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镜湖难泛舟（平原易走马 镜湖难泛舟什么意思）

很多朋友对于为什么说镜湖难泛舟和平原易走马 镜湖难泛舟什么意思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蜀道难 李白是天才 在充满机遇的大时代 为什么要感慨难？这么豪放喝酒作诗，为什么会愁？

你好，这是和李白的遭遇有关的。

年少有为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

辞亲远游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乘舟沿江出峡，渐行渐远，家乡的山峦逐渐隐没不可辨认了，只有从三峡流出的水仍跟随着他，推送着他的行舟，把他要送到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城市中去。

让李白想不到的是在江陵会有一次不平凡的会见，他居然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承祯。天台道士的司马承祯不仅学得一整套的道家法术，而且写得一手好篆，诗也飘逸如仙。玄宗对其非常尊敬，曾将他召至内殿，请教经法，还为他造了阳台观，并派胞妹玉真公主随他学道。李白能见到这个备受恩宠的道士，自然十分开心，还送上了自己的诗文供其审阅。李白器宇轩昂，资质不凡，司马承祯一见已十分欣赏，及至看了他的诗文，更是惊叹不已，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为他看到李白不仅仪表气度非凡，而且才情文章也超人一等，又不汲汲于当世的荣禄仕宦，这是他几十年来在朝在野都没有遇见过的人才，所以他用道家最高的褒奖的话赞美他。这也就是说他有“仙根”，即有先天成仙的因素，和后来贺知章赞美他是“谪仙人”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他看做非凡之人。这便是李白的风度和诗文的风格给予人的总的印象。

李白为司马承祯如此高的评价欢欣鼓舞。他决心去追求“神游八极之表”这样一个永生的、不朽的世界。兴奋之余，他写成大赋《大鹏遇希有鸟赋》，以大鹏自喻，夸写大鹏的庞大迅猛。这是李白最早名扬天下的文章。从江陵起，他开始了他鹏程万里的飞翔。 　

李白自江陵南下，途经岳阳，再向南去，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是正当在洞庭湖泛舟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李白自蜀同来的旅伴吴指南暴病身亡（或被人殴打致死）。李白悲痛万分，他伏在朋友的身边，号陶大哭，“泣尽继之以血”。由于他哭得过于伤痛，路人听到都为之伤心落泪。旅途上遇到这样的不幸，真是无可奈何，李白只好把吴指南暂时殡葬于洞庭湖边，自己继续东游，决心在东南之游以后再来搬运朋友的尸骨。李白来到了庐山，在此作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

李白到了六代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伟，虎踞龙盘，六朝宫阙历历在目。这既引起李白许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感。他认为往日之都，已呈一片衰颓之气，没有什么好观赏的了，根本不及当今皇帝垂拱而治，天下呈现出的一片太平景象。金陵的霸气虽己消亡，但金陵的儿女却饱含深情地接待李白。当李白告别金陵时，吴姬压酒，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频频举杯劝饮，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流过了人们的心头，使人难以忘却。李白告别金陵后，准备去越州。可是在途经淮南(治所在扬州)病倒了。卧病他乡，思绪很多，既感叹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渺茫，又深深地思念家乡，惟一能给他带来点安慰的，便是远地友人的书信。　 李白在淮南病好之后，一身好入名山游的他，赶往国际繁华都市越州（绍兴），越州山水甲天下，让李白流连忘返，尤其是会稽山、镜湖、天姥山、兰亭、东山等地，李白与贺知章可谓忘年交，又想效仿谢安建功立业，对魏晋时期的王羲之等风流更是钦羡不已，在越中寻仙问道，陶醉在越州山水的他，留下了近百首诗，李白其后数次重游越州，在昔日西施浣纱的茑萝山下，李白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现今在浣纱石上的越女留下了一幅幅优美的速写。李白由越西归，回到了荆门。在荆门他一呆就是三个月。虽然思乡心切，但功业没有一点成就，他自觉难于回转家园。最后，他决定再度漫游。首先，他来到洞庭湖，把吴指南的尸骨移葬到江夏（今湖北武昌）。他在江夏结识了僧行融，又从他那里了解到孟浩然的为人，于是便去襄阳拜见孟浩然，由此写下了著名的五律诗《赠孟浩然》不久，李白到了安陆，在小寿山中的道观住了下来。然而，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他仍然想寻找机会，以求仕进。在隐居寿山时，李白以干谒游说的方式结交官吏，提高自己的声誉。李白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时宰相许圉师的赏识，便将其招为孙女婿。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离许家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是美好的夫妻生活并没有令李白外出漫游以图功业的心志有所衰微减退。他以安州妻家为根据地，又几次出游，结识了一些官吏和贵公子，并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

