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温室孕育出的怪胎:一代愤青宋神宗

　　千年前的北宋皇宫，刚当上皇帝的神宗兴奋地穿着全副铠甲，英姿勃勃地在祖母曹后面前走来走去：“您看我像不像一个大元帅?”

　　聪慧的曹后一笑，明白神宗不满现状、有改革之念，这番“走秀”正是要寻求自己的支持。她的眼中充满慈爱，但言语十分冷静：“你如能永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就像一盆冷水，泼到神宗头上。

　　望着怏怏走开的神宗，曹后长叹一声。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过世的仁宗。13岁当皇帝时，仁宗已喜怒哀乐不形于色、驾驭臣子于不动声色。而眼前这个20岁的天子却把什么都写在一张脸上。她不知道这样热血冲动的皇帝主导的改革，会把朝廷变成什么样子。

　　皇家温室孕育出怪胎

　　1062年，宋仁宗去世的前一年，未来的神宗赵顼还是个14岁的少年，无忧无虑地在皇宫中读书。虽然他管仁宗叫爷爷，但他的父亲赵宗实，只是仁宗的养子。

　　大臣们苦口婆心：养子也算儿子

　　但仁宗耿耿于怀，没有亲生儿子，他迟迟不愿立储。直到“包青天”包拯开口，宋仁宗才终于下了一道诏书，正式确认28岁的赵宗实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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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道圣旨，承认了赵宗实的正式地位，也等于内定了宗实独子赵顼将来的皇位。

　　一年后，仁宗就去世了，一直担惊受怕的赵宗实终于登基成为宋英宗。但是如同一个定律：任何一个生活在父辈光环下的第二代，注定是被人拿来比较的。所以英宗从当上皇帝第一天起，就被自己的心理压力逼疯了。勉强当政4年，两腿一蹬去见仁宗，把担子扔给了儿子。19岁的赵顼成为宋神宗。

　　所以宋神宗从小到大，就生活在皇家温室里。

　　因为老爹，他一早就注定是皇位接班人;因为爷爷，他从小就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好榜样。至于多年不立太子、做成功人物继承者的压力和阴影，都让他老爹一肩扛了。他所做的，无非是悠哉度日，好好读书，等着当皇帝。

　　造就一个愤青，通常需要两点：一是生活上优越，不为生计所苦的人，才有闲心去针砭时弊;二是好读书，有学问的人，才能把抱怨变成冲动的作为。一个北宋农家的儿子，就算对社会再不满，也只能在刨地时狠狠锄几下、骂几句罢了。

　　神宗不幸两点都具备了。这棵皇室独苗，一不走马斗鸡，二不惹事生非，一天到晚认真读书，以至于他老爹都担心他会读坏身体。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日益成为一个热血少年，有满腔抱负，恨不能破茧而出、直上凌云。

　　但是，在皇家的保护下，少年天子宋神宗缺乏平衡朝局的手段、循序渐进的耐心、消弭矛盾的智慧。这注定了即将开始的“熙宁变法”，将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

　　愤青与怪才的君臣配

　　神宗接手的北宋王朝，从总体上看，的确存在危机。太平日子过久了，土地兼并和佃户问题十分严重，官僚机构和军队不断膨胀，所以财政吃紧。而6年之内，两次皇帝大丧，多次自然灾害，让朝廷的账本上竟然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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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皇帝急了。他看到一本空账，就认定全国山河一片穷。北宋的锦绣江山，在他激情的眼里，不过是摇摇欲坠。焉能不改革?

　　再没有政治经验，神宗此刻也知道，必须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他首先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爷爷“庆历新政”时的干将富弼。垂垂老矣的富弼，早被“新政”搭档范仲淹的倒霉下场给吓坏了，他瞪着一双浑浊的老眼，瞧了瞧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答道：“改革?陛下刚登基，应该广布德政，我希望国家二十年内不动干戈。”

　　神宗当场气傻了眼，既然老臣们和自己根本想不到一起，那就跳过朝廷重臣，寻觅改革之臣吧。一个备受争议的怪才映入了他的眼帘：王安石。

　　当时的王安石，是士大夫中的精英，改革派的灵魂，可谓天下愤青共同景仰之人。被老臣们接二连三的训斥弄得很不高兴的神宗，立刻把这位偶像抓了过来，作为改革的指导老师。

　　王安石说：当然要变法，只要君臣一心，不要说汉唐盛世，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这番话有如一剂强心针，神宗立刻神采飞扬，拍案而起：这才是我的知音呀!

　　于是，不再理会朝廷上下的反对，宋神宗于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宰相职)，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先后颁行天下，“熙宁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一个人的改革悲歌

　　历代成功的改革，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这种君臣绝配的影子，而神宗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对。

　　神宗急于改革，“同一战壕中”的战友情谊，让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空前的。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他都无条件支持。只要看看这张因反对改革而被罢黜的大臣名单，就知道神宗有多么坚决了——御史中丞吕公著、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翰林学士范镇;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名臣、富弼、文彦博这样的三朝宰辅……这张名单上，并非都是高傲守旧的贵族，相反，不少人品格卓越，政绩出众，有的甚至是要求变法的急先锋。

　　神宗力排众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朝廷上下，不管什么派系，都彻底和王安石划清界限。

　　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但他的方案，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措施，忽视了人的因素。韩琦、司马光都劝过神宗，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这种性格并不适合拜相。当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为官，一次宴会，包拯劝酒，王安石愣是从头到尾拒绝，幸好包拯只是一笑而过。但新法不是一杯酒，想喝就让大家陪你喝，不想喝就让满桌人都不喝。一个不懂得通融、包容、恰当和稀泥的宰相，必然会事事掣肘。

　　神宗也渐渐意识到了，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越让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已经震慑不住反对派，反而让中间派也走上坚定反对的道路。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竟然无一可用之人。

　　神宗的嘴角，掠过了一抹苦笑：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我是为天下人的幸福而奋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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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里，被彻底粉碎了——1047年，全国反对新法的声浪高涨，天旱无雨，饥荒蔓延。正当神宗心焦如焚时，宦官郑侠跪倒在地，送上一卷《流民图》，恳求神宗过目。画卷上，不是百姓安乐，而是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惨状。

　　狂热的坚持，绝对的自信，在这幅地狱般的画卷前崩溃了。宋神宗终于同意撤换王安石，启用韩绛、吕惠卿。但很快，神宗察觉到吕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至此，神宗不得不亲自动手，独撑变法大局。

　　虽然后来王安石短暂复出了半年，但可以说，从看到《流民图》的这一刻起，庙堂之高，国家之大，真正忧心于变法的，只剩下神宗这位孤独的行者了。

　　而直到宋神宗36岁去世，他都没法改变这个僵局——为百姓福祉的变法，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对;作为皇帝，他却被大臣们孤立;改革引起的争议，加剧了朝廷中的党争，他却无法压制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神宗是为了变法忧劳而死的。但他死后留下的国家，却是一个变法失败、党争纷起的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贫苦不堪，对西夏和土藩的军事连年失利。这一切，都和他富国强兵的心愿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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