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为何甘心做斯大林的仆人高尔基与斯大林 高尔基为什么去意大利

　　导读：在高尔基的日记里和信件里私下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会有“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字样。作为一个作家能向“主人”表达的回报只能是语言和文字。而斯大林深知高尔基这个人历来缺乏定数，他性格当中有很容易“被人利用的”的弱点。

　　“不合时宜”者：高尔基与1917年革命

　　1917年俄国发生大革命。3月(俄历2月)革命发生时，宪政民主是主要诉求。11月(俄历10月)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也仍然重申这一诉求，还把推迟多党议会(立宪会议)选举作为此前临时政府的罪状。因此如果说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夺权后也没有变化，只是到次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其自己当政主持的这次选举中惨败后恼羞成怒，以武力驱散议会、废除宪政而改行“专政”，“民主革命”才告终结。

另一方面，由于不得人心的斯托雷平改革严重挫伤了自由派的声誉，二月革命后政局很快急剧左转，临时政府在几个月内数次更迭，自由主义者陆续离开，社会主义者成为主导，到十月夺权前夕最后几位自由主义部长也已准备辞职。即便没有这次夺权，出现“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也已是定局。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从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手中夺权。这样的夺权能否叫“社会主义革命”，实在大成问题。而二月革命建立的民主更难说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这民主一开场就废除了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改革，建立了临时政府与苏维埃的二元政权，而即便按后来苏联官方的说法苏维埃也是“无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不久也由社会主义者主导。这种废除了资本主义改革又把社会主义者送上了台的民主如果也是“资产阶级”的，那除非把“社会主义”定义为没有任何民主的赤裸裸专制了。

　　所以如果要用“民主”与“社会主义”描述1917-1918年间的俄国，恐怕只能说二月革命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十月夺权不过是一批社会主义者赶走了另一批社会主义者，而且当时也说是暂时的。至于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只是废除了宪政民主而已。

　　因此就不难理解，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高尔基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

　　“十月革命”时，高尔基基本上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来看待这场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政变”的。尤其在新当权者开始封杀孟什维克后，高尔基用募捐主办的《新生活报》已成为孟什维克声音的主要来源。不愧为大文豪的高尔基，用大量的文学语言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十月武力夺权以后，高尔基在他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大量表达愤慨的言论。他说，“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高尔基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无产阶级既不宽宏大量也不公正，它没有创造出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淘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列宁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场极端的兽性试验，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让人民血流成河”。布尔什维克煽动起农民“劫不义之财”的投机心理，因为靠正派的劳动建不起大瓦房，把私有财产说成是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正好趁火打劫。布尔什维克对民众的暴动就像哥萨克在河滩劫掠商船时对伙计们下的命令：“都到船头上去。”布尔什维克煽动的是恶意、仇恨、不负责任、幸灾乐祸和趁火打劫。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场“政变”中把自由、人格引向屈辱和仇恨，列宁和他的战友可以干所有卑鄙的事情。这场以“人民”为名义的革命，只不过假借人民称号而已，人民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主人，人民对革命只是一种材料，一旦他们有了自我意识，革命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惩罚他们。“形形色色的小野兽在《真理报》的教唆下”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上述引文均出自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他怒斥列宁：“苏维埃政权这一切行为只能激起我对它敌视的情绪”(《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一期，239页)。类似的言论在高尔基的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一时期他在《新生活》上言论的汇总)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些“恶毒攻击”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语言出自高尔基之手，很难把它们与1905年革命中“左倾化”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系起来。人们不得不承认，高尔基的确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大转变，他的价值观的天平又一次摆回到“良知、善性、人道”的立场上来了。

　　人们从《新生活报》上读出的不是“无产阶级海燕”、不是“红色文豪”，而是一个承担着“社会良心”角色的高尔基，他对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时发出的“来福枪驱散了俄国近百年来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的著名抗议义正词严，令人震撼。这时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完全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不是“两个对垒阵营”的对手，至少也可以说他与新政权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后来收录在《不合时宜的思想》文集中的文字篇篇都像讨伐檄文，对布尔什维克野蛮行径的揭露之尖锐程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它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60页)。无怪乎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机关报《彼得格勒真理报》当时称，高尔基是在“为反革命服务”，他的言论给革命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所以当时《真理报》上经常发表以工人名义反驳高尔基的文章。最典型的是1917年11月23日《真理报》上刊登的“路易·诺贝尔工厂的工人特卡琴科”谴责高尔基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高尔基这个“为人民生活了25年的‘人民作家’竟突然脱离我们，为资产阶级老爷们感到痛苦”，“为浸透了撒旦毒汁的资产阶级新闻的时代哭泣”，“炮制针对人民大老粗政府的可怕的文章”，而把人民描写成“毫无个性自由观念和人权概念”的愚昧群众……