初进长安

封建帝王常在冬天狩猎。唐玄宗即位后，已有过多次狩猎，每次都带外国使臣同去，耀武扬威，以此震慑邻国。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有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因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　 　

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李白西来的目的是献赋，另外，也趁此游览一下长安，领略这座“万国朝拜”的帝京风光。他居住在终南山脚下，”常登临终南山远眺。当他登上终南山的北峰时，眼前呈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貌。

他深感生存在这样的国家是不平凡的，因此颇有自豪之感。可一想到这兴旺发达的帝国内部己产生了腐朽的因素，他的轩昂情绪又受到打击。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何时人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还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陈述自己景况很苦，希望引荐，愿为朝廷效劳。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极宫，不料竟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他早就拜读过贺老的诗，这次相遇，自然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　

一年快过去了，李白仍然作客长安，没有机会出任，他的心情有些沮丧。好友诚意相邀，希望他同去青山之阳的别业幽居，但李白无意前往。这次去长安，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却毫无着落，这使李白感到失望并有点愤懑。往王公大人门前干谒求告，也极不得意，只有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了长安。

赐金放还

42岁的李白得到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推荐（一说由道士吴筠引荐）到了长安，唐玄宗对李白的才华很赏识，礼遇隆重。李阳冰《草堂集序》谓：“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秦汉间“商山四皓”之一）”。“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但唐玄宗只让他供奉翰林，做自己的文学侍从。三年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 。

三年长安生活，使李白对朝中种种腐败、黑暗有了更多的认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是李白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在长安时，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经常在长安市上行走。他发现国家在繁荣的景象中，正蕴藏着深重的危机，那便是最能够接近皇帝的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他们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笼罩着中国，给李白以强烈的压抑感。 　

与此同时， 李白放浪形骸的行为又被翰林学士张坦所诽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 朝政的腐败、同僚的诋毁， 使李白不胜感慨。他写了一首《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谁料就在此时，倒被赐金放还，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这次被赐金放还似乎是李白说了不合时宜的话。

再次远行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 李谪仙像

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

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各自寻找道教的师承去造真箓（道教的秘文）、授道箓去了。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李白准备重访江东。 　

李白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运河到了扬州。由于急着去会稽（绍兴）会见元丹丘，也就没有多滞留。到了会稽，李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描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和历史底蕴。在金陵，李白遇见了崔成甫。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怀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

应邀入幕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居庐山。那时，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永王李璘恰在此时出师东巡，李白应邀入幕。李白入幕后，力劝永王勤王灭贼，而对于政治上的无远见，他也作过自我检讨。同在江南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参加，以此免祸，李白在这点上显然不及他们。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也因之被系浔阳狱。这时崔涣宣慰江南，收罗人才。李白上诗求救，夫人宗氏也为他啼泣求援。将吴兵三千军驻扎在浔阳的宋若思，把李白从监牢中解救出来，并让他参加了幕府。李白成为宋若思的幕僚，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不但未见任用，反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完全出乎意料。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冬，李白由浔阳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因为所判的罪是长流，即将一去不返，而李白此时已届暮年，“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不由更觉忧伤。

重病而逝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相信你能够理解李白吧，希望能够帮到你。

绍兴鉴湖是怎样的？

鉴湖位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市南，经纬度N29°58ˊ, E120°14ˊ，是我国长江以南 著名的水利工程，古鉴湖淹废后的残留部分。俗称长湖、大湖、庆湖，雅名镜湖、贺鉴湖。

鉴湖，在绍兴城西南1.5公里，为浙江名湖之一。俗话说“鉴湖八百里”，可想当年鉴湖之宽阔。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发动民工，筑堤潴水，总纳山阴、会稽两县36源之水，溉田九千余顷，民享其利甚巨，为江南古代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它东起蒿口斗门(今上虞蒿)，西至广陵斗门(今绍兴县南钱清)，全长56.5公里。湖在集雨时面积610平方公里，湖总面积189.9平方公里。后因水土流失，在唐中叶以后逐渐淤积，又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开始有豪绅在湖中建筑堤堰，盗湖为田，湖面大蹙。今鉴湖面积约30.44平方公里，其主干道东起亭山，西至湖塘，长22.5公里，形如一条宽窄相间的河道，镶嵌在绍兴平原之上。

