H4 K; t# j8 L7 w' ^' \ 为了突出其猎“奇”的思想，抒发其愤懑，张潮强调以“核”来增强感情的真挚。《虞初新志自序》提出“事奇而核”。“核”即真实，多是指事物的实际存在性兼有按照事物本来面目予以反映的意思：“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竟为事之所有者。”愈“奇”之事，愈需要“核”之理，“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如《奇女子传》写某女子被兵卒王某掳去他乡为妾，该女子后待王某从军远行时，设计逃归故里，奇计奇行，却合情合理，故深得张潮赞许而称之为“妙”。凡此可见，张潮面对着令人失望，无法立足的社会现实，借助“一切荒诞奇僻”之事，“纵横俯仰，开拓心胸”，表达了他对人生真谛的睿智深刻思考，对实现理想精神的热切希冀，对至真至美人生自由境界的执着追求。其中所孕含的丰富文化意蕴，至今仍值得人们去深思体味。

" Q" {) {. B4 d, _9 w: Q+ @$ m 呼唤豪侠精神，以侠气染荡末世之邪恶，洗刷儒生之酸气，补偿文人之心理，这是其文化意蕴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时代现象是：整个官场是“凡清官都犯事，凡污吏尽升迁”的黑白颠倒，整个社会是“流贼徒蜀败奔”；“张献中屠戮楚中，麻城人为贼所杀，魂走川中”，动荡不安；人们的心态是对金钱趋之若鹜，对道德弃若敝屣的末世心态。士人无力挽救这个“猫鼠同眠”的时代，对统治者也没多少奢望，只希冀仗剑豪侠的侠士来惩恶扬善，匡正扶弱。正如张潮所说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幽梦影》）“有剑须挂烈士鞴，不平肯为人间留。”（注：张潮《杂兴》，转引自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V1 K/ y% L7 {0 z" z$ G

“侠”的概念，古已有之，它最早见于战国时期《韩非子·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注：李诚、勾承益译注《〈韩非子〉白话今译》，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644页。）敢以高超的武艺触犯国家的禁令，其行为不受王法的约束，谓之侠。“侠”的出现与“儒生”相对，以武勇雄豪为特征，有英雄之气，可补儒生之不足。豪侠，这一类人多出身于下层贫民，家无恒产，性爱行侠，日常行事多有义举，成为处于困境中人们的精神支柱。在传统文化中，侠士受到历代文人乃至大众的褒扬，特别是到了“纲纪废弛”的封建末世，侠士的活动舞台更广阔了，重要性也增加了，时代在迫切呼唤侠士出来主持公道。正如柳亚子诗所云：“乱世天教重侠游”。（注：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有鉴于此，张潮适应时代的呼唤，满足大众心理，独具匠心地塑造了一批侠士典型。《虞初新志》中除了“有燕赵之风”的汪十四之外，其中的艺人、佳人、小民、异士都具有豪侠之气，如著名艺人柳敬亭“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亡散累千金，再贫困而意气自如”；不以“奇技淫巧以悦贼”的武风子；“尚侠轻财，急人困”的高昽；就连其中的妓女也充满着侠气，如江南名妓李香，侠而慧，知书达理，不阿权贵，感情专一，对东林党深恶痛绝，对民族事业却是一番豪情。侠士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能迅速扫清社会恶势力的一个有力依靠，想凭借他们涤荡社会之阴霾，冲洗儒生之酸腐，强壮民族之精神，一吐积郁在文人大众心头的抑郁不平之气。

4 N; h+ }7 Z! z% O f2 x4 h 从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人生境界来说，儒生之书与侠士之剑能互补统一，方为佳境。张潮的人生理想境界亦如此，从气质禀赋来看，他身上不乏豪气爽朗的风采。如其《四怀诗》所吟：“我所怀兮在英雄，豪侠慷慨气贯虹。秋郊击剑报知己，挥金那顾家计穷。奈何我生交不获，生生块垒凭谁释？不及生当中古时，椎埋屠狗皆堪容。”（注：张潮《杂兴》，转引自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潮所尚“侠”的实际内涵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市民文化气息，在他心目中“侠”成为一个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基本市民道德理念的载体，具有普遍性与平民化的鲜明特点。《虞初新志》中豪侠、隐逸，畛域不甚分明：或由侠而隐，或亦隐亦侠。隐居是性情激烈的一种表示，为世俗所激，不愿同流合污，这就通于侠了，如花隐道人，“慕朱家、郭解为人，尚侠轻财，急人困”。这既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凝聚，一种豪侠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传统的载体，又是由“纲纪废弛”的污浊尘世到不受王法束缚的世外桃源的过渡桥梁。

