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周凭什么长期独霸天下? 揭秘西周凭什么灭国

　　西周的难题

　　西周令人向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留给我们一片云山雾罩。西周之后的时代，留下很多记录，拿东周来说，至少有“春秋三传”、《战国策》和《国语》这些，外加诸子丰富的言论。再往后，就更不用说了。但西周不一样，西周不是没有记录，《尚书?周书》里基本都是关于西周早期的，还有一本《逸周书》，当然《诗经》也勉强能算一部分。以这些文献为底本，司马迁凑合写了《史记?周本纪》(但很遗憾他没看过魏国史官编的《竹书纪年》)。但这些文献有两个特点，一短二散，主要的人物、事件都有提及，但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比如，“烽火戏诸侯”事件，在陈述上就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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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秦铜车马

　　但西周的历史并不贫瘠，它有很大一块埋在地下——青铜器上的铭文。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一个很好的习惯，遇事时，喜欢把大致经过刻在泥范上，然后倒模浇注成青铜器。比如，谁替周王打赢了一仗，赐一个大鼎，上面就写谁在哪里大胜，俘虏了多少人、车、牛、羊和马。历史上到今天，这样留下铭文的青铜器被发掘出来的相当多，铭文也相当丰富;而且，大部分铭文都能和传世文献中的人名、事件对应上，这就给《尚书》之类古奥难懂且字数有限的文献提供了颇为充分的验证和补充。于是，有人试图利用青铜铭文结合文献，重建一部《西周史》。

　　然而，这种尝试有一个挺尴尬的不确定性。西周人的确留下了大量的青铜器，可还有多少长眠于地下?正当研究者依靠现有的金文材料，整理了翔实、完整的西周史事，还没来得及出版，不知哪里又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贵族墓地，出土了铭文丰富的精美青铜器物，就很可能对研究者的结论和判断造成致命打击。那么，作为古史研究者，我们除了要严谨对待已出土的金文文献外，免不了还要问一句：西周人哪来那么多铜原料制作青铜器呢?

　　大量文献也证实了周人对铜料的品味。《周礼?夏官司马》提到“东南曰扬州”时，认为该地“其利金、锡、竹箭”，这和《尚书?禹贡》描述“淮、海惟扬州”的贡赋时，将“惟金三品”置于淮河流域人群贡品的首位基本一致——这里的“金”就是铜料。

　　当然，贡物不是白给的，谁替周王负责征收这些铜料呢?据《逸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在成周(洛邑)接受四夷贡献时，“周公旦主东方所之”。周公不但擅长“解梦”，还是成王的叔父，第一代鲁侯伯禽的父亲，成周洛邑的营建者。事实上，周公及其后裔都肩负着为周人征集南方铜料的重任。春秋时期，周公的后人鲁僖公在《诗经?泮水》说自己仍能“既克淮夷”，并提及淮夷进献的宝物——“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即大龟、象牙和南方的铜料。

　　现在，除了为周人掌管铜料征集的鲁人外，还知道这些原料的更下级来源——淮夷。至于铜矿的直接开采者，显然是生活在鄱阳湖平原周边的原住居民。不管怎样，周人认准了淮夷就是铜料的源头，可淮夷愿意老老实实地献上铜矿原料吗?答案是否定的。“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动地表现了周人维持铜料的手段。这不是一个关于礼仪和朝贡的故事，慑于周人的武力，淮夷只有源源不断地献上周边地区的矿物资源。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周人与淮夷诸族间的大规模族群冲突，从周昭王、穆王时期后便屡见于西周金文，比如《录(冬戈)卣铭文》提到：“淮夷敢伐内国……”虽然，周人方面的铭文记录总是把自己描绘为正义的一方，把淮夷呈现为犯上的“叛乱者”，却从来不提淮夷叛乱的理由，而仅仅表示，淮夷们再次为自己的不轨缴纳了多少悔过的“吉金”，“大赂南金”中的“赂”字仿佛就是淮夷们屈辱的罚单。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这些加倍的“罚金”反过来构成了淮夷下次叛乱的理由。