　　但高尔基不为所动，他给列宁写信说，我坦诚，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我知道你习惯于“诉诸群众”来搞这一套(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2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56页)。他面对他个人的攻击说，“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高尔基自己的观点这时倾向于孟什维克，但他并不只为孟什维克争取言论自由，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言论，他明确地坚持“不同意你的主张，但坚决捍卫你发表主张的权利”。针对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说：“我发现，《语言报》和其他资产阶级的报纸被用拳头堵住嘴，只是因为他们同民主派(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自称)是敌对的，这种做法是民主派的耻辱。难道民主派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对的，所以惧怕敌人的批评?难道立宪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强大?只有用对身体施加暴力的做法才能战胜他们?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的头衔不相称的。用恐怖和蹂躏暴行吓唬那些不想参加托洛茨基在俄国废墟上组织舞会的人，是可耻的事，也是犯罪的事。”(《新生活报》1917年11月12日，179期)高尔基质问：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几代沙皇加起来取缔的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高尔基承认俄国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人道主义的理想在革命中发生扭曲，在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和对待文化遗产及科学家等问题上，高尔基不断地与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为了保护国家图书馆，避免布尔什维克销毁不符合他们政治口味的图书，他表示了强烈的愤慨，甚至以放弃苏俄国籍作为代价。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曾经说，他憎恨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整个布尔什维克，他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明确说，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干了多少卑鄙龌龊的勾当，这个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他从未把那时的布尔什维克引为同道，对他们都是以蔑视的第三人称相称。托洛茨基曾说，这时的高尔基与“反革命”没有两样。1919年列宁在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说，“高尔基与共产党的分歧日益加深”。而斯大林说，1917年办《新生活报》的高尔基实际上是一具“政治僵尸”。

　　尤其有意思的是，高尔基这时还想起了几年前他痛骂并主张禁演过的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对这部影射“革命痞子斯塔罗夫金们”的剧作，如今的高尔基发出了强烈共鸣：“《群魔》中那些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的小人与这些被(契卡)迫害的教授毫无共同之处。”后来的评论家感叹道，同样是这部剧目，同样的高尔基，5年前的强烈抵制与5年后的高调赞同，是什么原因使高尔基发生了如此180度的大转变?

　　唱白脸的列宁与“冒傻气”的高尔基

　　除了公开的批评，高尔基还凭着他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旧交情，在内战期间写了上百封信为许多被捕的知识分子求情。与几年前“禁演风波”中高尔基几乎成为“知识界公敌”的状况相反，这时的高尔基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庇护人和保护伞。他同时还发表了许多同情知识界、谴责痞子侮辱斯文的言论。他谴责“契卡”仅根据这些教授过去的党派归属就随便乱抓人，“把吃不饱肚子的老教授塞进监狱，去挨那些沉湎于自己权力的白痴的拳头。”

　　在“契卡”看来，高尔基的所作所为已经具有反苏维埃的性质，只是看在列宁的面子上没有动他。布哈林写信给列宁说，看了他登在《社会主义通信》上的那篇文章，“我非常生气，本想在报纸上骂他一顿，又觉得应该跟您商量一下，请把您的看法写信告诉我”。说起来列宁一直对高尔基比较客气，在他和有关部门发生争执，需要列宁作仲裁的时候，列宁甚至经常偏向高尔基。对高尔基求情的一些实事(主要是要求释放某某)，列宁也给过高尔基面子。列宁早就说过“高尔基始终在政治上最没有主见而且容易感情用事”，他一再提醒高尔基不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一起”。但高尔基不买账。他说，“我和共产党人意见分歧的地方，是如何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上。在我看来，他们是我国所积累的最宝贵的力量”。1919年10月6日，高尔基对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不满，他在给列宁的信中说，“俄国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了解得不比您差，而且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是俄国文学家中最先对知识分子持强烈否定的人之一”。有人认为列宁这样做，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从私情出发安抚高尔基，列宁认为这样说“完全不对”，他对高尔基的迁就“决不是无原则的”。那么为何列宁对高尔基如此宽容?

