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君臣之礼是怎么样的电视中的“三跪九叩”真实吗

　　古代的君臣之礼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小编告诉你。

　　现在，若问荧屏上最火的影视剧类型，我想莫过于是“古装剧”，而在这古装剧中又尤以“清宫剧”最为火爆。那么喜欢看“清宫剧”的小伙伴们，绝对会经常看到这么一个场景:皇帝上朝时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然后底下一大群文武百官跪在皇帝的脚下行三叩九拜大礼，然后口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皇帝说“众爱卿平身”，百官们才会站起来。之后官员要奏事的时候，也都会先说“皇上，奴才有本奏”，然后才能奏事。

　　从这个场景看，很多人肯定会认为百官在皇帝的面前好卑贱，真的是“君贵而臣贱”，他们表现的那样的唯唯诺诺的，真的好似一个“奴才”。但是你们知道吗?并非是每个时期的臣子都如同清朝那般的唯唯诺诺，地位也并没有那样的卑贱，事实上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看到的文武百官对皇帝行三叩九拜大礼，其实只是出现在元明清时期，在元之前，君主虽也是高高在上，臣子也始终是臣子，但两者的地位远没有明清时那样的悬殊，那时的君主始终都对臣子保持着一种尊敬。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盛誉，史学家钱穆先生就曾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中国自仓颉创造出文字开始，守“礼仪”，知“礼仪”就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所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弟子规》曾言“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就是说出门的第一件事就要穿衣端正、整齐，自冠巾、衣服、鞋袜都要收拾妥当，整齐干净，而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古人认为穿戴也是一种礼仪，是自重与对他人一个的尊重。

　　而《左传》也曾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礼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立民人”的依据，《荀子.修身》亦言:“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礼仪”在中国的重要性，它关乎着一个国家稳定与否，也关乎着社会安定与否，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始终恪守着“礼”。

　　因此中国自古就有“尚礼”的传统，“礼仪”无处不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他们每个阶级都在遵循着自己应该遵循的那个“礼仪制度”。而在这些阶级当中，尤以王公贵族阶级所要遵循的礼仪制度最为严格，这个阶级中所要遵循的礼仪处处体现着等级森严、不可僭越的尊卑贵贱之分，其中“君臣礼仪”就尤为突出。

　　“君臣礼仪”就是君主与臣子之间所要遵循的一种礼制，正如开头所说，古代的“君臣礼仪”并非一开始就如同现在我们在影视剧所看到的那般，是“君贵臣贱”的，其实最开始君和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平等的，直到明清那个集封建制度于大成的时代，才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般“尊君卑臣”的局面。

　　先秦时期，“君臣之礼”是相互的，臣要向君行礼，君也要适当的还礼，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平等，他们并不是“奴仆”关系，而是相互对等的关系。

　　首先要知道，古时的“君臣之礼”主要分为举止性礼节(站立礼和跪拜礼)和称谓礼节。

　　先秦时期的举止性礼节，可不只是如明清那样只是臣子向君主施礼，而君主无需向臣子施礼的礼节，那个时候君主也是要向臣子施礼的。

　　在“站立礼”中，君主向诸侯所施行的礼就是“揖礼”。据《周礼》所载:“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就是周王在召见诸侯时，向异姓诸侯要施以“土揖”(行礼时，身体肃立，双手合抱，左手在上，手心向内，俯身约30度，推手稍向下，然后缓缓起身，恢复立容)，向有姻亲关系的诸侯要施以“时揖”(行礼时，身体肃立，双手抱拳，左手在上，手心向下，从胸前向外平推，俯身约30度，起身，同时自然垂手或袖手)，向同姓诸侯要施以“天揖”(行礼时，身体肃立，双手合抱，左手在上，手心向内;俯身推手时，双手缓缓高举齐额(略高过眉心)，俯身约60度，起身时，恢复立容)。

　　而对于本国的臣子，据《周礼.夏官》所载，周王在面见臣子时要“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就是在上朝时，百官还没有就位时，周王要向臣下行“揖礼”来定班次，对孤、卿要行“特揖”(一个一个地作揖);对大夫要行“旅揖”(根据等级来分别作揖);对士要行“旁三揖”(对所有的士一次揖三下)。

　　此后在完成对孤、卿、士的“揖礼”后，周王还需要对身后两旁门的左右门中的侍从之故士、虎士、太仆辈们行“揖礼”，只有这样在完成这些“揖礼”后，臣子再一起对周王行“揖礼”，然后才能开始上朝议事。

　　也就是说，当时周王上一次朝，就得对所有的臣子行“揖礼”，无论是孤、卿、大夫、士，还是最低级的故士、虎士、太仆，周王都需要行“揖礼”。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君王绝对是上朝时最忙的一个人，他绝对做不到如同明清皇帝那般只需要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然后接受百官朝拜这样轻松的事情。

