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升作为朱元璋手下的功勋之臣 明朝建立后为何马上归隐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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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西进巴蜀”的隆中对策，为刘备三分天下有其一指明了战略方向。而在元末群雄逐鹿之际，朱元璋最后能打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帝国，同样得益于一位谋臣的运筹帷幄之功，这位谋臣所献呈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成为朱元璋削平群雄、创业建国的战略方针，并由此得到朱元璋的恩遇。他就是明初重臣、一代名儒朱升。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之臣，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新朝建立带来的荣华富贵，在明朝开国后的第二年，便急匆匆地坚辞请退，归隐山林。朱升的退隐是看破功名利禄的淡泊之举，还是认清现实政治之后的无奈选择?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隐情?我们还是从朱元璋和朱升的君臣遇合说起吧。

　　朱元璋剧照

　　首陈三策

　　朱升(1299-1370)，字允升 ，号枫林，徽州(今安徽黄山市)休宁人。他自幼聪敏过人，学习刻苦，先后师从陈栎、黄楚望等名家。他在元朝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岁月。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原先他的仕途并不通坦，而他自己也不乐于仕进。朱升在四十六岁时, 才登乡贡进士，后四年即五十岁, 授池州路学正，五十二岁“始之官”。管理学田有方,“讲授以身示法，南北学者云集”。他任职三年，“秩满南归 ”, 从此, 便“僻在穷山”, “闭户著述不辍”。

　　朱升在元朝不乐于仕进，与他的政治态度有关。他不满蒙古贵族的统治，曾说：“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

　　朱元璋起事后，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听大将邓愈说，这里有个隐士朱升，是个有学问、有影响的人。出于思贤的缘故，朱元璋便效法三国时刘备亲顾茅庐做法，亲临朱升住所，恳望朱升出山辅佐他打天下。 就是在这次会面中，朱升向朱元璋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他的著名三策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所谓“高筑墙”，就是攻城略地之后，必须稳固防守，建立根据地。所谓“广积粮”，就是在根据地筹集粮食等战略物资，从长计议。所谓“缓称王”，就是在与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的较量中，胜负未定之前，千万不可自封为王，以免成为众矢之的。

　　朱元璋对朱升的建议非常敬服，留他在军中当军师。此后朱升便参预军政要务，制礼作乐，完善其政权，辅佐朱元璋建立帝王之业，“誓效智力以谋国，竭耿耿之丹衷”，确实功勋煊赫，恩宠仅次于李善长、刘基，其他文臣无法与之比肩。连刘基、叶琛、章溢等浙东名儒都是在朱升的推荐下，被朱元璋罗致麾下的。

　　朱升甚至还亲手救过朱元璋的命。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月, 朱元璋亲率二十万大军，增援已被陈友谅军包围八十五天的洪都守将朱文正，双方在鄱阳湖激战三十六天。水战后期，朱元璋唯恐陈友谅逃走，冒着生命危险, 在雨点般的流矢中亲“坐胡床指挥”。朱升见了，连忙将元璋“捧进船舱，而贼发流矢，已中胡床板矣!”如果不是朱升及时将元璋推进船舱，他很可能一命呜呼。

　　清代史家评论朱升说: “升于明兴之初， 参赞帷幄, 兼知制浩， 一切典制，多出其手，与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

　　朱元璋在写给朱升的《免朝谒手诏》中，列举了他在开国大业中的贡献：“尔察历数，观天文，择主就聘，首陈三策，朕实嘉行。新安款降，不俟兵刃，四方之士，杖策而来，皆卿齿德俱尊倡之也。”

　　请老归山

　　然而，就是这位曾经怀着“机会到时须勇进，天边莫待羽书催”的心情急于前往金陵谒见朱元璋的朱升，在朱元璋称帝伊始，却有挂冠归里之念。

　　洪武元年(1368)五月，朱升在忙完登基大典之后, 即“告归省丘墓”。到了洪武二年(1369)三月，朱升便正式“请老归山”, 朱元璋欲“赐以爵土，(升)固辞不受”，只是老泪纵横地向朱元璋陈诉自己的一桩心事:“臣一子名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 ”。 就是说，朱升不希望自己儿子做官，免得他日不得老死家乡。

　　朱元璋听了很不高兴，说：“这是什么话呢!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虑及此乎? ”朱升坦白地回答：“并非臣的顾虑，但愿陛下哀怜老臣，免臣的儿子死罪，赐以完躯，就是万幸。”说罢，“涕数行下”。

　　朱元璋最后也被朱升感动了，“因与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驰驿送归”。朱升在归里的次年，亦即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寂寞逝去，享年七十二岁。朱升好歹寿终正寝，但他的儿子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后来，朱同在礼部侍郎任上被卷入“胡惟庸党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保身之举

　　朱升此时已年逾七十，提出辞官归里，本不足为怪，也符合古代文宫致仕制度。但考虑到明初人才匮乏的现实，加上朱升过往的功绩和所受到的恩宠，朱升的归乡之举仍然在群臣中激起很大反响。

　　或许我们可以从时人祝贺朱升归隐的诗句中推测其中的原因。这首诗写到：“掀天事业乾坤内，开国功勋宇宙间。明哲保身归隐后，翰林声价胜侯王。”

　　朱升的归隐并不是因为无心爵禄，功成勇退，而是完全出于政治的考量——明哲保身的自谋策略，是一种无奈之举。

　　昔日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便立即“挂冠”泛舟五湖，他对越王勾践的看法是“共患难易，共富贵难 ”。张良在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便飘然远行。古有明鉴，长期在朱元璋身边朝夕相处的朱升应该对此人猜忌刻薄的秉性有着透彻的了解。而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几件事更坚定了他辞官归隐的决心。

　　吴元年(1367) 七月，时称吴王的朱元璋，令朱升率领宫廷乐队入见，“设雅乐阅视”。元璋亲自击石磐，命朱升识五音。朱升 “误以宫音为徵音”，元璋很恼火，指责说“卿何以宫音为徵耶?”围绕音律问题，两人之间还来了一场争论。这件事，不能不在朱升的心中投下阴影：听错一音，竟招来朱元璋的龙颜大怒，如果犯了其他过失，后果岂堪设想!

　　另外，许存仁的狱中之死对朱升来说是一次震动。据《明史·许存仁传》记载：许存仁，名元，金华人。朱元璋克金华后，访得存仁，“命傅诸子，擢国子博士。吴元年擢祭酒。存仁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礼义事，至进退人才，无不与论议 ”。正当朱元璋准备登大位之际，存仁告归，于是便以“忤旨”罪，下狱而死。许存仁之死，使得朱升预感到这是朱元璋开始杀戮功臣的先兆。

　　当初追随朱元璋并为之效力，朱升看中的是驱除元虏，“变左衽而为衣冠”的机会到了，认定朱元璋在天下大乱中将成就大业。而他在明朝开国之初，便及时隐退，则是因为觉察到了朱元璋“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安乐”的为人。

　　他的进和退都是形势造成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朱升大概感受到了这一点吧。与后来那些身遭诛戮、夷族灭家的功臣宿将相比，朱升的选择显然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