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不孝子：边改父亲文稿边拿棍敲牌位咒骂 龚自珍的孙子龚孝拱

　　龚橙的汉奸帽子

　　龚自珍的长子龚橙(字孝拱，号半伦)，在晚清学界是一个名声很大又存在巨大争议的人物。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对他的评价仍然言人人殊，难以定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把他和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一事牵扯在一起，说他是引导外国人焚园的罪魁祸首，因此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有人则认为并无此事，龚橙是被忌恨者所诬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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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究竟孰是孰非，在正史中很难找到材料来说明，野史笔记小说里却众说纷纭，正反两方面都有，而持贬损态度的居多，如：

　　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新世说·任诞第二十三》)

　　或曰圆明园之役，即龚发纵指示也，以是不齿于人，晚年卒以狂死。(《南亭笔记》卷六)

　　《新世说》是民国初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名气的笔记小说，作者易宗夔也是个名声响亮的报刊作家。《南亭笔记》则是赫赫有名的官场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李伯元的遗著，于民国初年出版。龚橙引导外国人焚烧圆明园这件事，经他们一宣扬，便“三人成虎”，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定了格。

　　当然，持不同意见和看法的著作也有。如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一书写到此事时，就提出过不同看法;蔡申之在《圆明园之回忆》一文中，也公开为龚橙做过辩护(《中和月刊史料选集》第一册)。但他们的书籍和文章的影响毕竟没有前两书大，作者的名气也远不如前者，最主要是，他们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加之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使然，于是近百年来，不少书籍和文章写到圆明园被焚事件，仍然人云亦云，将龚橙贬得一无是处。有的甚至骂龚橙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他肆意攻击和丑化。

　　赵烈文日记里的龚橙

　　笔者最近读了龚橙最要好的朋友赵烈文的日记，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龚橙。

　　据《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所记，“烈文于交游中，与龚孝拱最暱。咸丰五年，始相识于曾文正南昌营中”。龚橙是赵烈文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诚然不错，但他们的相识时间，其实更早。据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咸丰五年(1855)五月初六日，他们就有相互走访;两个月之后的七月初九日，两人还正式交换了帖子，成了结拜兄弟。他们不仅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而且结伴去江西之前，还是隔河而居的邻居，有什么事需要商量，在家门口就可把对方喊出来。咸丰五年冬天他们结伴去江西，首先抵达的，也不是曾国藩“南昌营中”，而是位于九江市附近的“南康营中”(今江西省星子县)。在赵烈文日记里，这些都有明确详细的记载。

　　另外，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六日赵烈文追述自己早年的师承关系时，曾说：“癸丑年(咸丰三年)遭乱，吾时年二十二岁，遂辍举业，稍探古学，常请益于族兄伯厚(赵振祚)先生及诸友人周君弢甫(周腾虎)、刘君开孙(刘翰清)、龚君孝拱(龚橙)，至今稍有知识，二三子与有力焉!”照此说来，龚橙与赵烈文不仅早就熟识，而且有师生之谊。

　　六年后的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赵烈文来到安庆，再入曾国藩幕府。在此之前，龚橙因为识满文、蒙古文，又熟悉了解外国情况，被英使威妥玛(历任上海副领事、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驻华公使等职务)聘为秘书。他和赵烈文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赵烈文和龚橙再一次相见，是同治七年(1868)二月十三日，地点在上海。龚橙脱离威妥玛后，因恃才傲物，为众人所排挤，最后流寓上海，郁郁不得志。这天天刚亮，因事到了上海的赵烈文派人与龚橙取得联系，不久，龚橙就叫了一台轿子来迎接。老朋友相见，要说的话分外多。但这天谈得最多的是与外国交换条约的事。龚橙告诉赵烈文：这次与英、法、俄等国交换条约，外国列强“要求颇甚，非止铁路、电线各条，盖借以生衅，非寻盟也”。哪里是诚心交换条约，分明是寻衅闹事。又说：“英酋威妥码(玛)奉急旨，征回(奉命回英国)议事，约三月可到，换约已展至九月，其中甚不可测。”又说，在外国列强中，“以俄国兼并之念为最急”，日本也有趁火打劫之意。

　　更让龚橙担忧的是：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做好了寻衅闹事的准备，而我们中国“各在位(各位掌权者)方泄泄沓沓，视如无事，惟恭邸(恭亲王)心知之，亦无能为谋”，所以“真可一喟”!他们谈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赵烈文才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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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赵烈文再到龚橙那里久谈。这次主要是谈中国高层的腐败无能。龚橙说：恭亲王贪得无厌，其用人行政，“不过供外人之指索，无所谓求贤待用，备预不虞之事也”。言谈中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

　　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谗言

　　同年四月间，赵烈文陪曾国藩游无锡、苏州、昆山等地，最后到达上海，又与龚橙见了面。在上海期间，赵烈文曾向曾国藩推荐龚橙，希望曾国藩能够见见他，然后留他在幕府做事。曾国藩答应了赵烈文的请求。

