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墨西哥排华：清政府派军舰恐吓要求赔款 1910到1917墨西哥

　　导读：1911年，在温暖的加勒比海面上，出现了一艘悬挂龙旗的奇特军舰。距离义和团之乱已经有11年之久了，离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更有16年。这样的历史背景，让每个见到这艘军舰的华人也好，洋人也好，既好奇又不胜唏嘘。正在进行环球航行的军舰“海圻”号，孤独地承载着千年帝国沉重的荣光与负担。

　　此时正逢墨西哥、古巴等国发生排华运动，墨西哥更出现了托雷翁大屠杀，“海圻”号便奉命前往，承担护侨示威的任务。积贫积弱的清朝政府以微薄之力，显示了维护侨民权益的决心，最终迫使墨西哥赔礼道歉。

　　穿英国式军服，剪掉辫子

　　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逝世，其次子乔治五世继承王位。据姜鸣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宣统年三月十三日辛亥载洵奏，英皇加冕，大阅兵舰，拟派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率“海圻”舰前往祝贺。从之。旋以吴应科署理(代理)巡洋舰队统领。这样开始了这次中国海军历史上的首次全球航行活动。

　　作为甲午以后清政府重建海军计划中的一艘大型军舰，“海圻”号1896年由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1898年下水，1899年从英国航行回国。排水量4300吨，舰长132.3米，舰宽14.3米，吃水深度6.1米，最大航速24海里/小时，马力1.7万匹。舰上装备有各种口径的舰炮34门，鱼雷发射架7座。

　　领导这次远航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海军将领程璧光，广东香山县人，1875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驾驶，毕业后再任炮船带帮、炮船管带，福建水师学堂教习，积功擢都司，调升广丙舰管带。程璧光和近代中国很多海军将领一样，具有现代化思维，甲午战后，曾加入过兴中会。

　　海圻舰管带是程璧光的广东老乡汤廷光(1865-1933)，他毕业于黄埔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班。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擢汤为海军部长。海圻舰管带以下，配有帮带、总大副、驾驶大副、枪炮大副、粮饷大副、鱼雷大副及二副、三副、中医官、西医官、正副电官、总管轮、大管轮、二管轮等官员共24人。此外，因程璧光驻舰办公，增设参谋、副官、英文秘书3人。另有16名烟台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的见习生随舰行动，由临时增设的一名大副和一名教练官统带。以及随舰赴英国监督新造军舰的专员李和、林葆怿。全舰总计官兵450人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出航期间全舰的官、生、兵每月的薪金都比在国内时多一倍，并仿照英国海军军服样式订做了军服，留下了中国近代海军服装的最早记忆，也显示了清政府对这次外交活动的重视。

　　在海圻舰驶离国门前夕，程璧光下令剪掉了所有军官和海校实习学员拖在脑袋后面的那根长长的辫子。他认为“既然服饰仿从英制，留着一条发辫反倒显着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了”。

　　此举在全舰引起强烈反响，水兵纷纷请命准允他们剪辫子。海圻舰的“洋化”还体现在其拥有一只波斯猫作为吉祥物(这在西方军舰上很常见)，由美国纽约海军造船厂厂长罗伊泽将军赠送。(据说辛亥革命后，“海圻”号举行投票决定是否参加革命，这只猫也和全舰官兵一起站到了代表革命的右舷。)

　　海圻舰航行途中，每抵一港，中英海军都依照国际礼仪升旗鸣放礼炮。在亚丁港，中英军舰先是互敬礼炮21响，旋即英舰又向程统领致放礼炮15响。按礼仪，海圻舰应立即如数鸣炮答礼，但海圻舰的炮口却静默无声。经过联络，英方才发现海圻舰挂的是少将旗，而英军行的是中将礼—多放了两响。程璧光并不愿意多赚这点便宜。英国海军立即发出国际灯光信号，向程统领道歉，并重新按少将规格鸣放礼炮13响。程璧光这才准允回敬礼炮13响。此事不仅没有酿成外交风波，程璧光此举还在英军中得到了“君子之风”的美誉。

　　在随后对英国本土的访问和参加英王加冕仪式的过程中，“海圻”号也赢得了英国上下的好评。随后其完成了中国海军对大西洋的首次跨越，访问了纽约。这是中国军舰首次访问美国本土。在那里得到了塔夫脱总统、纽约区陆军最高司令官小格兰特将军(已故格兰特总统的儿子)等美国政要的热情欢迎。这个时候，传来了墨西哥排华的消息。