鉴湖位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市西，经纬度N29°58ˊ, E120°14ˊ，是宋朝开始的农耕湖。湖长约15千米，面积3平方千米。鉴湖水质极佳，驰名中外的绍兴酒就用鉴湖水酿制。湖滨有陆游故里、三山、快阁遗址等古迹。

鉴湖所在的绍兴，其历史悠久，春秋时为越国都城，称“越池”。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取“绍祚中兴”之义，改越州为绍兴，而得名至今。

“鉴湖”之名，目前可以肯定是在北宋时才开始出现的。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会稽鉴湖，今避庙讳，本谓镜湖耳。”古代有避讳的习俗，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名赵敬，“敬”、“镜”同音，遂将“镜湖”改名为“鉴湖”，也有改称“照湖”的，宋嘉泰《会稽志》载，绍兴偏门外照水坊，乃“以湖名”，但因“照”不及“镜”有韵味，宋以后便很少再有“照湖”的说法。“鉴湖”成了通行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在“鉴湖”这一名称出现之前，鉴湖有过“庆湖”、“贺家湖”、“镜湖”、“贺监湖”、“南湖”、“长湖”、“大湖”、“带湖”等别称，这些名称也都有其来历。

最早出现的是“庆湖”。据三国时吴谢承《会稽先贤传》记载：“贺，本庆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吴，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祸。王子庆忌挺身奔卫，妻子并渡渐水，隐居会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泊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庆氏’，名其湖曰‘庆湖’。”春秋时吴国王僚末年的公子光之祸，发生在公元前515年，早于马臻建成鉴湖655年。“庆湖”，应该是鉴湖建成前自然形成的一个天然湖泊。

东汉安帝刘祜（在位106-125）时，“庆湖”改名为“贺家湖”，原因是刘祜的父亲名刘清，“庆”、“清”同音，为避其讳，庆姓改为贺姓，湖名也就相应而改。这在谢承《会稽先贤传》中也有记载。

“镜湖”之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孔灵符的《会稽记》：“永和五年，马臻为会稽太守，创立镜湖。”但为何命名“镜湖”，原因却说不清楚，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黄帝磨镜说，南北朝任昉《述异记》载：“镜湖，世传轩辕氏磨镜湖边。因得名。”二是“镜中游”说，谓鉴湖湖面宽阔，水势浩淼，泛舟其中，近处碧波映照，远处青山重叠，有在“镜中游”之感，晋王羲之“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为其本。一般以为，鉴湖建成前，已有一些自然湖泊，其中之一可能名“镜湖”，并有黄帝磨镜湖边的传说，人工湖建成后，原镜湖归入新湖，“镜湖”之名因其形象而有来历，便为人所接受而沿用了下来。

“贺监湖”之名与唐代诗人贺知章有关。贺知章在京为官五十多年，八十多岁告老还乡。唐玄宗赐他“镜湖剡川一曲”。贺知章官至秘书监，“镜湖”因而亦名“贺监湖”。嘉庆《山阴县志》载：“唐明皇赐贺知章‘鉴湖一曲’，故亦名贺监湖。”后来也有称“贺鉴湖”的，也有与“贺家湖”相混的，谬也。

“南湖”、“长湖”、“大湖”、“带湖”，大约是民间的称谓法，经文人记录而流传。康熙《会稽志》载：“镜湖，在县二里，故南湖也，一名长湖，一名大湖……《舆地志》曰：‘南湖在城南百步许，东西二十里，南北数里，萦带郊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浙江又东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又记鉴湖边石帆山：“北临大湖，水深不测，传与海通。”由此基本可以推断，“南湖”之名，乃因其方位所得；“长湖”之名，则因其形状而得；“大湖”之名，当因其面积所得；“带湖”之名，盖因湖“萦带郊郭”而来。这些名称，基本流行在唐朝以前，那时虽已有“镜湖”的称谓，但不见统一，唐之后，则很少用这些称谓了。

