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当时为什么要写战城南（李白为什么写早发白帝城）

唐诗的鼎盛时期是在什么时候？

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登基时，唐朝的经济、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突出表现在户口增加、物价降低和商业发达。唐太宗贞观初年全国户口不满300万，到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据户部奏，有76009565户，一百年间增加一倍还多。粮食便宜到“东都洛阳斗米十五钱”，青、齐等州郡才三钱，一匹绢200钱。此时海内富足，“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杜甫《忆昔》其二，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唐代的商业经济也相当活跃，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益州、敦煌等都是国内外著名的贸易都市。长安的王元宝、郭万金、杨崇义是当时的商业巨子，他们以财富为基础，企图参予政权，“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期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使皇帝不得不下诏禁止官吏与商人来往。加上唐高祖、太宗以至武则天的开边活动，到开元时代，唐朝疆域十分广大，东、南到海，西到咸海，北到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东北到外兴安岭以北和鄂霍茨克海，西南到云南、广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是亚洲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中心。南有波斯、大食、天竺开来的商船，东有日本派遣的僧俗使节和留学生，中亚细亚的乐工、艺人也从丝绸之路涌向中国。处于这种环境，仕宦人家和普通平民接受新事物比过去丰富，眼光和胸襟更为扩大，他们不满于既成的现实而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追求新事物，渴望干更大的事业。一般人家从很小就培养子弟，让他们积累知识以求上进。王维9岁就会写文章，15岁就留下《题友人云母障子》和《过秦皇墓》。李白5岁通六甲，10岁观百家，15岁学剑，19岁就带着作品在半路上拜谒益州大都督府史苏颋。苏颋是当时散文名家，他见了李白诗文，大加赞赏，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要与相如比肩也。”杜甫7岁开始作诗，9岁已写满一大口袋书法大字。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已超出了初唐“四杰”的清新，情感跃跃欲试的境界，呈示出盛唐独有的庞大气象，如王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及杜甫的《雕赋》、《天狗赋》等作品都有一种恢宏浩壮的气魄。

唐中叶时道教和佛教兴盛，庄园制进一步发展，为游侠、游仙、隐逸和山水田园诗提供了条件。唐朝皇帝认定老子是始祖，提倡道教。高宗时就追尊他为玄元皇帝。玄宗更好道教，登基不久就下诏让东、西二京及各州必置玄元皇帝庙，把《道德经》和《庄子》同儒家经典一起列为士子必读之书。天宝三年（744）又将天下林立的玄元庙改为紫极宫。他的两个妹妹（西宁和玉真公主）和宰相李林甫的女儿，都以贵族身份出家当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高如贵等著名道士都受到皇帝的优待。这样，不仅使许多官僚士大夫崇道并与教徒关系密切，而且许多人干脆出家修道。佛教到唐朝也深入士庶人家。唐中宗曾“令普寂（大照禅师）代神秀（禅宗北宗首领）统其法众”。王维的家庭佛教气氛非常浓厚。他母亲是普寂的弟子，“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三十余年不懈怡。王维自幼受佛教思想熏陶。他名维，字摩诘，合起来就是佛经中一位有名居士的名字。随着唐朝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土地兼并慢慢发展，逐渐促成庄园制盛行。唐代庄园有官庄、皇庄、官僚、地主庄园和道观、佛寺庄园。庄园除庄宅及田地以外，还有果园、菜园、碾硙、车坊等，另有佃客和手工业者为庄园主生产生活必须品，一个庄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庄园制的发展，使政治上没有找到出路，或厌倦于官场的知识分子过隐居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他们住在庄园里待价而沽，政治行情看好就出仕，否则就高卧，以创造更大的名声。一次，司马承祯被召至皇宫，返回山寺时，卢藏用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祯不紧不慢地说：“以我之见，仕宦之捷径耳。”点破了许多文人隐居的真实意图。卢藏用召拜左拾遗，郑普思征为秘书监，叶静能成为国子祭酒，都是以隐居取得的。精神上的好道好佛以及庄园制的物质保障，使盛唐时代的山水田园诗极为繁胜。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崛起并形成繁荣局面，成为唐诗鼎盛的一个方面。李白的许多游仙诗、游侠诗，也是这样产生的。好道、好佛不仅使人向往山水、田园，而且还可以使他们暂时解下人格面具，放浪形骸，抚慰官场失意所带来的痛苦。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被称为“饮中八仙”，都是在这种风气下大胆地以酒浇愁，并写下作品的，甚至连杜甫这样每饭不忘君的人，也敢于吟出“儒冠多误身”的诗句。