　　托雷翁大屠杀

　　墨西哥和中国之间，曾经有着历史悠久的“大船贸易”。那些马尼拉大帆船上的中国船员，是最早进入墨西哥的华人，不过华人人数始终很少。17世纪后，在首都墨西哥城才出现屈指可数的几个银匠和剃头匠。1880-1890年间，由于迪亚斯总统实行鼓励外国投资和移民垦殖政策，并于1899年和清政府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导致华人的涌入。

　　进入墨西哥的华人最初多在铁路、农庄和矿山劳作，或以洗衣为业。不过令当地人颇为“吃惊”的是，这些人迅速转向从事日用蔬菜百货的批发和零售，成为较为殷实的商户。他们在墨西哥组织中华商会，同时和美国华商保持着广泛的商业信贷联系。到1910年，旅居墨西哥的华人已达13200多人，最高峰时达27800多人，大部分定居在墨西哥北部诸省，包括托雷翁城。托雷翁城的华人约有600余人，他们不仅经营着餐馆、旅店、洗衣房、杂货店，还拥有一家资金雄厚的华资银行，并在托雷翁城内修建了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当地蔬菜市场的批发和零售基本上为华人所垄断。

　　流亡海外的保皇党领袖康有为，路过这里后，有感于当地的商业气氛，在这里经营房地产，大赚了一笔(合今100万美元)，还开设了华墨银行。1907年华墨商业银行还征得墨西哥政府批准，在托雷翁东城建造了一条长达8英里的有轨电车线路，计划建成后由商业公司管理这条线路上的电车营运。

　　拥有勤奋、财富和智慧的华人，虽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成为一些人眼里的钉子。1911年5月5日，一位名叫赫苏斯弗朗里斯的墨西哥人就在附近发表街头演讲，指责华人不仅抢了墨西哥人的饭碗，在赢取当地妇女的感情方面也是危险的竞争者，号召墨西哥人驱逐华人。

　　当时正值墨西哥内战。5月13日，弗兰西斯科马德罗领导的4500人反政府武装击败了800人的联邦守军，攻占了托雷翁城。随着叛军涌入的还有来自近郊地区的4000多名暴徒。暴民和士兵涌入华人商铺集中的商业区，大肆洗劫和破坏商铺，在大街上追杀中国人，抢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剥走死者身上的衣服之后还残害尸体。

　　大屠杀在华墨银行达到高潮时。暴民们首先冲进大厅，杀死好几位银行雇员。他们用墨西哥大镰刀在受害者的尸体上乱砍乱剁，还把砍下的头颅和四肢抛到大街上。与此同时，一小队骑兵开到托雷翁城郊，把那里的中国菜农驱赶到附近的一个屠宰场，当场集体枪杀，之后还把他们的尸体践踏在马蹄之下。

　　在内战的混乱中，在墨西哥投资经商的美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但华人受损最重。据称有303名华人丧生，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康有为保皇党旗下的华墨银行首当其冲，遭到重创。此外，托雷翁城内一个华人活动中心、40家日用百货市场、4家洗衣房、5家餐馆、10个菜摊、23个食品摊，及数个菜园都悉数遭到破坏。根据DambourgesJacques的《TheChineseMassacreinTorreon》(《托雷翁排华大屠杀》)一文，死者中还包括5名日本人，他们因被误认为中国人而惨遭毒手。

　　军舰示威护侨

　　消息传出后，清政府下令海圻舰从美国前往墨西哥、古巴等地，既是“宣慰侨胞”的策略，也是一种施加压力的姿态。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祖国海军受到了华侨的热烈欢迎。当地华侨工商总会组织数百人到港口迎接，并在中华总商会隆重举行欢迎宴会，据亲历者日记载：“一时宾主咸集，如逢老友，如归故乡，无不开怀畅饮，谈笑风生，极人生之乐事。”更令官兵们感动的是，每当离舰登岸，一遇侨胞，无论男女老少，都竞相请至家中，盛情招待。临别，还赠送各种纪念品。如遇同乡同宗官兵，则更是一请再请，情真意切。

　　抵古巴第三天后，程璧光和汤廷光受到了古巴总统的接见。谈及华侨，总统表示：“古巴军民绝不会歧视华侨，因为古巴对西班牙战争期间，华侨曾与古巴军民共同战斗，为古巴的独立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历史事实，将为古巴人民所永志不忘。”

　　但根据高峰的《中国海军首次环球之旅》一文，1847年首批华侨抵达古巴时，其境遇十分悲苦，形同猪狗。后来虽有改善，但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许多侨领与普通侨民都一致认为，海圻舰的到访，将为改善旅古侨民的处境产生积极而重大影响。

