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为何风骨最盛:不杀国士的政策 宋代的士大夫是怎样的一个社会阶层

　　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誓碑”中,指示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条一直为后人称道的知识分子政策,宋代究竟执行得如何,宋代士大夫在这把保护伞之下又是怎么做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先生治宋史多年,他认为,宋代士大夫之所以风骨最盛,与当时基本国策的保护伞、健全的制度程序以及士大夫阶层自觉意识的崛起是分不开的。

　　宋太祖立“誓碑”不杀士大夫,是出于什么考虑,这条国策与我们所说的唐宋之际社会变化也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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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云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称为士或士大夫。宋太祖誓碑的内容,实质性的有两条:第一条就是优待赵宋所禅代的后周柴氏后人;第二条要求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第三条告诫他的子孙后代遵守前两条,否则“天必殛之”,将受到老天的惩罚。第一条针对他所接收旧政权的后人,对象颇有局限;第二条针对参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则具有全局性意义。

　　首先,从中唐安史之乱以后,整个天下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按宋太祖说法,五代换了好多个姓,换了十来个皇帝,实际上是武将在操纵政权更迭。这种天下,可以凭借强力争夺,但当更强有力的对手出现时,政权就要易主。宋太祖本人也出身于武人,也是通过这种手段建立宋朝的。他当然要考虑赵宋不再成为第六个重蹈覆辙的王朝,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他痛感必须结束武人政治。

　　第二,唐宋之际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唐以前贵族政治寿终正寝,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最终取代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门阀地主阶级,成为唐宋变迁以后整个政权的基础。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进入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实际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凭借科举制作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的“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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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宋太祖的个人因素。赵匡胤虽出身武将,却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士大夫的重要性。他在征南唐时,就专门搜取了大量书籍,用车子拉回营寨。针对周世宗的怪讶发问,赵匡胤说:我身负重任,常恐不能胜任,所以就聚书阅览,“欲广见闻”。建国以后,他就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认识到武力可以夺天下,但绝不能以武力治天下。当然,宋太祖此举也自有统治术的考虑。他对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选派干练文臣百余人,去分治各个大藩,即便他们都是贪官,危害性也抵不上一个武人。文人最多是贪污,而武人一旦作乱,老百姓就要饱受干戈之苦。他显然也是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做出抉择的。

　　以上诸般原因,促使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统治方针。

　　对这条国策,宋朝历代皇帝的执行情况如何?

　　虞云国:宋代还有所谓“祖宗家法”,宋人强调其当“为万世法”。在家国同构制下,“祖宗家法”大概可以比拟于当代政治学里的“基本路线”、“指导思想”。从实际情况看,“祖宗家法”的内涵相当复杂、丰富。一方面,有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的相关制度规定;另一方面,还有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等不是以制度条文出现的君臣共识。“祖宗家法”的外延也相当模糊,可以随着朝代的推进做出新诠释,添加新内容。

　　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在宋代,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祖宗家法,实际上是贯穿两宋的基本路线;而国是,则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方针。“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上书人”,无疑属于祖宗家法。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在宋代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因皇帝而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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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仁宗朝,对这一国策执行得相当充分,也比较成功。当时,四川有一个老秀才,给四川最高长官献上一首诗,说:“把断剑门烧栈道,四川别是一乾坤。”那不是鼓动四川独立吗?即便搁在现在,也得摊上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四川长官不敢擅处,先抓起来,再汇报上去。仁宗说:这不是老秀才急着要当官吗!那就给他一个官当当。据说,这个老秀才未受任何处罚,后来却羞愧而死。可见仁宗朝言论环境的自由度。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包拯担任谏官,抨击宋仁宗对宠妃的伯父滥授官位,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言事,甚至在进谏时把唾沫星子都喷到皇帝的脸上,宋仁宗也都忍受了下来。

　　到宋神宗朝,一个大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按之前上书言事的自由度,有些士大夫(后人把他们说成旧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对变法提出了种种质疑。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往往变得自信而武断。新党就把旧党苏轼以“乌台诗案”打入大牢。这种政治生态,已然不能与仁宗朝相比,也为后来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开了恶劣的先河。反过来,到元祐更化时,旧党执政,以牙还牙,也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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