　　研究“动机”是很难做到实证的，因为动机藏在心里，别人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怎么能看得见?哪怕你找到了他说的或写的“动机”证据，说的写的是否就是心里真正想的也还是难说。所以研究动机还得靠推理。笔者认为，列宁主要是基于两种考虑。首先当然是历史上的交情：高尔基的前妻——就是那个“激情美女”安德烈耶娃曾经是俄国分裂派富豪捐给反对派的大笔遗产的遗嘱执行人，在各反对派团体为此竞相笼络高尔基之时，他们夫妇总的说来还是特别看好布尔什维克，给了列宁们最多，尤其在1907年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高尔基夫妇完全是他们这一派的“金主”。列宁不能不念这个旧。

　　但这恐怕还是次要的，以列宁的性格他并不是个感情至上的人，对旧恩翻脸的事也不是没干过。他照顾高尔基的面子主要还是为了利用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声誉和能量，他可以在国际交往中扮演政治家无法做到的事情。尤其当时在国内外都极度孤立的情况下，高尔基仍然是新政权能借之获得外界捐助的仅有中介。在这方面，保留高尔基就好像1949年以后新中国保留“旧香港”。如1921年的饥荒赈灾高尔基就出了大力气，美国社会活动家杰·戴维斯等大施主来俄国就是高尔基牵线搭桥的，即便他出国以后还为此事奔走。

　　另外，列宁不动高尔基还有一个考虑：高尔基是列宁当时在知识界的最后一个朋友，列宁从政治上需要保留这么一个“诤友”以向那些谴责他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证明他的大度与开明。以列宁对高尔基的了解，他虽然经常冒出令政治家恼怒的“傻气”，但根本上仍是站在新生政权的立场上，并不是苏维埃政权真正的敌人。

　　不过面子尽管给，列宁对高尔基玩的手腕也非常老到。通常是列宁让季诺维也夫与他共同唱红白脸，季诺维也夫唱红脸，自己唱白脸。经常是高尔基为某人求情，列宁当场答应，转身却把高尔基的信的副本秘密寄给季诺维也夫，并向他下指示，“赶快动手”!然后再向高尔基表示遗憾：我也想救，唉，来不及了……于是既领了高尔基的人情，也保留了列宁的文明形象，这一手曾屡次使用，并且屡试不爽。

　　列宁还多次建议，并具体安排高尔基离开首都，到外地和“下面”走走看看，以加深他对俄国变革的理解。后来这在我国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即知识分子应该深入社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其实，在俄国“到民间去”和“群众”崇拜主要是一种民粹派传统，并非列宁的话语。相反列宁倒是一直强调“灌输”论，即群众是落后的，先进思想需要精英从“外面”灌输(往往还意味着强制性灌输)给他们，尤其对占俄国当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列宁终生都很鄙视，这与毛泽东很不相同。后来即便在苏俄整肃知识界的高潮即斯大林时代，也只是把倒霉者关进劳改营或者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从来没有搞过我国那种“上山下乡”。那么列宁当时让高尔基离开首都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为了政治上的方便，每当要在首都布置大逮捕等镇压行动时，就以这种手法把高尔基打发到外地，免得他又大惊小怪地咋咋呼呼，弄得列宁碍手碍脚。

　　对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的转变，俄国知识界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是他从“左倾激进主义”的潮流中退下来，不意外的是人们又看到了良知、人性在高尔基身上的苏醒。1921年不满意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又一次离国出走了，先在德国，后来长住意大利，这一去又是10年。如果高尔基在国外继续坚持他的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的立场，仍不失为一幕壮丽的悲剧。

　　回国之路：1928年以前的高尔基

　　列宁去世后的1924年，高尔基还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不回俄国，我觉得我在俄国扮演了四面树敌的角色”。

　　但实际上，高尔基回国定居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因为与1906年第一次在意大利定居不同的是，那时他手握巨额捐款，是反对派俄侨竞相讨好的“金主”，现在他却处在情绪对立的侨民包围之中。意大利的白俄并不因为他在革命后“不合时宜”而视他为同类，而仍然把他看成可恶的“革命海燕”。更重要的是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高尔基所处的政治环境恶化，他处在被监视中，高尔基在意大利的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1925年9月高尔基给墨索里尼发去电报强烈“要求制止这种奸细行为”，否则他就离开意大利。

　　高尔基从来没有打算在意大利扎根久居，也没有在那里安家置产，而且不懂外语的他始终没有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圈。从不断接到的俄国的来信和报纸中，年老的高尔基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客居他国所有的孤独痛楚只有他自己知道。当时他是怀着沉重痛苦的心情离开俄国的，而现在看到苏俄不但生存下来，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他心里在为自己当时的情绪化懊悔。高尔基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苏联“进入了新生的时代”，“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从旁观的角度可以进行比较，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惊人毅力令我叹服”，“我相信他们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点的”。“你从苏联能更清楚看到德国、奥地利的一系列事件的黑暗和虚伪性。”