　　虽然没有到达墨西哥，但是这种姿态还是发生了作用。由于海圻舰的举动，更由于当时多国对墨西哥施加的强烈政治压力(值得指出的是在屠杀发生后美国领事馆立刻成立了救济委员会，赈济当地包括华人在内的难民)，墨西哥向清政府示软。

　　清政府聘用了一个在墨西哥开业的美国律师利伯威尔夫利(LebbeusWilfley)前往调查屠杀事件。该人是由美国国务院拉美事务司推荐。6月中，威尔夫利派出他的合作者阿瑟巴塞特(ArthurBassett)前往当地进行调查。巴塞特在听取墨西哥人和华人证人的证言之后，在7月13日将报告发给清政府驻墨西哥公使张荫堂。张荫堂递交给墨西哥的国书否认了华人向反政府军士兵开枪的指控。他引用了一个在5月12日由华人工商社团发出的通报来说明华人的和平和温顺。在该通告里社团劝告成员们在遭受反政府军士兵劫掠的时候不要抵抗。巴塞特还提到了1910年T城和1911年5月初在异地的反华言论示威这些不加遮掩的公开种族歧视言行。此外，他还补充道，政府军是由于弹药不足而撤离的，因此没有什么可能性向华人提供弹药，此外并没有其他证人证明华人曾进行抵抗。巴塞特总结道：对华人的屠杀毫无理据，是纯粹的恶意和种族仇恨。

　　墨西哥愿意道歉和赔偿

　　1911年6月，清政府向墨西哥当局提出赔偿方案，每位华人死者赔偿10万比索或者一次性支付3000万比索。这个要求多少有点狮子大开口，《纽约时报》也对这个数目表示惊奇(这个报道至今还能在网上查到)，因为3000万比索相当于当时墨西哥1年的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果按人头赔偿就是168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一年海军军费的一成。由于既没有得到美国以武力为其背书的允诺，又陷于国内革命的麻烦中，因此清政府的索赔额从3000万比索下降到了600万比索。然而中国政府并未放弃替在墨西哥的华人出气的要求，并且坚持对屠杀的凶手进行惩罚。此后，当地设立的军事法庭拘捕了35个涉嫌参与屠杀的士兵。

　　此时，海圻舰也早已启程回国，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其出发时飘扬的是清王朝的龙旗，而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新的民国政府的五色旗了。

　　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在墨西哥的外交胜利，除了海圻舰外，也是当时国际社会协调合作以及国际法、人权等普世原则指导和力促下的一个成果。否则，只凭一艘军舰，在军事上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

　　经过马拉松式谈判且经历了一次王朝更替，1912年11月墨西哥和民国政府终于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墨西哥政府愿意向在1910年11月20日到1911年12月16日之间在墨西哥遇害的华人支付赔偿。稍后两国正式签署协议，墨西哥将赔偿310万比索，这当然大大少于清政府最初的要求。尽管墨西哥依旧拒绝为士兵的暴行承担国家责任，但却愿意就事件表示道歉和支付赔偿。1912年12月13日的新协议规定赔偿应在1913年2月15日前支付。然而马德罗总统在1913年2月遇害，使得之后的整年里墨西哥政局都动荡不安，向中国支付赔偿的财力大受影响。因此墨西哥政府向中国政府试探能否以债券形式支付赔偿，实际上由于当时墨西哥政府已经濒临破产，所以这种形式是完全不可靠的。最终的结局是，除了几纸空文外，不论是以现金还是债券，墨西哥都没有支付过一文钱的赔偿。

　　“五海”撑残局：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海军重建

　　经过中法、甲午两战，洋务运动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一支现代化海军，基本已经不复存在。

　　甲午战争后，江南、马尾、大沽等造船厂已基本陷于停顿，只能勉强造些小吨位的运船、拖船等。据《中国近代海军史》一书，从1895-1911年的16年间，福州马尾船厂仅造舰艇5艘(运船、拖船、鱼雷艇)，共计3585吨;江南船坞(1905年，清政府把江南制造总局划分为江南船坞和江南制造局)，也只造了4艘几百吨的小炮艇，而且造船所用的原料、机器、舰船上所用的武器弹药都完全依靠外国买来的旧品。清政府造船工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瘫痪状态。甚至，如果继续造舰购炮，一定会招致“欲御侮而召侮”的谬论。