卖花老人传文言文翻译

卖花老人，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家住在扬州城琼花观的后面，有三件茅草屋，旁边有座小阁子。屋子里茶碗炉灶，桌案绳床全都清爽整洁。柴门之中，有二亩见方的土地，老人以种草种花为职业。家中曾种有五色瓜，他说这是昔日扬州人邵平种的。他所种植的芍药、玫瑰、虞美人、罂粟、洛阳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钱、剪春罗、剪秋罗、朱兰、蓝菊、白秋海棠、雁来红，共有十几种之多。早晨他挑着花坐在向红桥卖。碰上文人墨客，就赠送花来换首诗而回去。有时碰上凡夫俗子买花，就一定太高花价好几倍，卖得的钱就买酒痛饮大醉。剩下的钱就发给乞丐。市场上的人嘲笑他说他是花疯子。

卖花老人曾经渡过江九天，有十来天没有回去。有人问他，他回答说：我只是去铁瓮城去探访老朋友了殷七七罢了。他袖子中间拿出杜鹃花一枝，鲜红芬芳令人怜爱。和他来往的人中有笔道人、珏道人，他们把下围棋煮香茗为作为乐事。珏道人，估计就是唐代广陵人李珏，就是那位靠贩卖大米而成仙的人。笔道人，估计是宋朝建炎年间颜笔仙耳。昔日在琼花观中，有一个叫黄冠的人拿一轴图画献给帅守。所写之字全都是云章鸟篆，不认识。帅守就派人跟随之，竟进观后面天井中玉勾洞天深处。

相传老人或许成为了童子，或许成了黄鹤，在这里已经千年了。认识的说他就是皇冠的后身。

虞初新志·郭猫儿 部分译文

扬州有个叫郭猫儿的，擅长口技，他的儿子则精通戏术，名士、乡绅都很喜欢与之交往。我（《虞初续志》作者郑澍若）在扬州时，某次参加一场宴会，郭猫儿也应邀出席。及至酒过三巡，一位朋友偕同郭猫儿站起来，请主人允许略献薄技以助兴，主人爽快地答应了。

郭猫儿於是在宴席右侧摆设围屏数扇，不置灯烛，坐於屏后，主客也安静下来，等著表演开始。一阵悄无声息后，突然，观众听见有两人於途中相遇，作揖行礼，互叙寒喧，其声似一老一少。接著，老者拉少者回家饮酒，掷琼（掷骰子）藏钩（一种将钩藏在手里让对方猜的游戏），极其融洽。后来少者表示已醉欲告辞，但老者不允，又力劝再饮数杯，少者方才踉跄而出，彼此谢别，老者闭门。

少者步履蹒跚走了二里许，终於醉倒路旁。这时有一人经过，被他绊了一下，扶起一看，原来是认识的人，於是半扶半掖地送他回家。然而街头栅门已闭，只得呼叫管栅门的起来开门。就在这时，一只狗跑来对他们汪汪叫，引得附近群狗乱吠，并且叫声越来越多--无论老狗、小狗、远方的狗、近处的狗、声音低沉的、声音宏亮的，皆同声而吠，一一可辨。过了许久，管栅门的终於出来，打开街头栅门放行。

两人来到少者住处时，送者不慎弄错位置，误敲江西人的家门，等发现，已经太迟，江西人早用方言破口大骂，惹得附近群狗又开始乱吠。少者之妻也被吵醒了，开门出来搀扶丈夫，送者郑重与之道别。妻子关门后，扶少者上床，但少者嚷著要喝茶，妻子只得去烹茶。不料茶烹好，少者已鼾声大作，鼻息如雷。妻子又气又恼，嘀嘀咕咕骂个不停，没多久也睡著了，二人鼾声如出二口。突然，夜半牛叫，少者起身大吐，同时喃喃呓语，向妻子要茶，继而呼呼大睡。等到妻子起来要上厕所，一穿鞋，方才发现鞋中尽是丈夫吐出的秽物，顿时怒骂不止，另换一双鞋穿好起身。

就在这时，群鸡乱鸣，一如先前群狗乱吠。不久，少者之父过来敲门说：「天快亮了，还不起来杀猪去卖！」原来少者乃屠夫。少者挣扎著起身后，到猪圈里餵猪。只听群猪呼食、嚼食、争食之声，其父烧水、进火、倒水声，此起彼落。没多久，少者捆来一头猪，那猪被缚时的嘶叫声，少者磨刀、杀猪声，猪被杀、出血声，烫猪退毛声，清清楚楚，十分逼真。最后，做父亲的对少者说：「天已大亮，可以拿去卖了。」不一会，即听见肉上砧板声，有买猪头、猪内脏、猪肉的，也有讨价还价声、买卖双方数钱声。

正当热闹滚滚时，突然「啪！」地一声，四座俱寂，表演结束，郭猫儿也从屏风后面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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