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日期:2023-10-12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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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形形色色农民起义中,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虽不如宋江、绿林军起义等名气大,但却“个性十足”,那么它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呢?

  首先,它是第一个爆发在封建王朝建立初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当时的北宋王朝建国才三十三年,正处于上升时期,与以前起义多发生在王朝末年有所不同。

  第二,它首次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这表明中国古代的农民阶级,从初期反对人身奴役,发展到后期的反对财产不均了,这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关于它的爆发原因,许多人归之于“茶祸”。那么什么是“茶祸”?而小小茶叶为何能成为祸害呢?

  那我们首先从“茶叶”谈起。

  一、王小波李顺起义:石破天惊的“茶祸”

  1.小茶叶的大用处

  茶在当今社会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众饮料了,而即便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饮茶之风也相当普遍。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以饮茶为常事。如王安石《议茶论》中所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茶作为一种保健饮料,深受大众的喜爱。然而,茶不仅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须品,更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

  当时的中国,在中原有汉人建立的北宋政权,在北边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在西边有以李继迁为首的党项族割据势力。少数民族与汉人在边境上互市,汉人从他们手中购得羊、马、骆驼等,而他们则从汉人手中换取瓷器、香药、茶叶等。而茶叶最为重要。

  游牧民族所生活的北方气候干旱,不适于农耕,但却适于放牧,所以游牧民族以肉为主食。但总吃肉不吃新鲜蔬菜,总归是容易“消化不良”,所以他们通过饮茶来消化食肉产生的过多的油脂,保持健康。而北方不产茶叶,要获得茶叶只能和南边的宋人交换,茶叶因而成为了北宋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为政府带来大量的利润。

  因为茶叶在少数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在宋仁宗时,北宋与西夏发生战争,仁宗便下令停止边关贸易。西夏党项族便喝不到大宋的茶,被逼无奈,只得与北宋议和。当代国家博弈常见的“经济制裁”,中国人早就在一千多年前就学会运用茶叶来进行制裁了,并且效果要更加明显。

  所以茶叶不仅是重要的商品,更是国家对外重要的战略物资。那么,这么好的茶叶为什么会成为祸患呢?

  2.由“茶利”转向“茶祸”

  北宋政府为攫取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施行“榷茶”政策,设立“博买务”,相当于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对茶叶施行专卖。起义军领袖王小波的家乡永康军青城县是著名茶叶产区,茶农以采茶、制茶为生,茶商以运茶、贩茶为业。而“博买务”强行收购茶叶,垄断茶叶买卖,加上官员趁机压低茶叶收购价格,使茶农、茶商面临破产和失业的困境。

  王小波、李顺即为茶户或茶贩(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王小波自称“我土锅村民也”,“土锅”或为制茶所用的锅具),因破产失业最后被逼上揭竿而起的道路,造成了席卷整个蜀地的王小波李顺叛乱。

  因此,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弟弟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中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施行茶叶专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认为王小波、李顺叛乱是因为“茶祸”,即政府的专卖政策是导致叛乱的根源。

  可小小茶叶真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吗?

  二、王小波李顺起义:人祸甚于茶祸。

  1.历史积怨:我早和你有仇了

  唐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即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五个政权,而在其他地区就陆续出现了十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在蜀地先后建立了前蜀和后蜀。宋太祖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后,就开始了统一战争。在灭掉荆南、湖南后,太祖将统一的矛头对准了孟昶治理下的后蜀。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军北、东两路并进,势如破竹。孟昶于次年正月十九日降宋,后蜀灭亡。宋灭蜀之役仅仅用了两个月便告捷,时间十分之快。正如孟昶之妻花蕊夫人所言“十四万人齐解甲”,可见此次灭蜀受到的抵抗很微弱。

  然而短短一个多月后便爆发了后蜀旧将全师雄的叛乱,叛军顽强抵抗了两年才被最终平定。为何蜀地会骤降骤叛,而灭蜀为何只用两月,可平叛竟用两年之久?

