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医存废之争：英国人的大公报率先登报抵制 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中医粉和中医黑的争论是网络上经久不衰的话题，任何时候、任何场所，你发起一个这样的话题，都能迅速聚起一帮人吵起来。其实这不是有网络才有的事情，这话题有年头了，打宣统那年就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应该回溯到1911年，也就是宣统三年。这一次争论从天津发起，最后波及北京、东北。

　　争论的黑方是《大公报》，大公报一直是个中医黑，常常发讽刺、批评中医的稿件。1910年底，一场鼠疫从东三省向北蔓延，京津地区都有很多人感染死亡。1911年春节过后，《大公报》上抨击中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的言论处处可见。一会儿发文章说中医建议用猫尿治鼠疫，我看不如用狗屁更好;一会儿发评论说应该把妄造谬方的中医纠察出来，送到东三省去自尝其果;一会儿发读者来信说应该让中医多死几个，才会明白……

　　彼时西风东渐，民间鄙薄中医的声音确实很多，中医里鱼龙混杂，也确实有不少庸医败坏医家名声，因此中医地位日渐降低。《大公报》所刊批判文章虽一边倒，但都是言论性质，天津中医一时也发作不出，只好默默忍耐，只有天津医药研究会会长丁子良在别的媒体上发了篇回应，说“猫尿治鼠疫”不是天津中医说的，是外地画报上传的。

　　真正的争斗从《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开始。正月十七，《大公报》报道了一篇新闻，说某胡同的某某人(有名有姓)因感染时疫，请中医路某诊治，结果被路某治死了。

　　第二天，《大公报》又刊出一则更正启事，说某人被治死的新闻，系城内居民张瑾报告的，现该报接到两封来函，声明实无此事，想来是张瑾挟私报复，特此更正。

　　天津中医界对《大公报》积怨已久，经此一事彻底爆发。正月十八日，天津中医药界五十六人联名致函《大公报》要求其对失实新闻作出解释，质问其“一则更正能否推卸其捏造新闻责任?为什么一贯贬毁中医?”此信燃起了史上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的烽火。

　　《大公报》并未对报道失误做出解释，而是回应以《 亦有质问数条请速答复再开正式辩白》，直接把战火集中在中医存在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上，文章一问中医们是否有行世文凭或国家认可，二问中医有否能力治鼠疫，此外还问了些诸如五十六人能否代表中医之类的问题。

　　此后是你来我往的很多封公开信，其中包括论争引来的外地读者来信。北京一名署名“旁观者”的来信对《大公报》表示不满，他认为中医是“国家社会习惯法上所认可者” ，若《大公报》单因无行世文凭否定传统中医，“今日防疫局内中人而行西医者能人人皆有行世文凭乎?何况尚有未毕业而滥竽防疫局者，又何能独责之于中医乎?” 而署名“觉生”的则说中医“遇见新奇病，往往不求甚解，只能拿旧说敷衍”等。

　　第三方的介入使得参与论争的群体有所扩，其关注点很快由路某误治事件转向批驳《大公报》一贯鄙夷中医的立场上。天津中医在之后的公开信里指斥《 大公报》 对于中医全体每多贬词，一似与中医有宿怨深仇也者”，“端其心理，势非摧尽中医不止” 。这期间中医一方曾希望与《大公报》出版人英敛之当面谈判，但被英敛之拒绝。

　　宣统三年正月上旬，自天津卫生局派往奉天协助治疗鼠疫的梅尼斯医生染疫身亡，外省医生多 “视奉省为畏途” 。中医争论开始后，英敛之认为，“争之虚言，不如验之事实” ，提出《大公报》愿提供程礼延聘中医赴东省一试。一些中医黑支持者也纷纷激将。负气的丁子良声称“三五日内商议妥洽，即可见诸实行”，提出三千聘金、配备日俄翻译、健仆及印机铅字等和西医同等的待遇。英敛之则回信对其大加奚落：“成效未睹，竟欲与各国国家准许之医士平列，不唯鄙人不认其可，恐稍具知识之人皆不认可” 。

　　打赌之事使论战更为升级，二十八日早，天津中医向《大公报》发出函件，要求交出张瑾送官究办，并在天津各报公布所有双方函 件。否则将于二月初一日起实行医药两界罢看《大公报》、不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的抵制措施，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毁人名誉，报律应犯何条，扰乱治安，官府岂能漠视” 。

　　由于两方在社会上都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此时，有不少绅商出面，调停双方息战。二月初二日，众多和事人共同具名发表代论，论及主要当事人丁子良、英敛之的私人交谊，敦促双方和好如初， 最后笔战以不了了之收场。

　　在此之后，陆续仍有人就此事发表文章，对中医存在的价值做较深层次的思考，比如名医徐龄臣等。英敛之和丁子良虽然不再笔战，但还是各自发表过一些东西，继续推广自己的观点。丁子良事后辞去医药研究会会长一职，他在四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中医界庸医太多，“一马勺坏一锅汤，所以中医令人看不起者在此，好歹一齐挨骂者亦在于此”，他坚持中医学可传可法：“要说中国医学无一可取，行医的无一可靠，那也是一偏之见。试想我们中国的病人，每年被庸医耽误死的固然是不少，然而极重极险的病症，以及西医治不好的病症， 经中医挽救过来的也很多很多，可见中医的程度诚然不齐，中西的医 学也各有所长了” 。丁子良认为，医学要发展完善就不能保守 ，但中国人不可专习西法，“不知自己之长，焉能知人之短，不知自己之短，焉能学人之长，不知己，焉知彼，凡无根底的学识，必无鉴别是非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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