开边政策与国内战争，激发了文人名士的报国热情，也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内蕴，雄豪阔大的边塞诗和触目惊心的战争诗，成为盛唐诗歌中另一股滚滚洪涛。唐玄宗利用多年积赞下的财富“大攘四夷”，战争烽火随时高举。文人名士有的投入疆场效力，有的对战争大加评论，使边塞诗和战争诗百花齐放。直接投入疆场效力的有岑参、高适等人。天宝八年（749年）岑参被高仙芝推荐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安西节度幕府掌书记。他从长安向西，过金城（半州）入河西走廓，越燕支山，经凉、甘、肃、瓜诸州，抵敦煌，再西出阳关，经罗布泊北行到达西州吐鲁番，又经过银山碛、铁门关、抵安西都护治所龟兹（库车）。他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军队中，他留下许多诗作。他的《白雪歌》、《走马川行》、《轮台歌》成为盛唐边塞诗的绝唱。高适则随哥舒翰在陇右节度使府服务，又随其收复黄河九曲地区。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还协同哥舒翰守卫过潼关。高适也有许多慷慨激昂的边塞诗。虽然没有打过仗但对战争横加评论的有李白、王维、杜甫等人。仅以天宝年间为叙述：天宝六年（747年）玄宗命高仙芝率万人越葱岭至特勒满川击吐蕃，命王忠嗣以数万人强攻石堡城。李白写下《战城南》，痛斥朝廷穷兵黩武，把士卒当蝼蚁的行为。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以63000人死亡的代价，攻下仅有数百人守卫的石堡城，被封为御史大夫，李白又愤恨地谴责他“西屠古堡取紫袍”。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南诏，大败，死六万人；高仙芝征大食，大败，三万人全部死亡；安禄山征契丹，大败，六万人全军覆没。天宝十一年（752）朝廷又征大兵北击契丹、南攻南诏，但“人闻云南多瘴，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便派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子。对此，李白写下《古风》之三十四，杜甫写下《兵车行》以谴责，高适却以《李云南征蛮诗》对这场战争大加赞美，歌颂备至。天宝十二年（753年）五月，哥舒翰大败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是时中国强励，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垒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被李白批评过的哥舒翰在这又受到高适和王维的表扬。高适写下《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王维写下《送高判官赴河西序》，把哥舒翰描写得雄姿武威，独步当时。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叛军半年内就攻进首都长安，玄宗连给百官的招呼都来不及打，就匆匆逃到四川。在此次战乱中，杜甫又完成了《悲青坂》、《悲陈陶》、《三吏》、《三别》等一系列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上述边塞诗和战争评论诗，有的苍凉悲壮，有的雄豪奔放，有的满含怨气，有的暗隐心事，它们组成威武的军事进行曲，给鼎盛的唐诗注入强烈的阳刚之气，使盛唐诗坛呈现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战城南集中描写了什么场景，对表现诗歌的主题有何作用

《战城南》是唐代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旨在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一首古体诗。全诗分三段：开头八句为第一段，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中间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最后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此诗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更丰富，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艺术上则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诗歌的独特风格。

郭子仪和李白有什么关系？

郭子仪和李白二人是刎颈之交，都互相救过对方的命。

李白扬名长安的时候，郭子仪是个正直的小官正被人陷害，是李白劫的囚车又向老唐皇求得情。

后来李白拒绝了太子李亨而做了永王的军师被太子流放，做安西军副元帅的郭子仪以辞职为由求得新唐皇赦免了李白。

后来，李白被郭子仪邀请为军师，谁知道过河时李白喝醉了去河里捞月给淹死了！

李白先救，当时郭子仪是个小卒子。犯了不知道什么罪，李白给他求情。后来安史之乱后，李白被永王案牵连流放夜郎。那时候郭子仪用自己官爵赎李白罪。

“郭子仪初在行伍间，李白客并州，于哥舒翰坐中见之，曰：‘此壮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当拥节旄。’屡脱其刑责。翰因署为牙门将。后子仪戡定安史之乱，历诸道节度。及永王反，事干李白。子仪以官爵赎翰林，上许之，因而免诛。”

若可信，则：李白救郭子仪大致是735年。郭子仪救李白大致是757年。

李白曾写了首诗给郭子仪，这首诗叫做《战城南》，后人称之为从军行：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一代威名迈光弼，千秋知已属青莲。”这是一首咏史诗中评论唐朝名将郭子仪的诗句。意思是说，郭子仪的名气盖过了当时战功显赫的大将李光弼，他的知己则是大诗人李白。

当时杜甫有句话：“武有郭子仪，文推李太白。”

战城南（唐）李白

去年战，桑干源，

去年打仗使得河流源头干涸

今年战，葱河道。

今年打仗使得河道干竭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涣散的历经沙场的士兵在海上漂泊，在寒冷的天山上驰骋，在雪地上铺草席过夜。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万里的长途征战，三军都全部衰老了。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匈奴视杀戮同农耕一样，自古以来只见大漠满是白骨。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秦朝修建的为防御胡人的进攻的长城，汉朝还在使用它点烽火，打仗。

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

烽火常燃着，不熄灭。战争也没有停止的时候。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在野外战斗致死，败方的战马都悲伤的向天空嚎叫。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乌鸦吃死人的腐肉，叼着人的肠子挂在了枯树上。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在如此剧烈的激战中，兵士的血污染了草莽，将军也只剩一个空名。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其实圣人知道战争是凶残的手段，只是被迫不得已才打仗的。

李白的战南城表达了他怎样的情怀

首先订正一下，李白的这首诗是叫《战城南》，不要弄错了。

去年战，桑乾源；

今年战，葱河道。(韵一)

