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胡惟庸曾经想借助日本谋逆是真的吗 胡惟庸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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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我国东方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早在刳木为舟的古代，两国人民就劈波斩浪互相往还。明初政府为了修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第二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日本国王良怀的疑虑。赵秩圆满地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并且送还“倭寇”在明、台二郡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于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抵达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从此，明朝政府就与日本建立了邦交关系。

　　洪武后期，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虽然仍把日本列为不征国之一，但互相间使臣往来绝少。当时明朝政府认为胡惟庸“欲借日本为助”谋逆，因此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行，日本使臣已至宁波，十月到南京。明朝政府优礼相待，对其所带物品，即如违禁的兵器之类，“亦准时值市之”，还派官员“偕其使还”，进行回访。从此，两国间又恢复了友好关系。

　　明朝在建国之初，就很重视对外贸易，和日本的贸易来往也很盛。洪武时宁波的市舶司就是对日本而设的。明朝政府为了防止“倭寇”假冒日本的使臣和商人，就实行“勘合贸易制”，“勘合”就是贸易凭证。日本商船来中国须持有明朝政府所制发的勘合，才准许贸易。永乐初，双方协定，每隔十年贸易一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到宣德初，放宽到“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船舶和人数远远超过上述规定，也没有严格遵守十年一次贸易的限制，并且在“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

　　日本输出的大多为刀、扇、硫磺、铜、苏木、漆器等。中国输出的主要是银、钱、绸缎、布帛、陶瓷等。这种贸易交往，扩大了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如我国的泥金画漆和折扇就是明代时从日本传来的。漆器，我们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相当发达，日本的漆制品工艺原来就是从中国传去的，但日本在中国传入漆器的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种“莳绘”的漆制品，中国称为泥金画漆。其制作工艺是，先在器面上用漆绘画，当其将干未干时，把金银粉或炭末洒在绘画上，然后再漆，等到干燥后再磨光，这就使得画面凸出，不仅色彩鲜艳，而且还有一种立体感，很受明朝人的重视和喜爱。

　　宣德时，明朝政府专门派漆工到日本“传其法以归”。从此，中国也开始有泥金画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郎瑛《七修类稿》也有记载：“天顺间有杨埙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于倭漆尤妙，其缥霞山水人物，神气飞动，真描写之不如，愈久愈鲜也，世号杨倭漆。所制器皿，亦珍贵。”中国原来所用的扇子是羽扇和团扇，日本运来的是折扇。折扇又称聚头扇、蝙蝠扇或者撒扇。因为是从日本传来，也称“倭扇”。

　　在北宋时，日本使臣曾以蝙蝠扇等物赠送官方，但数量很少，直到明初，由于中日贸易的发达，日本折扇大量运来，中国也进行仿制，折扇遂普遍流行起来。张燮《东西洋考》卷六《日本物产》中说：“中国宋前惟用团扇。元初，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皆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贡，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天下遂通用之。”

　　明朝初期，中日两国间，不仅使臣和商人经常往来，日本还时常派遣留学生前来中国学习。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朝政府还任命日本留学生、当时的“国子监生滕祐寿为观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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