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太监的空前个人崇拜：各地建魏忠贤生祠运动 对太监说的话

　　个人崇拜并不是近代才有的现象，在古代即十分常见。个人崇拜的对象一般是皇帝，将皇帝神化成完美无缺的圣人，以使万民膜拜，但在明朝天启年间，个人崇拜的对象却不是皇帝，而是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在当时，相当于明朝维稳部门的总管，手握重权，因此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

　　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却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专制时代算不上罕见现象，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时代的畸形政治，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劣根性，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各地的官僚掀起了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政治运动。中国自古就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建造祠堂祭祀死去的祖先。

　　为活着的人建造祠堂，称为“生祠”，则闻所未闻。毫无疑问它是那个专制时代的畸形政治现象，满足了崇拜者与被崇拜者各自的功利目的，正所谓各得其所。

　　“生祠”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建议，应该为功德无量的魏忠贤建立生祠。

　　这个善于拍马溜须的官僚在奏疏中说，魏忠贤心思勤奋，体谅国家，心中念念不忘抚恤人民，由于他的德政，浙江延续百年的陋习积弊完全消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一致请求为他建立生祠，向他祝福。明眼人一看便知，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阿谀奉承之词，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阉党”专政的恐怖景象涂抹成为“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

　　这当然是魏忠贤求之不得的大礼，正中下怀，于是体现魏忠贤意志的“圣旨”这样写道：鉴于魏忠贤心勤为国，体恤人民，接受民众的请求，批准地方政府为他营造生祠，“以垂不朽”。昏庸的皇帝还特地为生祠题写“普德”的匾额，用明白无误的姿态为生祠运动推波助澜。

　　这个先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与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鹜，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一时间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有人策划，有人造势，有人出钱，有人献房，搞得昏天黑地。

　　应天巡抚毛一鹭把生祠建在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建造多处生祠，宣大总督张朴在宣府、大同建造生祠，山西巡抚曹尔桢在五台山建造生祠。这种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蔓延到了京城。

　　工部郎中曾国桢把生祠造到了卢沟桥边上，京城的巡视御史黄宪卿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外，顺天知府李春茂则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内。有些无耻官僚还把生祠造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把生祠造在南京孝陵(明太祖坟墓)前，河道总督薛茂相把生祠造在凤阳皇陵(明太祖父母坟墓)旁。

　　如此这般，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生祠之风甚嚣尘上。

　　那些热衷于建造生祠的官僚，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顶礼膜拜唯恐不周，当然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而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图谋仕途升迁。蓟辽总督阎鸣泰就是一个典型。他写给皇帝的请求建造生祠的奏疏，堪称一篇奇文。

　　奇文共欣赏，不妨一字不改照引如下：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按：东厂总督魏忠贤的尊称)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你看，一个擅权乱政的野心家、阴谋家，居然被他描绘成了罕见的圣贤，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既然阎鸣泰把魏忠贤吹捧成比天还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造生祠了，还特别题写了“广恩”匾额，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仪式，迎接魏忠贤的“喜容”(偶像)进入生祠。

　　大小官员一起对“喜容”五拜三叩头，和迎接皇帝一模一样。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颇有反感，只作了一个长揖，没有跪拜，巡抚刘诏打小报告，魏忠贤立即命锦衣卫派人把他逮捕入狱。

　　这无疑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嚣张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做得更加离谱，他所举行的迎接“喜容”的仪式，隆重程度超过蓟州。

　　据当时人描写，“喜容”有仪仗队前导，如同迎接皇帝的礼仪，一干人等行五拜三叩头礼。待到“喜容”在生祠中安置妥当之后，黄运泰率领文武官员来到丹墀下，整齐排列，再度五拜三叩头。

　　然后黄运泰到“喜容”前面致词：在下某某在某年因某事承蒙九千岁(按：阉党分子对魏忠贤的尊称)扶植，叩头表示感谢;又某年承蒙九千岁提拔，再次叩头感谢。致词完毕，退回原位，再行五拜三叩头礼。旁观者都累得汗流浃背，黄运泰却得意洋洋。

　　令人感兴趣的是，被这批无耻之徒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喜容”(偶像)，是个什么模样呢?

　　它完全是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头戴冠冕，身穿袍服，眼耳口鼻手足就像一个活人，发髻处有一个空穴，可以安插四时花朵，腹中充满金玉珠宝。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作为崇拜对象供奉起来，竟然是这般模样。在他的身旁，悬挂着镏金的对联，褒奖之词无以复加，例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

　　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可见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了。

　　令人齿冷的是，如痴如狂崇拜魏忠贤的官僚，未必不知道这个政治小丑的底细;未必不知道这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倾家荡产之后自阉入宫，充当低贱的“小火者”;未必不知道此人凭借阴谋权术，一步步爬到宫内太监的顶层，专擅朝政，野心勃勃。这种个人崇拜并非出于真心，并非敬仰他的道德品质，而是别有所图的政治投机。

　　李逊之《三朝野记》记载当时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时指出，朝廷上下一片疯狂：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充满了“扬诩赞叹”之词，“几同劝进”——几乎有劝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势;而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朱批，也是“骈语相答，称颂唯恐不至”。

　　朱长祚在《玉镜新谭》中感慨地写道：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按：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按：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

　　更有甚者，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国立大学学生)陆万龄，唯恐魏忠贤不知道自己的赤胆忠心，居然向皇帝提出，在孔庙中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的父亲配祀孔子的父亲;并且主张在国子监西侧建造魏忠贤生祠。理由是，魏忠贤铲除“东林党”，犹如孔子杀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笔削《春秋》。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让文盲阉竖和儒学大师一起配祀孔子，岂不是热昏了头!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也愈来愈离奇，有什么“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等等。

　　把“千岁”、“九千岁”这些皇室勋戚的尊称用于一个太监，已经够出格的了，然而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据吕毖《明朝小史》记载，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在魏忠贤面前连干儿义子都挨不上，居然以干孙子自居，对他行五拜三叩头礼，口中高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魏忠贤个人崇拜已经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如果明熹宗不是在天启七年(1627)死去，疯狂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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