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错别字的康熙帝:白字先生康熙帝的那些错别字 康熙写错别字的故事

日期:2023-08-08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导读:对于此类奏折,康熙帝一般都写“知道了”三个字。可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竟然写成了“知道子”。他也没有多看一眼,就将朱笔批过的奏折装回了套封。

  这一天,康熙帝打开一份奏折,是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718年1月11日)巡抚李发甲所写,奏报湖南秋收丰裕、十二月初四至初八瑞雪盈尺等。对于此类奏折,康熙帝一般都写“知道了”三个字。可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竟然写成了“知道子”。他也没有多看一眼,就将朱笔批过的奏折装回了套封。

  李发甲乃至今天的读者看到“知道子”三个字,第一反应,肯定是——呵,笔误。的确,康熙帝在奏折上所写的“知道了”,至少一千三百次以上,只有这一次写错了这是笔误无疑。

  “奏摺(折)”亦是康熙帝朱批的常用字,但有两次写成了“奏習”。这也是笔误吗?

  晒晒朱批上的“笔误”

  仔细翻看康熙帝的朱批,会发现有不少错别字。康熙帝是用繁体字书写,以下除个别情况,只用简化字,达意即可:

  “张云翰有几各(个)儿子?”/“不打(搭)浮桥,从卢沟桥回鸾(銮)”/“不暗(谙)节气”/“总兵关(官)朕即补去”/“浙江米价自溅(渐)平和”/“近京各处察矿沙(砂)原是有的”/“事关钱量(粮)”/“近夹(来)惟恐雨多了”/“若不关蜜(密)事无防(妨)”/“不可速(疏)忽”/“人心不服,讓(嚷)到京中”,等等。

  康熙帝朱批中的这种错别字,主要有两种情况(划分不是绝对的):

  一是同声而错。如将节气的“处暑”写作“出暑”;“封疆大吏”写作“风疆大吏”;“满洲”写成“满州”;“以后”写成“已后”;“除根”写成“出根”;“犹恐失调”写成“犹恐矢调”;“皆无凭据”写成“皆无平据”;“难以凭信”写作“难以评信”;“治法甚好”,写成“知法甚好”;“尔灾非浅矣”写成“尔灾非潜矣”;“白莲教”写作“白廉教”;“沙漠”写成“少漠”,等等。

康熙帝朱批上的错别字

  二是形近而错。如“口外”写成“四外”;“米價 (价)”写成“米贾”;“部费都免了”写成“部费都兔了”;将“兔脱”写成“兒(儿)脱”;宛大二縣 (县)写成“宛大二 懸 (悬);地名的“漳泉”写成“章泉”;“夏”与“ 憂(忧)”不分;“左手”写成“在手”;“风俗不醇”写成“风俗不惇”,等等。

  以上种种,似乎难以用“笔误”一概而言。康熙帝在奏折上写错别字,已不是新话题。古往今来,除了不会写字的人之外,人人都会写错字(包括笔误)。那康熙帝的错别字有什么值得深思之处吗?

  勤奋习字 四处留名

  北京故宫现在保存有顺治帝习字时的册页,就如同今天儿童的描红一样,时间约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到顺治十五年夏,也就是顺治十九岁到二十一岁之间,这表明此时顺治帝练习汉字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康熙帝也是此等水平的话,出现上面的那些错别字,倒真是情有可原。那么康熙帝的实际情况怎样呢?

  康熙帝自己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这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五十岁时所说的一段话,推算起来,康熙帝十来岁即开始练字了。

  他还说:“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

  康熙帝赏赐题匾有那么多吗?是自吹自擂吧?——还真不是。据入值南书房的查慎行记述,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702年12月26日),康熙帝在乾清宫,一次就发御书一千四百二十七幅,以备颁赐。四十四年八月,查慎行在避暑山庄看了记载有颁赐时间的带编号册簿,康熙帝所写“大而匾额、堂幅,小而卷轴、斗方、册页,以及纸扇”,已不下三万号。查慎行感慨:“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多者。”

  康熙帝写字之早,之勤,之多,足堪称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保存的汉文奏折基本上都是康熙四十年以后的,换言之以上列举的那些错别字,大多也是在此之后写的。我们不禁好奇:天天写字的康熙帝,为什么还会写这么多错别字?