洗兵条支海上波，

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

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

古来唯见白骨黄沙日。(韵二)

秦家筑城备胡处①，

汉家还有烽火然。

烽火然不息，

征战无已时。(韵三)

野战格斗死，

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

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

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战城南”是汉代鼓吹乐中铙歌十八曲之一。铙歌是一种军乐，行军时用短箫和铙钹伴唱，故又称短箫铙歌。汉代的“战城南”曲辞，大意是描写将士英勇作战，身死阵地，自以为对君对国，效忠尽节，可是刀笔之吏，还有非议，以致功高而赏薄，欲为忠臣而不可得。李白此诗，也是描写捍卫边防的战士。题材是继承了旧传统的，但主题思想却稍有改变，针对着当时的现实情况了。

《旧唐书·王忠嗣传》说：天宝元年，王忠嗣率师北讨契丹，战于桑乾河，三战三胜。又《李嗣业传》说：李嗣业曾讨伐勃律，打通了去葱岭的道路。李白此诗开头两句，如果就指这两次战役，那么可以推测此诗作于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

条支是汉代西域一个小国，在青海边上。这里两句是说唐军在青海上洗兵器，在天山下牧马，他们离家万里，永远过着战斗生活，人都衰老了。以上是全诗第一段，即第一韵六句，首先就说明了题目虽旧，内容却是时事。

第二段即第二韵四句，说匈奴没有农业生产，他们的生产劳动，就是以杀牛杀羊，乃至劫掠杀人，以代替耕作。自古以来，他们的田，不是稻田、麦田，而是白骨田、黄沙田。秦朝时在边境上构筑的城堡，到了汉朝时还经常燃烧着报告敌人入侵的烽火。这一段是简练地概括一下，在我国漫长的边境上，历代以来都有各个种族的敌人入侵，引起了战争。

第三段较长，也用一个韵，十句。“烽火然不息”二句是第二、三段之间的一个连锁：从秦汉到如今，烽火燃烧不熄，战争永远没有停止。参加野战的兵士在格斗中死亡，留下来的败阵之马在向天悲嘶，乌鸢飞下来啄食死人的肠子，衔着飞去挂在枯树枝上。在如此剧烈的激战中，兵士的血污染了草莽，将军也只剩一个空名。“将军空尔为”这一句，在语法上是“空尔为将军”的倒装。空尔即徒然，“尔”字是副词的语尾形式。全句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只成了一个空头将军”。结尾二句，完全用老子《道德经》的话：“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由于看到了这样惨酷的战争，才知道武器实在不是好东西，圣人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贸然使用的。圣人，指帝王。这两句完全是散文句，李白开始大胆地用在诗里。者、而、之这些虚字，虽然先已有人用过，也没有李白那样突出地用。这都是李白诗的特征。“败马”、“乌鸢”一段，只是稍稍改变了汉乐府的辞句。现在把汉乐府的前半首抄在这里，以供对照。

战城南，死郭北，

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在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好大喜功，在各方面边境上，对奚、契丹、突厥，吐蕃等经常用兵。虽然最初总是敌人先来侵犯，劫掠我边境，但在打退敌人以后，就不免要乘胜远征，而那时便会转胜为败，全军覆没。所以盛唐诗人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常常反映出一种既肯定战争又否定战争的矛盾心理，这在岑参、高适、王维的诗里，都可以找到例证。李白这首诗的第二段明白地说战争起于胡人入侵，那么第三段应当描写我军人卫国战争的壮烈场面。可是作者却描写了战争的惨酷。而且结句又并不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赞扬。他主张兵器应该是“不得已而用之”，什么情况才是“不得已”呢?作者没有在这里说明，但已在《古风》第十四首中说了：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塞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王昌龄也说：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他们都是同样的思想，以为只要坚守国防，不让敌人侵入，就可以免得“士卒涂草莽”。万一敌人竞敢于入侵，那就只好动用武器，把他们打退。这就是所谓“不得已”的时候。在我国的历史上，对待强邻压境的政策，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偶尔有几个皇帝发动扩张主义的战争，就会受到人民的讽刺或责怨。盛唐诗人写边塞战争的诗，可以说是反映了人民的意志的。

《战城南》是李白几十首乐府诗中最浅显明白的。运用汉代乐府歌辞的那几句，可以说是有点抄袭嫌疑，因为基本上还是用了原意，没有脱胎换骨。选李白诗的人，不很愿意选这一首，因为不够代表李白的豪放风格。我现在选讲这一首，是为了给学诗或作诗的青年提供一个适当的范本，如果参看汉乐府原作，可以懂得古诗变为近体诗的道路，用旧瓶装新酒的手法，以及正统乐府诗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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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李白是浪漫主义派，既有一定的进取精神，同时对兵士及百姓的疾苦他也是能正视的。这首诗就是要爱惜民力，体恤士卒的意思。

俺对上面引释的解读少部分有点意见保留。李白这首诗写得并不差，只是调子不大合国初领袖的口味吧。其实以李白的性格，有人说他是“反战主义”者，我是不能认同的。初唐的进取精神不能抹杀，千百年后英风不再，那是后人辱没，无关先辈的事。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