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反腐绝招：只要贪污不管涉及谁一查到底 汉明帝求法

　　汉代董仲舒说过：“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从历史来看，一种弊端产生了，就会出现新措施来纠正它，但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发展，原有的新措施往往会过度发展，产生新的弊端，最终不得不加以改革。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屡发生，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借鉴先秦诸侯割据，天子大权旁落的教训，最终建立起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封建集权统治，废除了诸侯王分封制度。当时有部分儒生建议按照传统进行分封，反对郡县制，遭到了严厉镇压。

　　西汉建立后，在总结秦王朝灭亡的经验时，认为有一点是秦朝没有分封同姓诸王，面对叛乱时中央政府陷入孤立，缺乏有力的外援。汉高祖刘邦费尽心思剿灭了异姓诸王，以为刘氏诸王可以有力地捍卫中央政府。但在他死后，六国之乱终于爆发，西汉王朝陷入内战之中。所幸战乱很快被剿灭，诸侯王的势力得到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重新树立。但之后又陷入外戚专权之中，最终灭亡。

　　刘秀建立东汉之初，针对当时社会矛盾激化、豪强林立的局面，采取了一套较为温和宽厚的统治方略。对功臣没有大加诛戮，颁布了不少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政策措施，废除了一些苛政。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期加大了对官僚、贵族等的约束和限制。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即位后，针对权贵豪强横行不法的形势，政策日益“严切”。对公卿百官和宗室诸王，限制都十分苛刻。很多大臣下狱而死，刘秀九子中有七人因谋反或坐法治罪。他重用酷吏，屡兴大狱，掠拷多酷，诛连极广，徙者万数。这种严苛政策，抑制了外戚干政和豪强不法，有利于避免土地过度兼并和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但是却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削弱了刘氏宗室的力量，使此后外戚宦官交相秉政时，失去了维护政权的一道屏障。重用酷吏，“群臣不能宣引理职，而以苛刻为俗”，使得一些无辜百姓受到株连。

　　汉明帝的严切政治极大地限制了官僚贵族的利益，因此汉章帝刚一即位，这一政策便受到激烈抨击。王公大臣们借助其不满情绪，要求废除以前的苛责政策，凡事“谆谆归诸宽厚，将惩苛切之敝”。汉章帝接受了建议，革除了针对官员的严厉的刑罚，对诸王、外戚也是赏赐优宠，殊礼有加。实行“每事务于宽厚”的政策，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得以缓和，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对统治阶级的一味求宽，导致对于“贵戚近亲.奢纵无度”无能为力;对于豪强的土地兼并，治理不力。官僚权贵日趋腐朽奢华，朝纲不振。进而开启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大门，也使阉宦势力得到了迅速的膨胀。外戚宦官交相秉政，使东汉政权一步步走向衰亡。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和混乱，中国又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唐太宗十分成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充分完善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行政体制和科举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限制了官僚权贵的不法行为，实现了政平诉理的局面。但到了晚唐，宦官专权又开始重演，军阀割据日趋严重。最终中华大地又陷入了分裂。

　　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即位后，针对权贵豪强横行不法的形势，政策日益“严切”。对公卿百官和宗室诸王，限制都十分苛刻。很多大臣下狱而死，刘秀九子中有七人因谋反或坐法治罪。

　　宋初接受晚唐五代历史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以文驭武，帅无专权。通过兵变得到天下的宋初统治者，对于来自武将们的直接威胁十分敏感。但由于历史的惯性，集权和抑武政策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在宋辽议和以后，本应逐步纠正过度集权和重文轻武的问题，但宋朝统治者未能及时调整政策，导致武备不振、地方政权软弱无力。宋代的抑武政策，虽然结束了武人干政的局面，但是这些措施也造成了战斗力的削弱，使国防思想趋于保守，武人地位空前降低，也使整个社会的尚武精神严重缺失，世风日趋文弱，并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灭宋的蒙古统治者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集团，但缺乏治国理念和经验，进入中原后很快就开始腐朽。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鉴于元末政治腐败导致民不聊生，最终激起民变起义的教训，对于贪官的处罚极其严厉，甚至剥皮实草。为了防止权臣不法，危及统治，他将功臣宿将几乎杀戮殆尽。他极力采取严刑峻罚，轻罪重罚，尤其是建立了空前的特务统治。他又分封朱氏宗室为王，以图对中央政府形成屏蔽。但朱元璋死后，很快就祸起萧墙，内战开始。过于集权的统治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清承明制，但也吸取了前朝经验避免了宦官专权，重点是强化国内集权，为此大兴文字狱。但由于闭关自守，目光过于注重国内，却不料危机开始从海上产生。当西方工业革命兴起时，清统治者还沉浸在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中自我陶醉，继续着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继续宣扬着陈腐的封建伦理，继续将重点放在禁锢国民思想，加强内部集权上。最终在内外交困下灭亡。

　　挑战和危急是永恒的。历代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在经历了千百次征战杀伐后，依靠人民的辛勤劳动建立了繁荣的根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腐朽因素也在潜滋暗长，日渐暴露出来。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时期的统治方略都应该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只有适应客观现实的政策才可能长久。从短期来看，针对某种弊端矫枉过正可能是有效的，也是合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正的措施就会与现实需要越来越脱节，弊端就会越演越烈。矫枉过正的思维惯性，经常因为纠正一种错误而陷入另一种错误。因此，对现有的政策，必须定期地加以全面评估，对于与现实脱节的地方加以调整。纠正一种不良倾向的同时，还要防止倒向另一种不良倾向。在对政策的评估和选择上，要有历史的广博和远见，更要有哲学的深沉和创新。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经验就是人们从历史中根本没有学到什么。尽管有很多前车之鉴，后来者却依旧重蹈覆辙。很多历史上的难题仍然困扰着今天的人们。例如国防与民政、重典治吏和高薪养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仍然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直到今天，对一些政策的认识和执行上，仍然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需要在接受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地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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