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告诉你如何讲诚信 骗死周瑜不算道德缺失 诸葛亮说

　　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个“诚”字。他从“诚”字出发，对君上的忠是诚，真心真意地尽忠，这是忠诚。对明友、同僚与部属和谐共事，守信用，这也是诚，诚信。

　　无论是史书中真实的诸葛亮还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其道德操守都是公认的，诚信是道德操守的重要方面，如果把“仁、义、礼、智、信”五个传统德目作为道德组成的五个部分，诚信占了百分之二十，若诸葛亮诚信缺失，他还能说有道德操守吗?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大大小小用谋五十多个，也就是隐瞒真相、虚构事实地欺骗了对象五十多次。五十多次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对方，而使对方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导致害己恶果，这是多么害他利己的不诚实!但让说诸葛亮诚信缺失者大跌眼镜的是，恰恰是这五十多次的不诚实让他成就了另一种道德操守——智。

　　有本叫《诸葛亮必败》的书，开篇就说诸葛亮诚信缺失，不讲信用，证据就是三气周瑜最终要了周瑜的小命。气死周瑜，诸葛亮真的要背负不讲诚信的道义责任吗?若不懂谋略，会作肯定的回答;若懂，会作否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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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反成了道德的东西，这岂不荒唐!实际上只要弄清楚欺骗该用不该用，就明白荒唐与否。就像说道德也是恶很多人不理解一样，其实道德对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限制人的自由就是恶，但这是必要的恶，如果没有这种必要的恶之道德，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无序的乱糟糟的社会。欺骗是恶，是大家都反对的恶，一般情况下没有异议。但在特殊情况下，欺骗却是必要的，必要到没有它不能打败敌人，没有它不能救助同志，没有它不能保存自己。如此之重要，欺骗怎能不算道德?!

　　当然，无论欺骗多么重要和必要，其作用范围只能在“术”里，不能在“道”中。在“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是诚信。“诚实守信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被视为‘立人之道’、‘立政之本’。” (源自《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诸葛亮在“立人”、“立政”的“道”上，讲诚信毫不含糊。典型一例便是会兵交换。诸葛亮曾规定大兵一百日一换，正当换班之际，老兵要走，新兵却未到，而雍、凉兵则有二十万杀来。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入告孔明曰：‘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且留下退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诸葛亮“以信为本”收到奇效，留下的军士“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那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试想，假如军士换班之际，诸葛亮不讲诚信而搞欺骗，众兵会拼死一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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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因为能诚，所以能公。公是没有私心，能够以诚心待人，忘记了小我，一切为对方着想，因此所有的表现，都昭昭然是一个公字。陈寿称赞他：“开诚心。布，公道”，可谓十分正确。

　　诸葛亮做到了赏罚公平。因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于是，被赏的不敢骄傲，被罚的也毫无怨恨。有时候，使得因小过而被罚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于再犯更大的过;这在事实上是教训了他。古语说：“刑赏，忠厚之至。”便是这个意思。有些君王或长官，对臣民与部下完全放任，不赏不罚，造成了一种不痛不痒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这才是不负责任，也是对臣民与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评请葛亮治国太严，太喜欢用重典。“严”是事实。他为了挽救刘焉、刘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严。“喜欢用重典”，却不是事实。凡是要罚二十下棍子以上，诸葛亮都要自己复判了以后，才许执行，我们怎么可以说他喜欢打人或杀人呢?

　　我说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么?是：他对得起刘备，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他的家人与朋友僚属，也对得起他自己，无愧于生平的抱负。

　　他对得起刘备，人人皆知。他对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证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达之时，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为他戴孝，戴了很久，直到今天，川北很多地方的人头缠白布。他们并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为诸葛亮戴孝戴久了，缠白布缠成习惯，不缠就会头部受凉，因此而永远缠下去，子孙相沿，直到今天。

　　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给诸葛亮建筑一个庙。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认为这不合于“礼秩”，不许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纷纷在路旁设祭，一面再度向后主直接要求，至少为诸葛亮立一个庙，立在成都。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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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习隆，与中书郎向充，实在看不过去，就鼓起勇气，向后主上了一个表，说：汉朝自从开始以来，功臣立庙的颇有前例。诸葛亮“德范遐迩，勖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不应该让他“烝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习隆与向充，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不在成都立庙，而在沔阳(汉中的沔水之阳)诸葛亮坟墓的附近立一个庙。这一个办法，总算被后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这些官僚与后主本人，在当时做梦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庙存在于成都的，不是刘备，不是后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记的官僚，而是我们所佩服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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