  五代时,军队凡占领一城,将士们必例行抢劫,称为“夯市”。虽然太祖陈桥兵变时“兵不血刃,市不易肆”,但这种风气并没有得到彻底整治。灭蜀之后,北军主帅王全斌、都监王仁赡、副帅崔彦进等,“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敲诈勒索蜀地官吏。太祖更命令蜀地官员和军队进京,不让他们有机会叛乱。然而北宋军队面对被征服国的官员,向来自傲,即使原蜀国官员留任原职,也要受尽他们的白眼。而官兵便无一不被视为降将、降兵,与宋军毫无平等地位可言,备受歧视,连每人十贯的治装费也被无理克扣,王全斌等还“纵部曲侵扰之”,抢劫蜀军财物。蜀军将士深感屈辱而“愤怒,人人思乱”,一场风暴正在平静下悄悄积蓄着力量。

  乾德三年二月间,后蜀将士赴京到达绵州(今四川绵阳),发现守城的入川宋军仅百余人,其余都是降宋的蜀军,正所谓“同仇敌忾”,于是便抢夺军火库武器叛乱。叛军又拥立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为主帅,得到蜀地百姓的大力响应,迅速席卷了西蜀地区。

  据《宋朝事实类苑》卷1记载,宋“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是其基本国策,并无例外。故太祖灭后蜀后,将蜀中府库财货,以四十兵为一纲,水陆兼运,十余年间悉归中央内库。宋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尽管全师雄叛乱被平息,但蜀地百姓对北宋统治者几乎没有好感。即便是三十余年后,北宋仍然以征服者自居,蜀地百姓所受的压迫有过之而不及。

  2.征服者的姿态:忍无可忍

  前面说过北宋将后蜀官员一股脑“强制搬迁”到了中原,而重新派遣了北宋自己的官员治理蜀地。他们大多以征服者自居,把蜀地百姓当作被征服者,完全不以蜀地百姓为民,极尽剥削之能事,不仅“增益赋调”,并且巧立名目,随意加收杂税,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北宋统治阶级与蜀地百姓的矛盾可谓空前激化。

  还有就是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宋初对土地兼并采取近乎“放纵”的态度,以提高士人的待遇和充当对解除兵权的武将的补偿,以致于官僚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而当时主客户之比在某些地区竟高达二八、一九。而宋太宗仅是“览而嘉之”,没有果断采取具体的措施应对这一问题,可以说是相当的错误

  此时的蜀地,由于土地兼并、全面禁榷政策(在茶的专卖之外增加盐、布帛的专卖)而导致大量失业者,而繁重的赋税、官僚的压迫和剥削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和怨恨。四川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粒小火星便会爆炸,爆发巨大的能量,产生巨大的威力。而宋太宗此时错误的对策,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错误的对策:没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右谏议大夫许骧曾担任成都知州,深知蜀地此时的危急形势。他上疏请求宋太宗派遣忠厚长者治蜀,以期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太宗嘉纳之”,却最终派吴元载治蜀。吴元载治蜀苛刻,轻罪重罚;又不顾蜀地百姓爱玩乐的风俗,禁止百姓娱乐;又加上长期干旱,百姓流离失所,与之前的种种矛盾积聚在一起,起义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此时只需要一个“陈胜”第二,便可以点燃蜀地的火药桶。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南)人王小波因贩茶破产而聚集百余人起事。王小波宣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四川百姓云集响应,一年之内,聚合十万部众,速成燎原之势。王小波虽然在战争中牺牲,但他的妻弟李顺继续领导起义军,攻占成都,尽占西蜀之地;宣称自己是后蜀国主孟昶的遗腹子,把自己的名字“李顺”改成“孟顺”,以争取蜀地百姓的支持。并临朝建制,分封百官,自称“大蜀王”。这场起义,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破坏力之大让宋太宗耗费两年心血才基本平定,而余部则在四年之后才最终平定。

  所以,综上所述,王小波、李顺的叛乱,人祸甚于茶祸,所谓榷茶政策只是引发此次叛乱的原因之一,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的社会矛盾的积累。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常年累月的各种因素的叠加整合而成的,而这一过程并非不可察觉,它一定会以某种形式被人们所发现,如前面所说的李觉上疏便是他注意到了土地兼并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察觉到了却不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只能如杜牧所说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对当代中国应当还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