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子民该如何把握愚民与顺民的尺度? 大清皇族子孙哪里去了

　　“愚民”与“顺民”这两个词恐怕是最容易被混淆的两个词，在很多人看来，“愚蠢”就意味着“顺从”，因此，这两者应当被视为一体，但事实上，“愚蠢”与“顺从”之间却有着一片看似近在咫尺，却相隔甚远的灰色地带，倘使想要理解这片灰色地带，乾隆十六年山西介休王肇基的遭遇，应当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王肇基本来是直隶平乡人，读过几年书，但一直没有正式职业，和妻子老母流寓山西，应该算是无业游民。到了乾隆十六年，恰好是皇太后(也就是影视剧里的甄嬛)六旬万寿，王突发奇想，写了一首祝寿诗，还有一副寿联，一并送到衙门里去，按照王自己的说法：“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帝喜欢的意思”，尽管诗文字句鄙俚不堪，但也算代表普通百姓对朝廷无限热爱称颂的拳拳之心，并且还主动为朝政提了不少意见，总之是希望大清朝越来越好，对这样一个主动表忠心的臣民，皇帝应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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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答案很快下来，王肇基被定为“妄议国家事务”的大罪，被下在大牢里，严刑拷问。

　　王当然觉得很冤枉：“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面对这样一个赤胆忠肝的臣民，按照一般人的常理，皇帝应该喜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舍得将他下大狱呢?

　　但皇帝的思维却往往不循常理，要想理解皇帝的想法，就必须理解集权体制下权力的运行方式。集权体制下的权力作为一种资源是被垄断的，只有统治者能够拥有和分配权力，因此，权力的运行只能限制在一个皇帝认可的小圈子里，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规矩”，而王肇基作为一介草民，竟敢谈论国家大事，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触碰了“政治规矩”的底线，因此，无论他是赤胆忠肝还是别有用心，在这套权力的逻辑里，他都是一个危险人物，如果皇帝仅仅因为他的忠心就对其优容，那么毫无疑问就破坏了这一“规矩”，这就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越过底线，所以，王肇基必须受到惩罚，以防止有人再敢起觊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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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恰恰也是“愚民”和“顺民”的区别，“愚民”诚然无知无识，但也因此无法分清哪些是禁忌，哪些是底线，因此，他们很可能不知何时脑子一热，像王肇基一样突发奇想，去触碰“规矩”的底线，对此，权力的逻辑是坚决打压，并不因为他们的愚忠而心慈手软：江西人刘震宇写投献《佐理万事治平新策》，被定“妄议国家定制”处斩;刘德照抄录《春秋建论词》，凌迟处死;邓文亮呈递《戒淫说》、《戒暴文》，呼吁提高民众素质，斩立决;刘皋投献《供状》，称颂大清历代先帝，充军新疆;最有意味的是一位叫智天豹的术士，上《本朝万年历》，“见得本朝国运比周朝八百年更为长久”，下令“从宽斩决”。

　　实际上，正是这些赤胆忠肝的“愚民”占据了清朝文字狱的绝大部分，也是这些忠心耿耿的“愚民”最让皇帝感到头疼，他们存在唯一的作用，就是以自己前赴后继的想当然的“愚忠”所招致的惨痛下场，来为“顺民”做好警戒;隔三差五的用身首异处提醒他们何谓“规矩”何谓“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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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集权体制最合格最理想的臣民不是“愚民”，而是“顺民”，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莫谈国事，何时应该齐颂圣明，“规矩”和“底线”都牢记心中，绝不会愚蠢地触碰它们，因此，皇帝才要时不时清理清理顺民队伍，找出那些“愚民”来杀鸡儆猴，教导民众如何做个好“顺民”。

　　至于那个王肇基，如此一个主动出头的“愚民”，下场当然就是作为用来儆猴的鸡了。乾隆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乾隆皇帝下旨将王肇基“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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