漫谈泛舟

    泛舟在中国历史中，是一种怎样的原始意象？许宏在《何以中国》中记载有公元前2000年前后陶寺“阴宅”里的船型木棺，联系本书中的另一处记载，他认为距今4200—4000年间，北半球普遍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事件，且一般认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两大洪水传说：中国的大禹治水和西方的诺亚方舟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在这一考古的印证中，认为舟船在中国的文化记忆中承担着摆渡和拯救生命的重要功能。[1]《左传·僖公三年》里有“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的记载，是一次泛舟游玩的记录，它承担的是娱情的功能。即使是像《荀子·哀公》里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语句，也能间接表现出舟船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会在说理性言辞中将之作为喻体。

  早在先秦时代，泛舟已经进入到诗歌的国度，《越人歌》的“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表达的是两颗心之间靠近的情愫。《诗经·邶风·柏舟》有“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中第一首正式的泛舟诗。此外，又有《鄘风·柏舟》和《小雅·青青者莪》，都与泛舟散愁有关，可以说以此为起点，以泛舟寄托一些生命的深层体悟便成为后世文人的一种传承。魏晋南北朝以后泛舟主题的诗歌渐多，一方面与山水诗在此期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文人自觉意识在这一时段的拓展有关。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诗经·卫风·河广》中有“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且不说诗的主旨本意，在北魏时期，又有中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长江流域用一根芦苇渡江以传大乘禅法的故事，也就是后来“一苇以航”的佛教典故，神奇的一点是，先秦与北魏两个时间段的两种维度的文化记载中，出现了同样的“一苇以航”的情况，且皆出自长江流域，排除夸张的“轻功”想象，从务实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推测是长江流域先民在生活的需要中，发动智慧，用芦苇编成船以方便渡江，变不可能为可能，这样的巧思在古人心中产生深深的内在自信感，因而留存在了《诗经》和对达摩故事的讲述中，成为一种不断追忆与叠加的文学标识，被文人群体所采用。综观《全唐诗》，涉及泛舟事的达到500余首，泛舟为题的有195首。唐代在诗歌艺术的国度中，泛舟诗已经十分普遍，几乎所有重要诗人都有涉及，杜甫有17首，属最多，其次是李白和白居易，又其次是岑参和孟浩然。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谓是将泛舟与豁达人生观的高调关联，但真正完整且富有成熟哲思的泛舟诗精品，当出自苏轼。

    程磊在《论苏轼早期的山水宦游诗》一文中，即认为宋人的山水宦游，突出展现了一种将山水审美中向往精神超越之“游”包容在世务行役之“游”中的特殊生存境遇。[2]苏轼用人生的轨迹，突出完整阐述了这点。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从离开眉山外出任职那时起，他便开启了在宦海的浮沉和作为“行吟”诗人的生命书写。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自请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在一种追随内心的状态下与西湖发生重要的关联，泛舟西湖，是苏轼在这里的重要诗意活动，夜泛西湖更有别样的体验和感悟，如《夜泛西湖》中的“孤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又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一的“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醉酒泛舟是另一番享受，如“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而苏轼的西湖泛舟诗中，最为出名的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两首组诗一般前者被认为描写景物不如后者，所以选本多不收录，但两首对照，能更好地把握作者写诗时的灵感生发和艺术巧思。

    第一首其实写的是晨昏交替间的西湖景色，后两句是作者在这种泛舟体验中自我陶醉，他是孤独又内心欢腾的，将此番兴致盎然与西湖畔的水仙王庙交流，认为当敬一杯酒给钱塘龙君，这是苏轼对西湖文化景观的自觉收纳，将之融入自我的诗情世界。

    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公认的吟咏西湖的名句，且至迟南宋时期，“西子湖”已是人们钟爱的对西湖的称号，广见其他诗歌创作中。[3]这一设譬，有着文化意象组合入诗的重要意义，按照杨兴玉先生从语义学角度的总结，“在苏轼写成此诗之前，西子和西湖只存在组合轴上的相邻关系”，“此诗一经写成，西湖与西子即获得了聚合轴上的相似关系。”[4]爬梳文献，《史记》、《左传》、《国语》中并无关于西施的记载，关于西施沉水而死的说法，见于《吴越春秋·佚文》的“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东周列国志》记载“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伏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墨子·亲士》中有“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虽细节有完整简略之别，但都记录的是“西施沉水而死”这一凄惨结局，唯有《吴越春秋》引用《吴地语》：“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因《吴越春秋》介于史书和小说之间，在记录的内容上是有重复或者自相矛盾的可能性的，但西施下落的两种猜想，在这部书中得到并存，起码表明这是比较普遍的两种说法，而后一种就像化蝶故事般，化凄惨为唯美的故事结局，只是这样的动人传说，一直活在人们的历史故事记忆里，苏轼在泛舟西湖中，将二者以本体和喻体的形式，巧妙镶嵌入诗中，使这二者在诗的浸润里，终于相遇，从而引发后人激赏，如陈衍《宋诗精华录》中“后二句遂成为西湖定评”。在金庸的《越女剑》中，也采纳了这种结局，安排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终成眷属，使这个唯美传说继续在文学的领域传扬。