　　此时他开始从自己原来“不合时宜”的立场上退下来了，一改过去谴责布尔什维克独断专横的做法，开始多次强调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处在四面受敌当中，以舵手为中心的团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他在充分肯定苏联的伟大成就时，还给自己留了一个小尾巴：他仍然不太坚决地强调，我不能在“迫害文化人的事件中与他们妥协”。国内的文化团体一直就呼吁他返回祖国，但是他知道以他当年为抗议新政权“滥施暴力”的态度，没有最高当局的首肯，任何个人与团体的邀请都是无用的。而此时的苏联也没有忘记高尔基，甚至可以说，高尔基的一举一动都在斯大林的掌控下，对他想回国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台阶下来的心理动向也是摸得一清二楚。

　　而这时作家本人可能还不知道，苏联国内围绕高尔基回国正在展开一场权力斗争的较量。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苏共党内度过了一段集体领导的“政治空白期”，随后斯大林相继与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联盟反对派和布(哈林)李(科夫)右翼反对派展开党内斗争。因为高尔基与列宁的私交甚笃，以及他出国这10年比较超脱的政治立场，党内斗争的双方都在争取获得高尔基的支持。加之高尔基在苏联孤立期间的特殊的政治态度使他在国际上有巨大的影响力，以及他个人与世界文学界的广泛联系，有着很大的活动能量和“软实力”，以至于连斯大林都承认自己无法估量到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更何况当时在斯大林根基不稳、党内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非常需要列宁的“挚友”来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列宁与伟大作家的“友谊”会自然延伸到斯大林身上。

　　另外，高尔基在伦敦存放有大批档案，党内的人物都不知道高尔基手中的这些“秘密武器”会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所以此时的高尔基已经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作为党内斗争重要资源成为各派相竞争夺的对象。斯大林更清楚，高尔基是政治资本，于是高尔基高调回国变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

　　首先，苏联方面向高尔基伸出了橄榄枝，由斯大林选定的新闻出版局局长、高尔基的旧友哈拉托夫先期做了一些铺垫工作。1927年10月27日《消息报》以“向高尔基致敬”为题纪念高尔基创作活动35周年，并宣布成立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35周年和诞辰60周年组委会。原来初步拟定组委会名单只是些文化名人，后来逐渐升级到除了斯大林外的全部党内高层出场。

　　到1928年，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36周年的纪念日在并不“逢5逢10”的情况下更被拔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高度。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组织一连串的电报和信件从俄罗斯发往意大利，各界民众在这些电文中抒发了对“革命海燕”的思念之情。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的那些愤怒的谴责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苏联国内反而滑稽地把高尔基变成了“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表彰马克西姆·高尔基“与反对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斗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同年苏联人民教育委员会、全苏共青团、全苏职业协会、政治教育委员会五大部委联合起来发布关于举办纪念活动的专门决议，全国各地展开了隆重的筹备活动。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各行业组织发出号召，要求所有下属单位积极投入筹备举办高尔基的纪念活动。莫斯科市委发表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提出普及高尔基作品的重要意义。几乎所有的省都成立了“高尔基纪念委员会”。

　　对高尔基纪念活动的规格之不同寻常，评价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一般的人都看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很多人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即便是列宁的“真正战友”如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也没有被捧到如此尊贵的地步，更何况是列宁的“党外朋友”，一个作家为什么会享受那么高的荣誉。如果是因为他对俄罗斯文化的贡献，那么1928年同样是托尔斯泰诞辰100年周年纪念日，把这两个经典作家纪念活动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与高尔基相比，托尔斯泰简直算得了什么?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国内战争时期高尔基的言论，“拉普”的人就从来没有把高尔基列为无产阶级作家，一再提到他1917-1918年的言行。他们扬言说，高尔基是不折不扣的“随机应变、乔装打扮的敌人”。执政当局夸大其词的赞扬，无以复加的吹捧，以此来提高高尔基的声誉是别有用心的。西伯利亚的文学组织“现代”小组也反对美化高尔基，他们一再从“左”的方面揭高尔基的短，把他在十月革命期间与布尔什维克的冲突拿出来晒一晒，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高尔基扮演过十月革命的反对者的角色。

