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何能实现“弃武从文”背后真正原因是什么

日期:2023-10-16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宋朝的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的一个夜晚,在东京汴梁城,赵匡胤召集自己的大将们一起喝酒,席间,宋太祖向大将们表示,自己虽然贵为皇帝、却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诸将忙问其故,赵匡胤说:“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在太祖皇帝的疯狂暗示之下,大将们于次日上书请求罢免禁军职位、解除兵权,被厚赏之后退休回家。虽然这些人日后还有机会随驾出征、担任地方职位,但已经没有了可以左右时局的军事力量了。

  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到此,宋太祖是否就终结掉了五代以来武人权势膨胀的问题呢?

  显然没有。

  如果一次宴席,就能让困扰中国两百多年的疑难杂症解除,让千千万万的武人阶级放下自身利益,甘心做被统治的一员,那皇帝岂不是太好做了?

  实际上,解除亲信大将的兵权,只是宋初“削藩”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在杯酒释兵权的宴会上,赵匡胤说自己宁愿当一名节度使而不是皇帝,便表达了节度使职权已经近似皇帝的事实。这便是宋初面临的武将困境,即武将藩镇权力的过度膨胀。

  从唐朝中期开始,因为战争从边疆延伸到了内地,因此唐玄宗所设立的藩镇也从边疆一路设置到了内地。这些藩镇的节度使们不仅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而且其辖区内如财政、民政、贸易等控制权,均是独立领导,因此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就如同到了一个独立王国土皇帝。彼时中央政权对于藩镇将领的统治,就如同春秋时代周天子对诸侯的统治,极不稳固。

  而藩镇内部,不稳定性依旧存在。

  因为藩镇节度使自身就是武人集团中的一员,因此想要把持住辖区内的行政权,就必须派遣自己的亲信武将去担任行政官员。结果各级行政官员的位置也被武人集团所霸占。这些中下层军官自己在地方上羽翼丰满以后,挑战节度使权威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个时代,就是名副其实的“武人政治时代”,所谓权随兵来。

  况且对于赵匡胤而言,武人的威胁是感同身受的——他自己就是依靠自己的武人集团的支持,从军事首脑变成了国家首脑。无论他自己对于周国政权有多少感情在其中,他的部下于此是无法共享的,一旦以赵匡胤为首的势力做大做强,足以推翻中央势力的时候,这些渴求更进一步富贵的武人们必然极力怂恿、促其成功。尽管赵匡胤完全可以弹压自己的亲信武将,但他无法直接控制围绕这些武将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宋朝也无法长久下去。

  因此,赵匡胤仅仅解除自己亲信的兵权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将改革的屠刀指向地方上的藩镇制度。对此,赵匡胤和他的谋士们的策略是:“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太祖的第一刀,砍向了藩镇头领的权力:在第一批藩镇大将被罢免之后,朝廷立刻授予高官厚禄,并使之居住京师加以控制,终宋一朝,虽然武人的地位和职权较低,但是武人的待遇却极为优厚。同时朝廷会委派在京文官前往原藩镇担任行政长官,这一官职后来便演变成了知州、知府等官职。不仅如此,知州们的任期也被限定在三年,流动的官僚无法形成势力,也就解决了封疆大吏拥兵自重的问题。

  第二刀,是削弱地方中下层军官的权力:正如节度使被知州等官员所取代那样,朝廷也开始在地方委派知县担任地方行政官员,而不再由镇守将校兼任。

  同时,知县的选派也与科举挂钩,由中央统一考核、委派,这就断绝了地方武人垄断选官、任官的权力。同时设置县尉,类似今天的警察部队,来维护地方治安,从而剥夺了基层武将干预县一级行政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县尉也是由中央委派的。

  第三刀,则是瓦解大将的亲信集团,进一步削弱藩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原先的藩镇大将,为了扩充自己的亲信势力,将辖区内的文职工作,如税收、民政等问题委任给了自己的亲信部将,而原本负责这些任务的文官则边缘化。

  宋太祖改革以后,严格禁止大将将辖区内的文官权限交给自己的亲信武将,因此地方文官得以重新执掌行政权力。此路一开,宋朝对于文官的需求量大增,客观上刺激了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而武将从此仅仅掌握训练、带兵的权力,而不得干预州郡的行政事务。

  经过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系列改革,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完备的官僚制度,节度使也从原先的独立诸侯,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虚位荣誉,而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武人政治也就此终结,宋朝也终于进入“文官政治”时代。

  但文官政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却走上了重文抑武的轨道,逐渐成为宋朝的另一个弊病,这想必是宋太祖、宋太宗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