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商鞅是个薄情寡义的人他不刻薄的话，变法就不会成功

　　跟着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商鞅。

　　商鞅确实“薄情寡义”。但严格来说，这个字眼在他这里并不能被视为贬义词，毕竟如果他不刻薄的话，秦国的变法压根就不会成功。

　　为了直观的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将商鞅跟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著名“五羖大夫”做对比。实际上，这个对比，是商鞅本人提出来的。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率领秦军大破魏军，魏惠王被吓破了胆，“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河西之地，是几十年前，魏国的一代雄主魏文侯、传奇兵家吴起，生生从秦国手中夺去的。

　　可想而知，如今这件壮举对秦国意味着什么：彻底推翻了魏国的压制，逐鹿中原的“任督二脉”被彻底打通。

　　秦孝公大喜之下，兑现了当初在求贤令中许下的诺言，将商於之地十五邑封给了公孙鞅，并赐爵“商君”，商鞅之名，由此而来。

　　可以说，经此一战，秦国彻底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商鞅也用实际效果证明了自己变法的正确。对此，他也颇为自负，甚至喜滋滋的问赵良，自己跟五羖大夫相比，谁更牛掰?

　　五羖(gǔ)大夫，即百里奚，是秦穆公时期的名臣。此人年轻时贫穷不堪，后来在小国虞国谋得了大夫的职位，但却在虞国被灭后惨遭晋国俘虏;后来，他又被当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国。对此他深感羞辱，因此愤而外逃，却在楚国境内被抓获。

　　听说百里奚有治国大才的秦穆公得知后，设计用五羖羊皮(五张黑羊皮)赎回了他。接下来双方相谈甚欢，百里奚被委以国政。因此秦人称之为：五羖大夫。

　　百里奚相秦期间，对内实行善政、教化百姓、招揽贤才;对外施德于诸侯，树立秦国威信，“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后人认为，百里奚是秦穆公称霸天下的最大功臣。

　　与之相比之下，商鞅对秦国的功绩同样毫不逊色。百里奚帮助秦穆公在春秋时期争霸，商鞅则推动了秦国在战国时期崛起。从最终的影响力以及结果来看，后者甚至远远超过前者。

　　但结果相似，过程却天差地别。

　　百里奚早年历尽艰辛，饱尝世间百态与人生坎坷，也让他对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感同身受。因此，当他在秦国主政后，为官清正、爱护百姓，为人和善、平易近人，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外出时甚至从不乘坐车马，更不兵马开道，与百姓打成一片，这在阶级分明的春秋时代显得难能可贵。同时，他主张“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让人民得利，受到了百姓的一致爱戴。

　　因此，当百里奚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而商鞅则完全相反。

　　首先，他大张旗鼓的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仁义。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

　　仁者能够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对方随之变得仁慈;道义之人可以关爱他人，但并不能让对方也变得关爱别人。因此，所谓仁义，只会变成某些阶层破坏规则、攫取特殊利益的幌子而已。

　　那么，他的主张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是杀刑。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也就是说，用严刑峻法来治国，能使大罪小罪都不会产生，国家定会长治久安;一个诸侯国变强了，老百姓就会安居乐业;两个国家都强大起来，就能以相互间的威慑力避免战争的产生;如果天下各国都强大起来，那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所以，以法治国，看似冷酷无情，最终却能保护民众;仁义治国理念，只会造成社会混乱、权贵得利、百姓受苦，这才是真正的残暴。

　　因此，商鞅变法的主要手段就是赏和罚。有功必赏、有错必罚，绝无例外，让后来的韩非子也赞叹“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

　　而这种体系的最大敌人，就是法外开恩，即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情义”。即使是秦君本人，也不能出于私人的感情破坏规矩;秦国的一切爵位荣禄颁布，都遵循公开而透明的条件，“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这也是为什么商鞅要拿太子师傅开刀的原因。

　　如此完美的理论模型，要在复杂的人性社会中全面推行，各阶层人民的不适应可想而知。而商鞅的手段也很简单粗暴：杀。法令的管束让你觉得太痛苦?那就让你付出比这个痛苦还要残酷百倍的代价!

　　于是，史书是这样形容商鞅变法的残酷：

　　凌轹公族，残伤百姓;

　　临水论囚，渭水尽赤;

　　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山丘......

　　这也让商鞅本人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以至于他每次出门，必定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周围一圈圈的精锐甲士全程护佑，与五羖大夫百里奚几乎完全相反。

　　那么，难道我们就因此认为商鞅的做法是错的吗?他是否也应该像百里奚那样仁义治国?

　　答案是否定的。时代不同，所需要的政策也会完全不一样。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诸国之间的冲突与兼并虽时有发生，但名义上，周天子仍是天下共主，周王室的礼制仍余威尚存，没有任何一个诸侯敢公开践踏“周制”;各大国间的博弈，也是以争霸、获得各方的推崇为目的，战争规模有限、烈度也是点到为止。

　　到了战国阶段，各大国已经完全撕破脸赤膊上阵，战争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战果之血腥，已经彻底打破了以往千百年的模式，输家一无所有、赢家大小通吃;为了应对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各国纷纷求变以图强。

　　中原的魏国在魏文侯的带领下，依托继承自晋国的雄厚根基，首先开展了李悝变法，打破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解放劳动力、鼓励生产、发展经济;颁布《法经》，以法律而非贵族特权管理社会。

　　走在时代前列的魏国，首先尝到了甜头，狭小的国土，却爆发出让各国目瞪口呆的巨大能量，那时的魏国，对内统领三晋，对外痛殴秦国、打压齐国、羞辱楚国，甚至创造了几万人击败几十万秦军的战绩，一度称雄战国初期五十多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理论、套路都是虚幻;仁不仁义不重要，能富国强民就是好办法。因此，当卫国人公孙鞅在魏国镀了金、携带者《法经》来到秦国后，被秦孝公视为救命稻草，赋予了其绝对的权力，在秦国这个深受魏国之苦的“夷翟之地”推行战国最为彻底的变法。当然了，一定要比魏国彻底，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商鞅的变法确实大功告成了，但代价就是他成为了秦国各阶层的众矢之的。所以当商鞅发问时，赵良实话实说：商君，您不仅跟五羖大夫没法比，而且命不久矣(君之危若朝露)。

　　果不其然，当唯一的靠山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为了稳固统治，利索的拿商鞅当了替罪羊。因此，我们与其说商鞅薄情寡义，不如说伴君如伴虎。商鞅说到底也只是个实现君主意志的爪牙而已。但人们不敢指责王权，那就只好归罪于商鞅这个“刻薄之人”了。这也是历史上改革者向来没什么好下场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