　　再是“跪拜礼”。众所周知先秦时期都是席地而坐的，是没有椅子可坐的，因此当时就形成了很多跪拜时所用到的礼节，包括稽首、顿首、空首等。而在先秦时期，君主是有向臣子行“跪拜礼”的礼节的，《礼记.曲礼下》载:“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士见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则答拜之”，就是说君主对从别国而来的大夫要行“跪拜礼”，这样以示尊重，同时对本国刚刚被拜为大夫的也要行“跪拜礼”，以此来表现对他出仕于自己国家的感谢与拜托。

　　如秦国昭王时期，秦昭王为请范睢出仕于秦国，就对他行“跪拜礼”以示诚心，而后范睢答应昭王的请求，昭王为感谢，就又再行了一个“跪拜礼”(《战国策.秦策三》载:"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

　　同时在臣子对君主行“跪拜礼”时，君主也要以“空首”来还礼。《周礼》载:“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就是在臣子对自己行跪拜礼后，君主就要以“空首”来还礼。所谓的“空首”就是空手之礼，《周礼》言:“头不至于地为空手”，行礼时，君主屈膝跪地，拱手于胸前，与心相平，然后举手到地，接着俯头至手，完成后即可，也就是只需行一跪(《仪礼.士相见礼》载:“始见于君执挚，至下，容弥蹙。庶人见于君，不为容，进退走。士大夫则奠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此外，先秦时期，有些时候，君主对于特别重视的臣子还会以更为隆重的“稽首礼”来进行还礼，“稽首礼”是九拜中最为隆重的一个“跪拜礼”，常为臣子拜见君父时所用，它需要跪拜者跪下并拱手至地，头也至地，因此极为隆重。商时，太甲子至就以“稽首礼”跪拜伊尹;周时，成王姬诵就以“稽首礼”跪拜周公(《尚书》载:“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

　　再是称谓之礼。“君前臣名”是先秦时期君臣称谓之礼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臣子在皇帝面前自称必须用本名，同时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臣子时也必须称其本名。

　　当然以上只是臣子对君主而言，对君主来说则是“国君不名卿老”的礼节，先秦时对于卿、大夫这样的高官是不会直呼其名的，而是用一些敬语来称呼，如周武王时期，周武王就不叫姜尚的名字，而是称其为“尚父”。

　　此外，先秦时期君臣礼仪除了跪拜礼、站立礼、称谓之礼外，还有着其他的一些礼节。如“降阶”，就是君主下台阶或行礼来迎接臣子，《周礼》载:“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立，公降阶揖之”;“离席”，就是君主离开席位，然后向臣子施以揖礼或拜礼;“抚席”，就是君主抚一下席子，然后请臣子就坐。

　　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君臣是平等的，臣子要向君主行礼，君主亦要向臣子行礼，臣要还礼，君亦要还礼。

　　也正是因为先秦时，君主对臣子有着诸多礼敬的礼节，因此后世臣子对于先秦君王的行为可谓是敬佩有加，而且对那时的臣子也是羡慕不已，如清末康有为就在《拟免跪拜诏》中流露出了一股羡慕之情，其言:“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士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

　　当然到了秦朝，随着始皇帝创“皇帝”称号，并建立起了一套为皇帝一人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的地位开始超越臣子的地位，“君贵臣贱”的局面开始显现。此时因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有着尊臣卑己的嫌疑，所以为始皇帝所不容，因此天子礼敬臣子的礼节越来越少，也因如此，一些突显出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的君臣礼仪也就越来越多。

　　秦汉时，皇帝无需再如同先秦君王那般，需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官吏行“揖礼”、“跪拜礼”等礼节，而只需向三公、帝师及“三老五更”这些极个别的大臣行礼。汉时，如在进行元旦朝贺时，三公礼贺完成后，皇帝需起立并对其行礼，再如册封王、列侯时，王、列侯向皇帝拜谢时，皇帝也要起立再还礼。

　　此外，秦汉还延续着先秦一个礼敬大臣的传统，那就是“坐而论道”之礼，就是皇帝与百官在朝堂上商议政务时，一起坐着商议，而直到唐、五代时，依然是“大臣见君，列坐殿上”。

　　同时宋之前，对于一些功劳特别卓著的臣子，皇帝还会赐予“入朝不趋”(上朝时，不用像一般的臣子那样快步趋行上殿，而是可以漫步而行)、“剑履上殿”(上朝时，不用像一般臣子上朝需要去佩剑、脱履，而是可以着履、带剑上殿)的特权。

　　在称谓上，宋之前虽没有完全遵循先秦那样“国君不名卿老”，但对于一些重臣，君主依旧不会直呼名字，而是大多用字来称呼，正所谓“盖因天子常称臣子之字故尔”，如刘邦称张良就称“子房”，景帝称窦婴就称“王孙”，太宗称高士廉就称“高俭”。

　　因此，可以说在五代前，君主直呼一些地位颇高的官员的名字是很失礼的行为，官员亦会十分不悦。如梁武帝时期，宰相蔡樽因梁武帝直呼他的姓名，就脸色不悦的说道“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南史.蔡廓传》)，而此时武帝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帝有惭色”。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确是有皇帝不能直呼高级官员本名的习俗，而对于宰相一级的官员，他更是可以对皇帝直呼他的姓名，向皇帝当面表示不满。