　　历来看不惯龚橙为人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向曾国藩进谗言说：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答复朝廷预修和约的奏折，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详细了解其中的内容，就是龚橙将其卖了。曾国藩一听，非常恼怒。

　　丁日昌又要其下属、上海道道员应敏斋告诉龚橙说：曾大帅怀疑你出卖了他的奏稿内容，这时你去见曾大帅，不仅自取其咎，而且必有奇祸。龚橙当即询问赵烈文有没有这回事。赵烈文只得一面向曾国藩做解释工作，说同治元年的奏稿许多人都见过，英国人耳目又多，哪里需要凭借龚橙的告密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面答复龚橙说：已向曾国藩解释清楚了这件事，他不会因此责怪你的，所以还是力劝龚橙前来见曾国藩一面。

　　龚橙此时虽然穷困潦倒，很需要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骨子里有股天生的傲气，又生就一副叛逆的性格，于是主动放弃了见曾国藩的机会，赵烈文自然感到非常遗憾。

　　离开上海后，曾国藩由水路返回金陵，赵烈文则请假顺道回了苏南家乡。五月三日赵烈文返回金陵，见到曾国藩后，再次为龚橙辩诬，然后说：“二月份我在苏州见到江苏巡抚丁日昌(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他亲口对我说打算聘用龚橙;四月我在上海向老师推荐龚橙，他却在老师面前告龚橙的黑状，其言语之反复，一至于此!前几天我再次路过苏州时，丁日昌说：这都是因为应敏斋与龚橙矛盾很深，所以他才特意在老师面前说了龚橙一通坏话。”赵烈文于是问曾国藩：“事实果真如此吗?”曾国藩告诉赵烈文，龚橙出卖自己奏稿的话，都是丁日昌对他说的，不是应敏斋。赵烈文一听，气愤地叹息说：“其诬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为一婢妾之伎俩，吁，可危矣哉!”

　　作为堂堂一省之巡抚，丁日昌竟然和龚橙如此过不去，自然让赵烈文十分气愤。《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说：“此后孝拱益困窘，烈文每资助之。”

　　龚橙与赵烈文失和

　　赵烈文和龚橙最后一次见面，是光绪元年(1875)赵烈文称病辞官回乡之后。

　　光绪二三年间，龚橙多次来到江苏常熟虞山赵烈文家中，说是有一批尊彝瓦当及碑拓之类的金石拓本文物，想带来赠送给赵烈文。赵烈文知道龚橙家里藏品甚丰，早年又见过他的瓦当一种，非常精异，就表示愿意一观。当然，他哪里会让龚橙白送，到时肯定会计价给钱的。不久之后，龚橙果然带来一批文物，其中虽然不乏精品，却没有几件是赵烈文很想要的，这就使得他非常为难：接受龚橙的馈赠，心里过意不去，将其全部买下来，内心又不情愿。再说赵烈文辞官回乡之后，各项开支很大，家里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哪有闲钱将这些文物全都买下来?龚橙见此，非常失望，于是“不辞而别”。(《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

　　为了挽回和龚橙二十多年的友谊，赵烈文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们的一位共同朋友，希望他在中间做些调解工作。遗憾的是，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十九日，龚橙就去世了。

　　龚橙比赵烈文大十五岁，出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二十七日未时，以此推算，龚橙去世的年龄是62岁(编者注：香港大学梁绍杰教授1999年发表的《龚橙事迹考述》，已考出龚橙卒年。该文对龚橙生平有详尽的考证，亦不同意龚为英法联军向导之说)。

　　与龚橙失和的事，从此便成了赵烈文的一块心病，觉得很对不住这位曾经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赵烈文多次为龚橙辩诬

　　笔者之所以要把赵烈文日记中的龚橙如实写出来，是想说明一个情况：民国年间出版的那些笔记小说，虽然把龚橙和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一事牵扯在一起，说他是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的罪魁祸首，因而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但他最要好的朋友、为人又十分正直和品德高尚的赵烈文，在他卷帙浩繁的日记里，却见不到责怪龚橙的言词，相反却记了江苏巡抚丁日昌对龚橙的造谣中伤、龚橙热心关注国事、赵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国藩面前为龚橙辩诬的种种事实，由此看来，龚橙是汉奸卖国贼的说法，实在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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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赵烈文日记没有写龚橙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一事，而且在最初的各种记载中也完全找不到根据。

　　首先是当年的侵略者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其次是清廷留在京城的大臣如恭亲王奕以及文祥、宝鋆等人上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也未说到此事。三是当时留京官僚的日记中，如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虽都详细记载了北京城里对火烧圆明园的种种传闻，却未提及龚橙引洋兵入园之事。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应是有闻必录，如果龚橙确有此举，他们岂能不记上一笔?赵烈文自然也没必要在日记中为龚橙隐讳或夸大什么。

　　退一万步说，龚橙当时如果确有世所传言的“汉奸”嫌疑，丁日昌、应敏斋等人早就不会与他来往，或以此进谗言于曾国藩;曾国藩对此事也应早有耳闻，哪里还存在接受赵烈文的推荐而同意聘用龚橙之理?

