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 康乾盛世经济发展 康乾盛世是封建社会负峰还是落日余晖的作文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同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该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 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

　　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此时期称为康乾之治。西方传统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支持的人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 ，即清朝的高峰期。不支持的人之指出此期间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

　　盛世局面下隐藏着巨大危机，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各种衰败之象逐步显露出来，而清廷社会统治和管理能力日渐衰微。乾隆后期各种民变相继爆发，也标志着清朝开始走向衰落，清朝遂陷入萧条冷落的嘉道中衰之世。

　　康乾盛世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时期，学界对“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尚存争议。

　　康乾盛世的经济发展

　　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最高的年份达到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余万两。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大规模蠲免钱粮，康熙、乾隆两朝曾五次全免全国农业钱粮近3亿两白银。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

　　康乾时期的经济与西方英国相比，在质量和生产关系还有对外贸易情况下来看，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英国。而清朝统治者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实际上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清帝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 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 “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

　　康乾时期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左右，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清朝时期的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农业

　　土地的开垦

　　明末清初时人类处于小冰期并受到太阳活动的影响，全球粮食作物产量普遍减少，有些地区甚至“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 但是由于明代徐光启引进的新大陆高产作物甘薯的广泛种植，农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证，这段时间也成为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

　　而以后，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

　　粮食产量增加

　　随着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

　　清朝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一倍之多，全国粮食产量则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 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还主要归因于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大力推广。

　　国富民穷

　　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但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中国人一见使团丢掉一些死猪死鸡，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英国人的弃物。而接到使团的残羹剩饭，对他们用过的茶叶，中国人总是贪婪地争抢，都要千恩万谢，然后煮水泡着喝。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同时期的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66]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手工业

　　丝织业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中后期，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清朝在当地设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

　　棉织业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陶瓷

　　江西景德镇在清代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商业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康熙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清朝跟日本、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马尼拉以及欧洲也有贸易来往。甚至中国还做转手生意，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在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68] 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中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

　　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 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 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清朝统治者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帝渝令两广总督苏昌严禁通商，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也表示不用互通有无。清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观点上。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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