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8-08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从顺治四年起,年刚十岁的幼帝福临,对多尔衮的称呼,忽然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孟森最难自圆其说的。胡适并非肯定论者,但也不是否定论者,因为在胡看来,孟“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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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之改,兹事体大。一、顺治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来改,莫名其妙。二、孝庄早不嫁,晚不嫁,几年过去了想起来嫁,悖于常理。三、汉民族,当然也包括满族,对于血缘、血亲、嫡系的父子关系,看得绝对的重,非常的重。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承认另外一个男性,为继父,为养父,或为干爹。一为父死母嫁,二为同宗继祧,三为结拜干亲。
对福临来讲:其父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其叔多尔衮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称为叔父摄政王,是顺理成章之事。孝庄嫁皇太极,孝庄之妹嫁多尔衮,即使改称姨父摄政王,也是说得过去的。突然间改称为皇父摄政王,明摆着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张煌言抓住这个伦理上的把柄,有诗损之:“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老百姓口中的太后下嫁,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见诸诏书,相当于那时政府的红头文件,这才沸沸扬扬,成为历史疑案。
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倘因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会跪下来叫他一声爹吗?回报大勋,报答大劳,对偌大王朝而言,诸如封侯拜爵,世袭罔替;诸如裂土分茅,莫与之京。只要想做,只要能做,无论精神上的最高褒奖,无论物质上的最重酬谢,无不说到做到,立刻兑现,足以报答摄政王的不世之功。只是尊之为“尚父”之“父”,恭之曰“仲父”之“父”,除非多尔衮一时脑残,才不会接受这一份空头人情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顺治的母亲与多尔衮的“叔嫂”关系,改变为“夫妻”关系,由“叔”而成继“父”,“皇父摄政王”才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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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的快速膨胀,令整个大清王朝望而生畏。发生在这两年间的政治事件,其实是多尔衮全面“谋篡”的系统工程:第一、本是双摄政王之一的济尔哈朗被免;第二、其弟多铎登上权位高峰;第三、不再行跪拜礼,凌驾于顺治之上;第四、处置肃亲王豪格,“幽系”,然后让其“瘐死狱中”。豪格为皇太极的长子,从理论上讲,为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也是他唯一的障碍,说灭就灭了。那么,顺治之母孝庄皇太后,还看不出来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吗?很显然,下一步,明朝建文帝朱允炆被其叔父永乐帝朱棣“革命”的结果,就可能落到福临头上。时年36岁的孝庄,下嫁时年37岁的多尔衮,以此化解她儿子可能面临的危机,绝不是没有可能。
其实,孝庄与多尔衮的互动,至少在公元1643年,崇德八年的九月,皇太极暴死时就有踪迹可寻了。因为死得突然,既未留下书面遗嘱,也不及口头交待后事。这样,谁来继承王位,必须在最短期限内作出决定。因为,大家明白,第一、皇太极的儿子,尤其是长子豪格(时年34岁),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第二、努尔哈赤的儿子,也就是皇太极的亲兄弟们,如代善(时年60岁)、如多尔衮(时年31岁),是有权参与的竞争者。第三、努尔哈赤的侄子,也就是皇太极的堂兄弟们,如济尔哈朗(时年54岁),同样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虽然从公元1616年大清建国,但并无一套明文规定,厘定其继位传承制度,仍沿续部族强者为王的风俗,因此,每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子弟,都怀着觊觎之心。
时年六岁的福临,怕是连这场赛事的入场券都拿不到。但是他的生母,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却硬是将他扶上了王位。大凡帝国宫廷发生最高领导人更迭的时期,在这个黑暗渊薮里,无不带有刀光剑影的血腥气息,无不带有罪恶交易的肮脏味道。至于福临的母亲,在这场讨价还价的折冲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使用的手段,所想到的办法,所玩过的伎俩,现在已经无法知悉。只有那些似可信又似不可信的桃色谣诼,成为野史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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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许多竞争者,而且每个人都是冲锋陷阵,立功建勋的强者,但在这位女人眼中,其实只有60岁的代善,54岁的济尔哈朗,34岁的豪格,31岁的多尔衮,这四位都是强中之强。但孝庄掌握住这四位张着大嘴等天上掉馅儿饼的男人,其实都有其软肋所在。第一、他们都不肯接受其他三者中的任何一人为王;第二、他们没有一个敢挑头要其他三者接受自己为王;第三、若因而出现三比一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强出头的结果,肯定是凶多吉少。
孝庄既然摘下最大的桃子,儿子为皇太极继承人,其他人得不到甜头,分不到一杯羹的话,必然出现内乱。于是,在皇太极死后的一周或一旬中,“三驾马车”联合执政,终于定局。代善成为家族会议的主持人,实际上行使家长的职责,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教父,得到虚荣的大满足。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由于雄厚的实力,强大的支持,卓著的战绩,虽然合作起来很勉强,但不得不联手共同摄政,而实际上得到掌控八旗的领导权。这三个人摆平以后,豪格出局,即使胆敢作乱,也翻不起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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