　　在艰难中复建

　　但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疆巡抚陶模等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海军在艰难中复建。1896年，清政府决定重建北洋海军，由总理衙门负责海军建设，后来又在陆军部设海军处。按照北洋大臣王文韶“逐渐经营，不求速效……北洋海防分别整顿布置、冀渐扩充”的精神，以恢复北洋舰队为主，补充其他舰队为辅，主要抓了舰船的添置和人材的培养;其次还进行了一些诸如修理沿海炮台和兵工厂，对现有舰艇加以裁汰和整编等工作。

　　7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令整顿福州船厂，筹备自造兵轮，在经费上也相对作了保障。如1898年7月29日谕：“各省如数解拨福建船厂经费。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同时，清廷还督促沿海沿江各地筹办增设水师学堂，并增派留学生出国到日本、英国学习海军，培养海军人才。

　　在购舰方面，主要依靠从西方列强进口。不过这个时候背负了2亿白银赔款的清政府已经无力购买大船，最终从德国购入3艘防护巡洋舰(ProtectedCruiser)，分别为“海荣”号、“海筹”号和“海琛”号，排水量2900吨(相当于北洋水师的经远级巡洋舰)，单价163000英镑。

　　由于甲午战争的经验，当时中国高层对日本“吉野”号等舰的高速和速射炮印象深刻，所以又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购入两艘与“吉野”号类似的穹甲巡洋舰“海天”号和上文提到的“海圻”号，单价33万英镑。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例在本国签订采购合同的大型军舰进口生意，可见清政府重建海军愿望的迫切。

　　在世界海军技术飞速发展的19世纪末，即使再买一艘7600吨级的小型铁甲舰(相当于“定远”号的吨位)，也比不上日本新式的装甲巡洋舰“八云”号(9600吨，理论上铁甲舰应高于巡洋舰)。但是阎京生在《四海一心》一文里认为，从德国购买的“三海”虽然排水量较小，但在技术上仍与同时代德国海军的同型船处于同一水平，加上设计时考虑了中国海军的使用特点，性能相当先进，可谓一时之雄，三舰工艺之精良也值得称道。

　　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来自英国的海天级巡洋舰则符合当时世界著名的巡洋舰设计模式“阿姆斯特朗巡洋舰”的风格——高航速、大续航、高适航，并注重了防护生存能力且“以口径换数量”用少量大孔径火炮取代原来大量中小口径火炮(如“定远”号那样)。这些设计都是基于中国的实际要求和甲午战争的教训。

　　5艘“海字”号巡洋舰，加上甲午战争前的订自英德的两艘驱逐舰“飞霆”号和“飞鹰”号。构筑了清朝最后10多年历史里海军的中核。由于旅顺、青岛、威海等良港已经先后失去，新组建的海军只能以大沽口、烟台等地为基地。此外，大量过去的海军将领如萨镇冰、叶祖跬、程璧光等也得到重新起用和提拔。

　　1909年7月，海军事务处将南北洋收归统一，分为巡洋、长江两个舰队，归清政府统一指挥。巡洋舰队负责海防，长江舰队负责长江河防，并根据两个舰队所负担任务的需要，对所属舰艇进行了调整，调整范围主要是原来的南北洋舰队和湖北、江西两省的兵船，把适于海战的舰艇调拨到巡洋舰队，适合于江防的舰艇调到长江舰队。经调整后，巡洋舰队有舰艇15艘，其中巡洋舰4艘(“海天”号在1905年不幸触礁沉没)，驱逐舰1艘，鱼雷艇8艘，练习船和运输船各1艘。长江舰队有舰艇17艘，其中鱼雷炮艇2艘，炮舰12艘，练习舰1艘，运输船2艘。这两支舰队，巡洋舰队实力最强，清政府任命原北洋舰队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为巡洋舰队统领。

　　尽管重建后的清朝海军，不能和过去北洋水师的声威相比，但是在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努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899年，意大利强索浙江三门湾，叶祖跬带“5海”舰队严阵以待，清政府也据理力争，绝不退让，最终逼退了意大利。

　　1907年海荣、海筹两舰出访东南亚，历经菲律宾、梭罗、槟榔屿等地。所到之处，华侨争先恐后赶往港口，一睹中国军舰的风采。

　　1908年海军部又派海圻、海容两舰巡视南洋，商部派员外郎王大贞随同抚慰华侨。二舰由吴淞起航，历赴新加坡、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巴里坤旬、日惹、望加锡、西贡等阜，至4月先后回国。在西贡时，法国印度支那总督专门下令当地放假一天以欢迎中国舰队。

　　1908年澳门葡萄牙人越界浚海，清政府屡与之交涉，派“海筹”、“海容”二舰驻泊澳门边界，以为威慑，可谓首开中国近代历史上“炮舰外交”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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