　　因此，我们亦可以看出宋之前的官员地位还是较高的，君主依然是礼遇百官的。

　　此外，在称谓上，宋之前皇帝也会给予一些臣子“赞拜不名”的权力，就是臣子朝拜帝王时，赞礼官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如三国时曹操就被赐予了“赞拜不名”的权力，“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总的说，秦到五代的君臣礼仪虽然已经有了“君贵臣贱”的区别，但是并没有明清那般严重，此时对于一些高级官员，君主依然还是会礼敬，在称谓上，也依然是秉持着“国君不名卿老”的礼节，不会直呼他姓名，而是或以官职，或以字来称呼。

　　此外，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臣子，五代之前的君主还会赐予“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特权，以此来显示特别的礼敬。

　　但是到了宋后，君臣礼仪就开始了有着明显的尊卑之分，正如康有为曾言:“汉制，皇帝为丞相起(立);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群臣)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拟免跪拜诏》)，此时宋朝的官员不再像五代前那样是皇帝与臣子共坐议政，而是变成了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子站在下面共同议政的形式，可以说此时君臣之间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高下之分。

　　同时在对待臣子上，宋也不再像秦汉那般礼敬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对待“三老五更”上。

　　汉时，皇帝在对“三老五更”表现敬意时，不仅要跪拜，还要亲自割牲、执酱、执爵来侍奉，如班固所言，当时的皇帝是需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来侍奉他们，就是以父兄之礼来礼尊，想想看这是何等的尊崇。

　　可是到了宋朝，宋朝的皇帝就不再这么做了，首先宋皇不再亲自出迎三老、五更，而是由太常寺博士去迎接，而后宋皇不再向三老、五更主动施礼，而是由他们先向皇帝行“揖礼”，然后宋皇只需站起即可，之后宋皇也不再亲自为三老割肉、执酱、执爵，而是有尚食官来负责，最后三老、五更离开时，宋皇也不再起身送行。

　　从宋对“三老五更”的态度上，可见此时臣子的地位显然已经远远比不上五代前了，“君贵臣贱”已成注定之事。

　　到了元时，官员的地位就更低了，此时的君臣礼仪完全就是“君为贵，臣为贱”。

　　“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元史.礼乐志》)，这个时候臣子连站立的资格都没有，此时臣子奏事需要跪着，之后完成奏事要俯伏行礼，然后才能起来站到原来的位置上，显然这个时候臣子越来越像皇帝的“奴仆”，而非一起治理天下的“同袍”。

　　明时，明也延续元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即起”(《大明会典》)，此时所有官员只要向皇帝奏事都需要先跪再奏，奏完后，皇帝说起来才可以起来，且皇帝下诏时百官也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时也要跪着接，然后还要行五拜叩头大礼。总之在明朝，不管官员干嘛，只要是看到皇帝，或者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诏令亦或物品，他们都得需跪着。

　　自此到了明时，皇帝不但不再对臣子行礼敬之事，反而是到了非礼对待的地步。此时明朝最突出的“非礼对待”事件就是“廷杖”，《明史》曾言“廷杖之刑.....公卿之辱，前此未有”，想想看把一个臣子的裤子扒光，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打屁股，这对于士大夫们来说是何等的耻辱，而且明时的“廷杖”是不分对象，不问原因，只要皇帝想打就能打，哪怕你是宰辅，哪怕你是老臣，都的趴着，然后被扒光打屁股，可见此时臣子的身份地位已是十分低下。

　　到了清时，“君贵臣贱”更是被演化到了极致。与明不同的是，明代只有奏事时才行跪礼，而其余没有奏事的官员是无需行跪礼的。可到了清朝，如御门听政时，只要哪班有官员奏事，这班所有的官员都要一起跪下，哪怕是宰辅之职亦是如此。再如便殿召对时，也是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的脚下，然后聆听皇帝的吩咐。

　　可以说清时，无论是什么品级的官员，无论是多么年老的官员，他们都得无理由的跪着。

　　而曾经的“大臣见君，列坐殿上”在清朝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此时皇帝最多就是为一些年老的大臣加个跪垫，这样让他们跪着舒服点。而就是这点赏赐，百官都视为是很大的恩宠，为此是感激涕零。从中我们亦可看出来，清时臣子的地位已是完全如同“奴才”般，毫无地位可言。

　　同时清时，在称谓上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明时，对于首辅这样的重臣，明皇还会时常以“先生”来称呼，可到了清朝，无论品级多高，地位多高，皇帝始终都是或直呼其名，或称“尔”，或称“汝”，总之就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于臣子丝毫就没有礼敬之心。

　　此外，清时，臣子对皇帝的自称也不再是以本名自称，而是自称“奴才”亦或“微臣”。

　　可以说，在称谓上，从君主尊臣下为“尚父”，到称字而不称名，再到直呼其名，再到用“尔”或“汝”来代称;从臣子拒绝君主直呼其名，再到自称奴才，这些变化无一例外不再是向世人说明着君臣礼仪的变迁，臣子地位的跌落。而随着从“臣”到“奴才”的转变，臣子地位的变化已是显而易见，那就是越来越卑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