　　但这些不同声音对已经登上权力顶峰的斯大林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一出手就摆平了。苏共中央针对“西伯利亚文艺组织反对高尔基的问题”做出决议。决议中说，“西伯利亚部分文学家的这种行为……从根本上与工人阶级对伟大革命作家高尔基同志的态度背道而驰。”对高尔基的攻击被认定是“胡作非为”，应予以组织处理：给西伯利亚文学派以警告处分，解除杂志总编辑的职务。这种以政权强制力量出面以维护高尔基声誉的做法，在苏联的历史上开创了三个第一：第一次为维护一个作家而给一个群众组织处分;第一次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介入文学家之间的争论;第一次以处理国内文化团体来上纲上线地偏袒流亡在海外的作家——这大概也是整个苏联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了。更有甚者，当时的《莫斯科晚报》还立即发表文章说，“对我们最伟大的作家高尔基的伤害仅仅是帝国主义对苏联发动凶恶阴险攻击的一部分”!

　　于是高尔基回国之路异乎寻常地畅通，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

　　“文豪”崛起：斯大林与高尔基的“主仆”关系

　　不知高尔基本人是否陶醉在盛大的欢迎场面中忘乎所以，西方报刊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认为苏联方面动用全国之力迎接一位作家“回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高尔基只不过是苏共党内斗争的双方都想利用的“棋子”。作家支持党内的哪一派有利于加重该派的政治砝码。有的报纸还以《寄希望于高尔基》为醒目的标题发表文章，文章说，“在苏联各方面都一片悲观的情况下，高尔基回国演变成具有政治色彩的重大事件，各派指望利用高尔基招牌和声望加强自己的影响”。而反对派也寄希望于利用高尔基的知名度获得支持。

　　聪明的或者说是“糊涂的”高尔基没有像他在十月革命后发表言论那样“口无遮拦”，一直保持着政治立场上小心翼翼的中立态度。毫无疑问，在与这些以前的朋友的关系上，高尔基与斯大林走得更近。从1928年5月高尔基第一次从意大利回国，到1933年他再也无法离开俄国，大约每年的5月份高尔基都要到国内住到10月。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造了一座宫殿般的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距离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的别墅附近。斯大林常常到高尔基这位邻居家去，高尔基也成为唯一可以随便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非常清楚，与沙俄时期知识分子拒绝成为任何意识形态工具的状况不同，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他与斯大林之间是“主人和臣仆”的关系，回国的这一切优惠条件都是蒙“主人”赏赐的。在高尔基的日记里和信件里私下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会有“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字样。作为一个作家能向“主人”表达的回报只能是语言和文字。而斯大林深知高尔基这个人历来缺乏定数，他性格当中有很容易“被人利用的”的弱点，他说：“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应当用粗绳索把他拴在党的身上”，我们要用荣誉把他拴住，让他高兴，让他知道，如不听话就会失去很多东西，高尔基只要上了这个套，我们就要加以利用。只要高尔基踏上回国之路，就不怕他不听使唤。

　　1929年12月，《真理报》发表纪念斯大林50周岁专刊，对斯大林的颂扬在当时来看虽然达到一个高峰，但是还是无法与高尔基后来的谄媚相比。在苏共中央的贺词中，斯大林充其量被称为“最卓越的列宁主义者”。而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对高尔基的政论文章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谄媚的用词造句越来越明显：最初在1931年提到斯大林时，只不过是一种事实叙述，比如“斯大林同志说……”，以后就开始出现赞扬的定语，1932年：“列宁的忠实、坚定的学生”，“我们的领袖”，到1933年：“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1934年达到“应当坚定不移地理解和记住，列宁的党的革命工作是多么伟大，今天这个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将更加伟大和充满智慧。”“斯大林在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增长得越来越快”。“第二个列宁”桂冠也是高尔基给斯大林戴上的，他说，“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伊里奇的人”。

　　斯大林承认这些话他听起来十分受用，对高尔基的“赞扬”无论怎样“都不能做到无动于衷”。后来在1935年10月季诺维耶夫第一次把马、恩、列、斯四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从此产生了“四大导师”的提法。所以说高尔基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一点也不过分。接下来斯大林还要从高尔基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可以说从高尔基参加了斯大林的政治游戏开始，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高尔基开始通过自己的文学才华“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用别人的鲜血为自己谋到一个距离斯大林不远的位置”。高尔基的这一次“转变”比他此前的任何一次价值观“摆动”幅度都要大得不可想象，过去那个在强权面前的“不合时宜者”、社会良知的晴雨表已经彻底湮灭，他那传统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也被彻底颠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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