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是黄帝后裔晚清外交官的埃及热 古埃及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吗?

日期:2023-08-08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中国与埃及,尽管历史上出现文明的时间很早,但是重洋相隔,数千年间,并未有直接交流见诸史册,且双方似也不甚了解对方的存在。郑和下西洋,虽然途径摩加迪沙、蒙巴萨等非洲东海岸地区,却未履埃及地方。埃及作为国家和文明,载入汉文文献,要到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之际。

  郭嵩焘:埃及文明不早于中华

  同治年间,中国士人开始成规模地前往欧美,而西行的必经之路即是居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埃及。1866年斌椿出游时,苏伊士运河尚未浚通,中途必须换乘火车,期间乘便观览了金字塔。

  斌椿发现金字塔墓道入口有“横石刻字”,虽然历经风霜,能辨识者仅二三成,但是还是可以判断其状“如古钟鼎文”。同行的张德彝也注意到了洞口的文字,不过在他看来,这篇“埃及文”更类似于“鸟篆”。

  1876年,郭嵩焘因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并担任正式驻英法公使。据郭嵩焘记载,在埃及时,使团成员也登岸参观闲逛,有人就在当地买到了“埃及古迹图”数张,其实应该是古迹的照片或其放大版图像。

  其中有克莱奥帕特拉方尖碑正面和左后方两幅,碑上能看出有刻字,形态据说比较类似于金文、古籀和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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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当即命人临摹下来,审视之下,发现有像鸟、像马、像眉目等各种形状者,并由此推断,古埃及造字原则与中国相同,进而得出结论称,人类文字草创阶段,无非象形、会意两种手段。

  抵达欧洲后,郭嵩焘接触到了更多古埃及和古埃及文字的知识,也遇到了一些埃及学家。

  他在英国与埃及学家百尔治(Birch)经常有往来,并从其处听说了不少埃及考古之事。比如古埃及文字在西方,实际上也是数千年来没人能够解读,直到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成功释读罗塞塔石碑。

  当然,在与另外一些对东方历史感兴趣者的会面中,谈话就不满足于对古文字的比较了,而往往由文字出发去推论两个文明的先后。郭嵩焘坚持认为埃及古文字和中国的金文类似,不过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埃及文明不会早于中华。

  张荫桓:运回法老石碑复制品

  近代埃及国力衰微,文物古迹亦不能自保,四散而收藏于各列强的博物馆中。中国出使人员和游历者,也曾在英、法、美等国见识到了埃及文物和类似中国上古文字的古埃及文字。比如负责考察世博会的李圭,曾在大英博物馆见过埃及木乃伊等物。崔国因则是在美国的博物馆中,参观了古埃及的棺木。

  薛福成是在梵蒂冈参观的埃及博物馆,他也很关注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认为与中国的篆书相似,以象形字、会意字居多。

  在法国巴黎,张荫桓前往卢浮宫参观,宫中有专门陈列古埃及文物之室,文物上的文字有类似鸟篆者,有类似大篆者,让其不禁感叹“上古文章朴茂”。之后在西班牙,他也参观了陈列有埃及藏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张荫桓在美术馆发现有一枚高约一尺八寸的古埃及铜象,背面刻有非常清晰的古埃及文字。这使他兴趣盎然,也和王韬一样萌生了制作拓片的心思,只可惜交涉之后,并未被馆方允许。 到美国之后,张荫桓能读、喜读古文字的名声传扬了出去,甚至曾有美国国务院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员,将不知是何处的古文,共三十八个字,送到中国使馆,请其考认辨识,张虽不甚有头绪,但见其类似篆书,认为应该是古埃及文字。

  此后张荫桓更是在外务交涉之余,留心相关信息,多次专门询问曾去埃及读书的法国同行,关于埃及石幢及文字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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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和询问,终究难以过瘾,手拓古物上的文字,又一般不为收藏者和博物馆允许。于是张荫桓便向收藏机构讨要埃及古碑的复制品,并如愿以偿。他非常高兴,不仅回赠中国图书,还为石碑写了五十四字的题记。

  这块埃及石碑是1866年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出土,上面的文字记述了法老托勒密三世及其妻子贝勒尼基之事迹。据张荫桓记载,石碑及小碑上有所谓“象形字”、“破体字”和“希腊字”三种,实际上便是古埃及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由于托勒密三世时期是埃及的希腊化时期,所以碑上并列希腊文字,这当然也是破译石碑内容的关键。

  端方: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大咖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作预备立宪准备,五大臣中有嗜好古物和古文字的端方。端方在国内就听说过古埃及文物和文字,所以借着出使的便利,不仅考察各国政治,也顺带考察了埃及古物。

  根据北京大学颜海英的介绍,端方收藏的古埃及文物,仅今日所见,就有数十件,其中有五块埃及古碑原件(现藏于北大塞克勒博物馆),又有四十多块石碑复制品和人形木棺,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由于端方精于金石之学,故所有复制品都非常精美,或与原物相去不远。更难能可贵的是,端方藏品中有约五十件的内容,从未发表过,这说明当年他很可能是把原件都带了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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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得到异域金石之后,也毫不藏掖,会“摹拓其文”制成画幅、扇子等,分送众人,俞樾就曾得一柄,还赋歌一首,记此幸事,又感叹其文字难以通读解释,“中国文字犹难通,况在大荒西经中”。

  未几,保路运动爆发,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大军行至资州发生哗变,端方殒命,家藏宝物四散。1912年,上海的有正书局,曾出版过一册数十页的图录,名为《埃及五千年石刻》,其中基本上是端方所藏的摹绘或拓片。

  又有山东人慕玄父辗转获得古埃及棺盖一具,也是从端方处流出者,慕氏不能辨认,遂请埃及学家达拉塞、美国杜耳博士和北大教授李泰棻多人帮忙,成《希腊埃及时代棺铭考释》一册,于1922年铅印出版发行,并请罗振玉作序。

  次年,曾经在美国皮博迪博物馆整理过数百个古埃及人头骨的李济,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开启了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迈进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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