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为何是王安石 靖康之耻的罪魁是什么

　　岳飞一首满江红道出了，靖康耻的没齿难忘的悲愤之情，靖康耻的悲剧为何会说他与王安石有关呢?一起来看看吧。

　　王安石文思敏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从当前的现实汲取实用的知识，从周礼、荀子、韩非子和商鞅等法家思想的古典经籍学习基本的知识。而王安石偏好老子，也很关心佛教，是一位胸襟开阔、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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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靖康之耻又称靖康之乱 、靖康之难 、靖康之祸、靖康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因而得名。

　　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耻导致北宋的灭亡，深深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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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推行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贤人。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

　　《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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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然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却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持新党，后期转而支持旧党，之后的高太皇太后支持旧党，宋哲宗又转而支持新党，之后向太后又支持旧党，宋徽宗亲政后重新确定新党统治。

　　虽然宋朝的党争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完全弱智的决策，导致了靖康之难，也加速了宋朝的灭亡。

　　总之，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但是改革如像王安石这般急躁冒进的话。无疑是一场大劫，也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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