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子民该如何把握愚民与顺民的尺度? 大清皇族子孙哪里去了

日期:2023-08-08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愚民”与“顺民”这两个词恐怕是最容易被混淆的两个词,在很多人看来,“愚蠢”就意味着“顺从”,因此,这两者应当被视为一体,但事实上,“愚蠢”与“顺从”之间却有着一片看似近在咫尺,却相隔甚远的灰色地带,倘使想要理解这片灰色地带,乾隆六年山西介休王肇基的遭遇,应当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王肇基本来是直隶平乡人,读过几年书,但一直没有正式职业,和妻子老母流寓山西,应该算是无业游民到了乾隆十六年,恰好是皇太后(也就是影视剧里的甄嬛)六旬万寿,王突发奇想,写了一首祝寿诗,还有一副寿联,一并送到衙门里去,按照王自己的说法:“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帝喜欢的意思”,尽管诗文字句鄙俚不堪,但也算代表普通百姓对朝廷无限热爱称颂的拳拳之心,并且还主动为朝政提了不少意见,总之是希望大清朝越来越好,对这样一个主动表忠心的臣民,皇帝应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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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答案很快下来,王肇基被定为“妄议国家事务”的大罪,被下在大牢里,严刑拷问。

  王当然觉得很冤枉:“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面对这样一个赤胆忠肝的臣民,按照一般人的常理,皇帝应该喜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舍得将他下大狱呢?

  但皇帝的思维却往往不循常理,要想理解皇帝的想法,就必须理解集权体制下权力的运行方式。集权体制下的权力作为一种资源是被垄断的,只有统治者能够拥有和分配权力,因此,权力的运行只能限制在一个皇帝认可的小圈子里,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规矩”,而王肇基作为一介草民,竟敢谈论国家大事,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触碰了“政治规矩”的底线,因此,无论他是赤胆忠肝还是别有用心,在这套权力的逻辑里,他都是一个危险人物,如果皇帝仅仅因为他的忠心就对其优容,那么毫无疑问就破坏了这一“规矩”,这就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越过底线,所以,王肇基必须受到惩罚,以防止有人再敢起觊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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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恰恰也是“愚民”和“顺民”的区别,“愚民”诚然无知无识,但也因此无法分清哪些是禁忌,哪些是底线,因此,他们很可能不知何时脑子一热,像王肇基一样突发奇想,去触碰“规矩”的底线,对此,权力的逻辑是坚决打压,并不因为他们的愚忠而心慈手软:江西人刘震宇写投献《佐理万事治平新策》,被定“妄议国家定制”处斩;刘德照抄录《春秋建论词》,凌迟处死;邓文亮呈递《戒淫说》、《戒暴文》,呼吁提高民众素质,斩立决;刘皋投献《供状》,称颂大清历代先帝,充军新疆;最有意味的是一位叫智天豹的术士,上《本朝万年历》,“见得本朝国运比周朝八百年更为长久”,下令“从宽斩决”。

  实际上,正是这些赤胆忠肝的“愚民”占据了清朝文字狱的绝大部分,也是这些忠心耿耿的“愚民”最让皇帝感到头疼,他们存在唯一的作用,就是以自己前赴后继想当然的“愚忠”所招致的惨痛下场,来为“顺民”做好警戒;隔三差五的用身首异处提醒他们何谓“规矩”何谓“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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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集权体制最合格最理想的臣民不是“愚民”,而是“顺民”,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莫谈国事,何时应该齐颂圣明,“规矩”和“底线”都牢记心中,绝不会愚蠢地触碰它们,因此,皇帝才要时不时清理清理顺民队伍,找出那些“愚民”来杀鸡儆猴,教导民众如何做个好“顺民”。

  至于那个王肇基,如此一个主动出头的“愚民”,下场当然就是作为用来儆猴的鸡了。乾隆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乾隆皇帝下旨将王肇基“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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