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好汉一见宋江都惊呼“原来是宋公明哥哥” 好汉为什么不近女色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四大名著”陆续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每一部大剧的播出，都会在人群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亲炙名著、品读经典的热潮，剧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当时亿万观众心中一抹挥之不去的亮彩。

　　数十年后，新版《红楼梦》的华丽登场、新《三国》的战马啸啸都以新鲜的视角和大胆的改编引起观众的广泛关注，而斥资1.2亿元的新《水浒传》更使得各大卫视荧屏竞相热播、烽烟再起。因而，正确认识有宋一代之基层政治制度背景，对于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层累式”成书的《水浒传》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徽宗一朝的宋代，皇帝轻浮堕落，庙堂谗佞盈朝，江河日下、风俗颓败。当是时也，外有辽、金、夏侵凌倍深，内则官吏盘剥平民愈紧且士夫竞逐奢华日甚，正是徽宗的昏庸无能，与宋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加上冗官、冗兵、冗费的种种积弊，形成了人民痛苦的根源。《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载有史臣之评价：

　　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持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猿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水浒传》里形形色色的梁山好汉，便在大宋皇朝风雨飘摇的政治背景下你方唱罢我登场，成就了一段惊天动地的事业。对于后人而言，一部风云际会的《水浒传》，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因自身所处角度不同而感触各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为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

　　1956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发表谈话时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并且曾说对薄一波谈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所以，了解有宋一代之政治制度，具体而言是基层吏胥制度，《水浒传》为人们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梁山上有几位较为特殊的人物在落草之前还曾经是州、县之中一些有颇“身份”的“人物”，如：郓城县押司、呼保义宋江;教授学究、智多星吴用;渭州径略府提辖、花和尚鲁智深;阳谷县都头、行者武松。此四人者，皆为水泊梁山可圈可点之人物，皆系统治阶级之基层小官，亦即所谓“吏胥”之流。他们亦官亦民，按理说是“劳心者”，是“治人者”，然而却在黑暗的社会现实背景之下，终因不堪忍受压迫，被逼上了梁山。

　　宋朝的吏胥是指官员(品官和未入品官)以外的官职办事人员。吏胥人员身份较为低微，却十分熟悉各种法规和公文程式，往往不随主管长官的更替而变动。吏胥的名目很多，统称之为“公吏”，包括公人和吏人两类。《庆元条法事类》卷52《 试出职》载：

　　公人指衙前、专知······兵级等，吏人是指职级到贴司。

　　朱熹之《朱子语类》卷84《礼一·论修礼书》载：

　　公人“各管逐项职事”，吏人“掌文书简牍”，胥徒是“今弓手、节级奔走之类。”

　　州县官府的胥吏有衙前、人吏、贴司······保长正、耆长、壮丁等，名目甚多，州衙和县衙所设大同小异。而《嘉定赤城志》卷十七《吏役门》载：

　　衙前分为都知兵马使到第六名教练使，共十三阶;人吏分为都孔目官到粮料押司官，共十阶。

　　宋江其人见诸《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记载：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而在野史《大宋宣和遗事》中，又为宋江安排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结局：“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宋江的命运结局，学界历来争议不止，在此姑存一说。《水浒传》中，宋江担任押司，即办理文书、狱颂的地方小吏《宋吏·职官志》所载群牧司于临安府皆有押司官，其名为官而实为吏。宋人赵彦工在《云麓漫钞》卷十二载：

　　诸县人吏，国初，押司、录事于等第户差选谙吏道者充。

　　故宋江在郓城县有些名望威信，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长期的基层行政经验为他日后成为梁山首领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另一角度也正交待了宋江招安思想的逻辑起点。众所周知，梁山好汉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形势下主动乞求招安的，至少说明在宋江的内心深处真的抱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认识，因而使得吏胥出身的宋江和无赖出身的太尉高俅之间的斗争，最终演变成了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时风气，优容士子、崇文抑武。闻名遐迩的“四大书院”便是由政府推动、给予资金支持并由最高统治者钦赐匾额，从这一角度来看，统治阶级对教育和知识分子还算较为重视。《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便是代表。吴用，字学穷，道号加亮先生，被人们亲切地成为“教授”或“学究”。考之正史，“教授”实为学官之称，属于幕职诸曹等官。《文献统考》卷六十三《职官十七·教授》记载，汉时郡国中有个叫文翁的曾经治理蜀地，他在成都招纳学官弟子。待到汉武帝时，所有郡国都设立了学校官。魏晋以后，郡国都设有文学即博士助教的职守。隋朝潘徽曾经担任州博士，至唐朝时，府、郡则置经学士各一人，掌五经教授。《宋史》卷一百六十七《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载：

　　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义行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史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

　　对于吴用究竟是官府所正式任命的“教授”还是仅仅为乡村以教书为业的“教师”，《水浒传》中并无确切交待。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他与地方保正托塔天王晁盖等人的熟稔程度来看，吴用应该是当地具有一定政治地位且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无疑，故在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是老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导师”，他很可能就是正史所载县学里的“教授”。正是这个不可或缺的军师式的人物，在梁山聚义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提辖的出场显得甚为隆重，施耐庵在《水浒传》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描这样写道：“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竞入进茶坊里来……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扭丝金环，上穿一领鹦哥绿丝战袍，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足穿一双鹰抓皮四缝乾黄靴;生的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简直是一位呼之欲出的英勇武官摸样。鲁提辖之侠肝义胆尤令金圣叹由衷赞曰：“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对于“提辖”一官，《宋史》卷一百六十七《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载：

　　守臣带提举兵马巡检、都监及提辖兵甲者，掌统治军旅训练、教阅，以督捕盗贼而肃清治境。

　　而《文献通考》卷六十《职官十四·榷货务都茶场》则载：

　　建炎四年，诏榷货务都茶场依旧隶左右司，其提领措置并罢，其都茶场仍令提辖榷务官兼行提辖。

　　此处提辖已为管理贸易之官，并无维护治安、缉拿贼盗的职能，鲁达供职于小种经略相公府，担任的自然是“提辖兵甲”之职，肩负“肃清治境”之任。

　　至于打虎英雄武松，则是因“虎”得“福”，当了“都头”一举解决了安身立命的大问题。那阳谷县知县见松忠厚仁德，有心要抬举他，便道：“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当日便参武松做了步军都头。宋时县下并不设军，故“步军”二字，系为妄加，“都头”一职原为宋各军指挥使下设之官，为军官之中级别较低之任，而州县之捕快头目亦有此称谓，考诸源流，则语出《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兵》载：

　　及僖宗辛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

　　由唐入宋，时过境迁。“都头”一词名称不更而实义变迁，武松系阳谷县的捕快，被授予都头之职，可知“都头”已由高级军事将领的职务“飞入寻常百姓家”，演变成为基层吏胥的称谓了。

　　一部波澜壮阔的《水浒传》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宋时基层百姓的生活画卷，并为后人了解宋代的政治制度提供了鲜活资料，而至于《水浒传》的艺术生命和文化魅力，金圣叹的批语则为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观，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观黄河，不知天下之深;观黄河不观龙门，不知黄河之深也。不见圣人，不知天下之至;见圣人不见仲尼，不知。圣人之至也。乃今于此书也亦然，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

　　(文章原载《首播》杂志，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供职单位：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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