  “不起稿”的背后

  康熙帝颇为自负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们:“凡批答督抚折子及朱笔上谕,皆朕亲书,并不起稿。”朱批不起稿,就是拿起笔即兴在奏折上书写。而康熙帝颁赐的书法是可以起稿的,不满意就不必拿出来。

  宋荦《迎銮日纪》一书,写的是他在江宁巡抚任上于康熙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接驾的经历。其中有许多康熙帝赐书法的事例,仔细分辨就可以发现,几乎都是拿来就直接赏赐的,也就是说事先已写好。

  当然也有难得的康熙帝现场书写场景。如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1703年3月25日)在金山,宋荦乞求皇上为自己的一处田园赐写“西陂”二字。康熙帝说:“朕本好书,尔求之甚力,且尔七十岁人,朕不忍却。”然后“走笔”作“西陂”二大字。“走笔”表明宋荦目睹了康熙帝现场写字。有趣的是,康熙帝回到行宫之后,命侍卫从宋荦手中,将所写大字取走,而是将重新写的一幅,赐给宋荦。

  关于康熙帝写字,下面两个故事很有名:一是康熙帝在泰山,本想题写“而小天下”,一落笔就将“而”上的一横给写低了,这时能文善书的宠臣高士奇在旁救场:“陛下非欲书‘一览皆小’四字耶?”

  再一次是康熙帝南巡到杭州,欲题写灵隐寺匾额,一上来就将“靈 (灵)”字的“雨”字头写得太大,下面难以写就,又是高士奇书伪装磨墨,写“雲 (云)林”于掌心以示,救了驾。虽是野史,但似可以用来说明,康熙帝写字的“现场感”较差。

  一般说来,起稿与不起稿更多的可能是会影响书法展现水平,与写字的正误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康熙帝的屡屡“笔误”,原因仅仅就是如此吗?

  只有认真翻阅康熙帝的朱批,才能真正领会“不起稿”暗藏的玄机,因为不少朱批中保留有先写错、后来再改正的痕迹,而这在康熙帝的赏赐书法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如:

  先写“麦秋已热”,后来将“热”字改为“熟”字;“情行着速报来”,“行”改作“形”;“西边用银,部可以发军帑,“军”改为“库”;“直隶山西爻界”,“爻”改为“交”;“总督”的“督”下面先是写成“貝”,而后又予改写,等等。

  尽管最终改对了,但这些改写,分明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些字。朱批中数次出现“风疆大吏”,却也有写对“封疆大吏”的时候;“蜜奏”“蜜折”有一些,但也写对过“甚密”。另,“噬”“秧”“嫌”等字,他的写法只是跟着感觉走,如将“嫌”写成“女间”、“噬”写成“口堇”、“秧”写成“禾英”。以上种种,都表明他对汉字的掌握不稳定。

  真的是“无一而不通”吗?

  可以说,康熙帝不起稿的朱批中的错字,与书写审美的关系不大,却与他的汉文水平,大而言之,与他的学问有密切相关。虽然他曾自称,从八岁登极起,即勤勉好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而且是认真识字:“朕自幼读书,问有一字未明,必加寻绎,”直到明白于心为止。

  康熙帝有时批评臣下“字言不通”,而他的朱批中也有字句似不通顺者。如:

  苏州织造李煦刻《佩文韵府》,将样书上呈,康熙帝朱批:“此书刻得好的极处。”不知确切讲什么,反正知道是在表扬了。

  康熙帝有次朱批:“此折奏的是,须要小心,不可绕害百姓。”或许他想写“残害”,由can(chan)音想到了“缠绕”,后不知怎的写成“绕”。莫非他在下笔的一瞬间,也是这么绕来绕去的?

  康熙帝在一请安折上批道:“朕体安善。近闻尔之声名颇好,但身子虚弱多病,不出掺演等语,未知是真?”这“掺演”不知是什么意思?

  康熙帝曾自诩道:“朕之清字,亦素敏速,从无错误。”自认为满文(清字)好极了,汉文掌握如何,他没有明确提及,但说过:“对于大臣所上的章奏,见有错字,必行改正。”俨然他的汉文好得也可以。现存奏折上,能够看到几处他改过的字,如: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1717年3月27日)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折中写有“御制法蓝盖碗”几字,康熙帝在“蓝”字旁用朱批写了“琅”字,他的改动是正确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1720年3月10日)江宁织造曹頫所上奏折里朱批道:“……磁器、法 月良之类……。”这个“琅”字他自己反而写错了!

  更有不可理喻者。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提到“癸巳”,这是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在“巳”旁边,写了一“己”字。他分明是将对的改错了。

  曾国藩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中称颂康熙帝:“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然而,康熙帝在“不起稿”的情况下写了那么多错别字,甚至连天干的“己”与地支的“巳”都分不清楚,这令他“无一而不通”的光辉形象,多多少少打了折扣。(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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