    如果我们将组诗的两首结合起来看，晨昏关系是苏轼在第一首中的感受，晴雨关系则是苏轼在第二首中的主要感受，苏轼在泛舟中体验着自然的二重变化，这也是他之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诗境的重要铺垫，苏轼之所以能想到西子与西湖之间的关系，想必第一首中的与水仙王对饮的巧思，也促进了他进一步的灵感挖掘。可以说，二者是一种艺术上的承继关系，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

    如果说杭州是苏轼纵情解锁泛舟诗境的“意气风发”时代，黄州则是他泛舟现实人生的“寻找意义”期。《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的“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苏轼一如既往地热爱夜泛和饮酒泛舟，“长恨此身非我有”化用《庄子·知北》“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化用《庄子·庚桑楚》中“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政治上的受挫，使苏轼在道家思想中寻找解脱之法，化用哲学语言，也冲破了传统词的戒律，“夜阑风静縠纹平”，宁静夜晚里，平静的水面，心也跟着静了下来，此番情境中，苏轼的心达到真正平复的状态，从而有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慨叹，由宁静的平复转为宁静的洒脱，跟李白散发扁舟的张狂不同，他是冷静从容的，将有限的自我融化在无限的自然中去。同作于黄州时的《赤壁赋》，则是苏轼此番泛舟人生感想的进一步完整阐发。“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又是一次夜泛，“举酒属客”，“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依然是饮酒泛舟，“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苏轼的泛舟中，想必总是这样歌咏古往诗歌，或追溯已有的知识储备，以寻找创作的灵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则是将《诗经》和禅宗达摩故事的典故融会于自我生命体验中，设计于自我诗境的布局中，经过苏轼豁达心灵的过滤，成为富有新的生命力的文学情感体现。虽然在泛舟的结果上都达到了精神解脱的达观，但上一首词是由眼前情景所达成的自悟，这篇赋是在与客的问答交谈中，怀古的反思中，寻找的精神出路。但也足以证明，苏轼的豁达人生观，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泛舟体验中，结合各种各样的境遇和瞬时体验，以及潜藏的文化记忆与现场“偶遇”中，所寻觅和反思出的完整逻辑和情感归宿。正因为苏轼的泛舟与达观人生的深刻联系，明代魏学洢的《核舟记》中讲述的恰恰是苏轼赤壁泛舟的经典形象，足见它在后人心中早已成为一道经典的文化景观，舟与苏轼是难以分解的。甚至在80后作家七堇年的《尘曲》中，依然有“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且是初高中作文里经常会引用的经典例句。而在苏轼的《临江仙·送钱穆父》中早已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词虽不是自己泛舟，而是送友人乘舟离开杭州。由此足见苏轼的泛舟洒脱人生观，以不同的形式，对后世文学作品和文学精神领域的深刻影响。

  其他像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甄嬛传》中，果郡王与甄嬛夜晚在舟中撞见，泛舟宫中，采撷莲花作陪衬的布景与此如出一辙，明显是巧用了李清照的泛舟诗心，而像柳永《雨霖铃》中“留恋处，兰舟催发”，在《知否》电视剧中，幼年时代的盛明兰和顾廷烨舟船催发时作揖相别的情景，亦相暗合。因为宋人的诸多生活细节入诗词，舟船与具体的人物和情感形成了固定的文学记忆，不断叠加和生发，影响着今天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或浪漫，或感伤。

    舟船，可以是离开，也可以是抵达，可以是娱乐的游泛，也可以是江湖的流落，一苇轻舟之于宽阔的水面，何去何从，总带给人有限与无限，可控与不可控的两重思考，它给泛舟茫茫人生的人们一个暂且寄身之所，一个去往何方的探索余地，如巴金笔下觉慧的乘船离开，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周而复始的摆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