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东晋“门阀”如何造就家族腐败奇葩 东晋 历史

　　正是因为阶层流动不起来，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终于发展成为阻碍社会政治进步的种姓毒瘤。王敦、王恺、桓温、庾亮等人，搞腐败的搞腐败，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变的搞政变，祸国殃民，下场自然也惨。

　　谈谈魏晋和南朝的门阀士族问题

　　啥是门阀?

　　士族，基于氏族，同为仕族，归于世族。这个生动的古代政治标本显示，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公务员世家。因为当时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如果出于公心，你举荐来他做官，贤能上任，自然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问题偏偏来了。有的门生、故吏不论才德，为了利禄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部分大官僚也乐得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利益集团，以增加自己在朝中的政治能量。两者是可取所需，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从魏晋到南朝，愈演愈烈，以至于后代无论何人修史，这些都成了绕不过去的奇葩现象。

　　反面教材

　　等等，各位看官到了这里，是不是想起来“侠客岛”芳邻“学习小组”最新的那篇文章?里面习主席的一段话成了最新热议的焦点——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瞄准的反面教材似乎就是门阀类的样本吧。

　　那个年代不兴反四风，没有八项规定。当年权臣王恺和石崇斗富的故事，相信各位看官都耳熟能详。

　　有钱就是任性嘛。只是大家想想，穷奢极欲搞攀比，他们糟蹋祸害的，还不都是民脂民膏?王恺曾经设宴会，让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声韵，就被王恺活活打死了。

　　当年刘邦打下汉天下，收拾民心使用的就是古代司法公平的1.0版，即“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

　　一个视生命尊严和法制约束为无物的社会，他的体制大概是渐渐病入膏肓了。

　　当时的组织风气和社会风气很不正常。

　　东晋有个尚书令叫刁协，颇有那个时代“三严三实”身体力行者和奋力捍卫者的味道。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成了当时士族山头头目王敦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后王敦甚至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动用国家公权和暴力机器举兵伐之。

　　山头主义门阀为啥长不了

　　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何搞“山头主义”封闭圈子那一套，必然会出事。因为门阀士族，就是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必然给政治稳定带来种种动荡不安。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只要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就可以坐上火箭飞升，“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比什么西山会快多了。至于文武才能，吏治考绩，那些都是浮云。一个祖上资荫，便可抵祖逖北伐之功。

　　梁时流行一句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意思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写两句信中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所以纨绔子弟们，一个个“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打扮得妖里怪气，还要装得“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这样的接班人，能靠得住吗?这样的政治，岂止是腐败两字所可以概括。

　　套用千年以后美利坚的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所说的，门阀士族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弹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凡是固化的东西，不是被风干，就是要坏死。因为环境、社会和这个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变，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衰败的最直接表现，就是魏晋南朝长期积贫积弱，面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能为力。

　　有人说，任何政治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存在封闭的惯性和倾向。但如果要继续发展下去不至于车颠船覆，则必须改弦易辙秉持一定的开放性才行。比如后来隋唐遂行的科举制，就是对门阀士族制度最好的纠偏。选贤任能，保持社会流动通道畅通，这种思路，即使在今天看来，依旧是行之有效的。

　　有的人却与此背道而驰。甚至发展为家族式腐败，为此不惜全家腐，落了个要在监狱里照全家福的下场。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门阀士族”的阴魂观念不散，比如贪腐都是为了孩子，希望他们读名校、用名牌，开豪车、住豪宅，甚至将来居高位，子子孙孙无穷馈也。

　　还是举一个洋人的例子吧。巴菲特腰缠万贯，但他并不准备将自己的财产都留给子女，而是逐渐将他拥有的财富捐给基金会做慈善事业。因为人家看得很清楚。巴菲特告诫孩子们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

　　跑题了，言归正传。正是因为阶层流动不起来，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终于发展成为阻碍社会政治进步的种姓毒瘤。王敦、王恺、桓温、庾亮等人，搞腐败的搞腐败，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变的搞政变，祸国殃民，下场自然也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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