　　所以说，龚橙所谓的引导外国人焚园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鬼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既然如此，后人为什么要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扣到龚橙头上?

　　除了当时确有中国的没落贵族“倡率奸民”，假借外国人之名，入园纵火并哄抢财物(王闿运：《圆明园词》自注)，另外两个主要原因是：一是龚橙不仅给英国人做过秘书，而且“英师船闯入天津，孝拱实同往焉”(《淞滨琐话·龚蒋两君轶事》)，这就为其引导英国人焚园提供了口实，留下了话柄;二是龚橙不检细行，放荡不羁，不仅言语惊世骇俗，而且行为特别怪异，既让人看不惯，又得罪了许多人。

　　龚橙刚到威妥玛那里做秘书时，“民族主义”虽然“尚未发达于吾国”(《栖霞阁野乘》卷下)，给外国人打工并不犯忌，但因为龚橙凭着自己的才学，得到威妥玛的高度赏识，不仅拿着很高工资，而且行动有护卫跟从，包括威妥玛本人在内，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称他为龚先生，那些吃不到葡萄的人产生葡萄酸心理，也就自然而然了。

　　另外，龚橙从小跟随父亲居京多年，熟悉清廷情况，在中英谈判中，英国人向他作些咨询，甚至让他参与翻译工作，这些都是可能的，当然也是犯忌的。况且不久风气即大变，排外仇外成为一种潮流，广大民众对“洋鬼子”恨之入骨，而对于某些号称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却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之徒，更是痛心疾首。于是面对洋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了一点洋腥，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龚橙倒好，不仅洋装照穿，洋车照坐，洋饭照吃，洋腔照打，继续热心为洋人服务，而且招摇过市，一点也不避嫌。他甚至公然扬言：“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民国史料笔记丛刊·求幸福斋随笔》)他最后被人误解和被忌恨者诬陷，也就毫不奇怪了。

　　天生反叛

　　说到龚橙不检细行，放荡不羁，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说法那就更多了。

　　龚橙虽是学贯中西的大才子，在晚清的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第，始终没有混到功名。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性格之人，从此对这个社会的所有一切几乎都看不惯，士大夫极力宣扬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观念，在他看来简直虚伪透顶，都是坑害人的精神鸦片。他根本看不起那些标榜忠君爱国的士大夫，士大夫自然也不愿和他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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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好谩骂人。别人眼里的社会名流和贤达，在他嘴里全是男盗女娼。大家既怕他这张臭嘴，又恶其为人，于是惹不起躲得起，见了他的身影或听见他的声音，就赶忙避开。

　　清末著名学者也是龚橙好友的王韬，在《淞滨琐话·龚蒋两君轶事》一文中，就这样写道：“居恒好漫(谩)骂人，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少所许可。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不喜与之见，往往避道行。”龚自珍本来就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抨击时弊，讥刺权贵，无所顾忌，被人骂为“龚痴”，如今龚橙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更为世人所不容。

　　对自己的家人，龚橙也好不到哪里去。他长期不理妻子陈氏，儿子龚啻(字去疾)他们来了也不见，对于一奶同胞的弟弟龚家英(字念匏)，更是形同路人。

　　他也瞧不起父亲龚自珍，常常拿出父亲的文稿率意而改，边修改边拿棍子敲打父亲的牌位，嘴里还念叨：“写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丢人!”又说：“看你是我亲爹的份上，才帮你改过来，以免贻害后人。”

　　在龚橙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小妾是他喜欢的人。中国人历来讲究五伦，五伦者，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也。这龚橙只爱自己的小老婆，五伦去了四伦半，这就是他后来自号“半伦”的由来(《清稗类钞·姓名类》)。不过到他晚年穷困潦倒之时，这个他唯一爱的人，也跟着别人跑了，最后连“半伦”也没有了。

　　除了做过威妥玛的秘书，龚橙似乎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咸丰五年，他与同是科场失意的赵烈文一起跑到江西，投奔曾国藩，原本想在曾国藩幕府谋一份差事，最终却未能如愿。

　　理想找不到归宿，精神失去了家园，玩世不恭就成了龚橙生命里最好的慰藉品和麻醉剂。

　　后来英国人对他也失去了兴趣，他只能靠着祖上留下的积蓄，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每月资助他一些银两，他的生活才有了基本保障。后来没有了这份资助，龚橙只有变卖家里的古董文物和字画书籍生活了。临死前一年，龚橙说是赠送赵烈文一批文物，实质上是他太需要钱用，只是一开始不好在朋友面前提钱之事而已，最后却因此失和。赵烈文是同情龚橙的，龚橙却不能理解赵烈文的苦衷。龚橙最后穷困潦倒而死是真，“晚年卒以狂死(因精神失常发狂而死)”的说法则言过其实。中国有句俗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又说“是非上身皆有因”。龚橙被人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确实不是无缘无故。一些不负责任的口水，有时确实能将人淹死。不过谎言毕竟是谎言，一戳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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