　　“六师”的妙用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淮夷?当然，越往后，周人在淮夷那里就越难讨到便宜。在西周绝大多数时间里，不管是否打得艰难，如《禹鼎铭文》所述，即使经历了“国人暴动”，可周厉王在对噩侯驭方及南淮夷、东夷的战斗时，胜利还是站在周人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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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淮夷更能体会面对周人时那种痛苦的无助感的，就是商纣王。《周本纪》提到，当年武王和姜子牙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外加“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等西土八国面对纣王的大军时，商、周一交兵，然后，然后就没了。因为，虎贲、甲士以及八国的人力资源纣王也有，唯独差了“戎车”。戎车，就是《诗经·大明》里的“檀车煌煌，驷騵彭彭”——四匹马拉的战车。的确，有人会说，殷墟车马坑里还躺着若干辆马车呢。但考古证据已有定论，商人本身没有驯马的记录和遗迹，包括车马坑里马骨在内的商代中晚期马匹遗存，都是外来输入的。所以，殷墟车马坑里的马骨和车轱辘，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所拥有马匹和战车的全部，基本上是从周人那里进口的。坦率地说，纣王不会没驾过马车，但要用马车交战，他还真没那么多。

　　不过周人还有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们都知道周天子有“六师”，比如《竹书纪年》提到，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虽然不清楚“一师”要配备多少辆战车，但按照一辆战车四匹马的基本配置(南宋陈博良在《历代兵制》中设想西周“王畿千里，车万乘，六军递用千乘”可能太多了)，常备这些部队需要保有的马匹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而“六师”中大量用到的马匹，就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竹书纪年》记载，周厉王的父亲，周宣王的祖父夷王，就曾“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伐戎的理由是“夷王衰弱，(太原之戎)荒服不朝”，参考不贡“南金”就遭周王讨伐的淮夷，那么“获马千匹”显然不是战利品，而是直接目的了。这个“太原”不是今天的同名地点，而是宁夏固原一带，这个泾水上游高广空寒的高原，也是后来频频为宣王、幽王提供戎警的猃狁的故地。同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提到，周夷王还命虢季子白，率军在洛河的北部击败过猃狁，不同的是，这次只有斩首五百、俘虏五十，没有获得马匹。这次事件被记录在表彰虢季子白的青铜器上而流传下来，而制作这件铜器的矿料很可能来自淮夷。

　　周人此时对猃狁/犬戎还保持了足够的胜率，一方面是因为周人组织有序，军队阵容庞大、兵员充足，另一方面他们控制着东亚最丰富的战略金属资源。那些源源不断流入西周腹地的青铜原料既可以被加工成赏赐诸侯，彪炳功勋的重要礼器，也可以锻造为持兵、车右之徒手中的兵器，或是马具、车具。两者的有机结合决定了此时是周人屡屡击败猃狁，并夺取了后者重要的生计资源——马匹。

　　周天子的事业

　　南求铜料，北索良马，理论上看，这的确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业。正是这种完美的运转，使得此时的周人尚能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我把这种策略概括为：以犬戎之良马胜淮夷，以东夷之利兵克犬戎。然而，胜利并不总是站在周人一边，淮夷和犬戎也不会永远都是周人随意征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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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上之地位于东亚中纬度偏南湖、河发达的平原地带，泥沼与溪流总有一天会羁绊疲惫的马蹄和松弛的车轮。“丧六师于汉”，南征不返的昭王在生前最后的时刻，或许对此最有发言权。一旦发生“西六师”、“殷八师”同时被敌的情况，兵员和战车(战马)的损失，就会越来越紧迫地将递补需求，困扰着西周的“国人”和犬戎，并将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反射到周人自身。依靠武公的戎车击溃噩侯驭方的是周厉王，但最终被“国人暴动”推翻的也是他，有人认为是堪比虢石父的荣夷公“好利”所致，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因果逻辑存在诸多缺环。

　　不管怎样，解民于倒悬，还是越陷越深，是西周诸王留给子孙的难题。就在寻求解答的道路上，西周君臣渐渐动摇了自身的根基，为东亚舞台上新的主角铺设了登场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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