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与辽国哪个更强澶渊之盟背景介绍 北宋与辽国哪个更强大

　　辽国的前身是游牧于北方草原的契丹部落，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此时赵匡胤尚未出生)，统一了契丹诸部的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帝国，国号契丹。二十年后，中原为后唐清泰三年(937)，军阀石敬瑭叛变，并向契丹国借兵，消灭了后唐，建立后晋政权，并割让燕云十六州给予契丹。至此，契丹帝国的国土北至贝加尔湖，西抵中亚大漠，东临日本海，南部则跨过长城切入中原。再过十年(947年)，因石敬瑭的继任者石重贵与契丹反目，辽太宗耶律德光发兵直逼开封，灭晋，同年耶律德光将国号改称“大辽”。

　　赵宋建立后，赵匡胤曾于开宝二年(969)亲率大军北伐，包围北汉太原城，却由于辽国出兵助汉，宋师无功而返。辽国之强悍，可以左右邻国后晋与北汉的存亡。

　　当宋太祖、宋太宗兄弟先后平定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各个割据政权之后，注定要跟大辽直接摊牌。

　　对宋王朝来说，收复后晋时被割让出去的燕云故土，是太祖、太宗的夙愿。宋太祖尝设封桩库，储备战略物资，宣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陷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 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宋太宗也计划“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

　　而对辽国而言，其势力之强可以征服草原诸部落，发兵灭晋、灭渤海王国，迫使高丽纳贡称臣，未尝没有挥鞭南下、经略中国、统一天下之心。况且，辽国与宋朝之间也有领土争端。原来，后周时，周世宗柴荣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瀛州、莫州、宁州三州和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这一领土遗产为赵宋所继承。此即所谓的“关南之地”。辽国一直以取回关南之地为借口，频频发兵南侵。

　　因此，在“澶渊之盟”达成之前，宋朝要北伐，辽国要南征，双方一直互有征战。这差不多就是宋辽这两个东亚大国的历史宿命。

　　宋辽之间比较大的战争少说已经发生过十数次，双方各有胜败。大体来说，宋朝的北伐固然都无功而返，辽国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从战场的胜负来看，宋王朝与辽帝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谁都有机会小胜对方，但谁也无法一举吞掉对手。宋方想收复燕云故土，基本上无望;辽方要夺回关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实际。

　　那么，为什么刘彻时代的西汉能够击溃匈奴，李世民时代的大唐能够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国力最盛的时候也无法从辽国手里拿回燕云之地?进而言之，为什么宋王朝在与辽国、西夏、金国等草原铁骑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汉唐雄风?

　　相信许多朋友会归咎于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国精神。然而，宋朝的所谓“抑武”，只不过表现为对武官坐大、预政的制度性防范;对于国防与武备，可是从来都没有丝毫的放松。宋政府不但设有当时最先进的兵工厂，还将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养兵。试想一下，在11至13世纪极为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备与国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骑兵碾灭了。

　　但宋人确实在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陈。这里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从立国那一天起就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首先，由于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丧失了长城防线：“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长城尽管谈不上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的保险线，但显然是一道有效的防御线，有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轻易地跃马南下;失去这道屏障，便可一马平川南下牧马。宋人对长城的功效，也是比较怀念的，一首宋词写道：“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

　　其次，在冷兵器时代，自马镫发明之后(汉代时马镫的应用尚未普及，骑兵的威力未能发挥到最大化)，战马就是最强悍的装备，骑兵就是最厉害的部队。宋人已认识到：“马者，兵之大也，边庭之所以常取胜中国者也”。然而，“中国之兵，步多骑少，骑兵利平，步兵利险。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与天尽，不见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虽步卒百万，讵能抗戎马之出入乎?”你去看《清明上河图》，会发现画家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这正是宋朝缺乏马匹的写照。之所以缺马，是因为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养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马的供应量严重减少。宋人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

　　如果说，长城防线的丧失导致宋人的防御力大打折扣，那么良马的路匮乏，则使宋朝部队的攻击力受到限制，难以跟草原铁骑一争兵锋。相比之下，辽国、西夏都是马资源充沛的地方，战马唾手可得。按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疋”，每一名士兵配备三匹马。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0世纪之后的辽国跟汉武帝时代的匈奴、李世民时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语。匈奴与突厥都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文明形态，而辽国已经从中原王朝学习到构建国家的组织能力。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前，契丹各部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各部落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平时各自为战，耶律阿保机仿效中原王朝的组织方式，将它们结成一个紧密的国家共同体，设立南北枢密院控制全国武装，并创设直隶于契丹皇帝的常备军——宫帐军。不管从国家的组织能力、财税汲取能力，还是从战时动员能力来说，大辽帝国都非以前的匈奴与突厥部落所能比拟，即使汉武帝与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够征服辽国。

　　宋辽双方军事优劣势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宋朝部队很难在对辽战争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只能双方对峙。

　　毫无疑问，宋辽之间谁也吞不了谁的战争，如果长久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双方停火，坐下来谈判，在承认即成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和平协议，无疑是双赢的选项。我们对宋辽“澶渊之盟”的评价，也应该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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