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如何完成医学的逆袭的“尚医”现象在宋朝为什么会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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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学之初，务欲广得儒医，窃见诸州学生，素通医术。”

　　医者仁心，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有许多的志士名医，如战国时期的扁鹊，东汉的张仲景、华佗，唐代的孙思邈。不难发现，这些名医除了在治病救人方面有高超的医术外，其自身还具有良好的儒学积淀。但在古代社会的大环境中，宋代以前的医生，实际上是为世人所不知的。宋代完成了医学的逆转，“尚医”现象在那个朝代频繁出现，其实也是宋人救世意识的觉醒。

　　宋代开创了“抑巫扬医”的先河，冲击了“巫医”的地位，提高了医学的影响，民间“尚医”现象逐渐盛行

　　纵观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史，在医术形成之前，巫术作为一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手段，一直充当着蛊惑人心的角色。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古代落后的生产力以及科学水平的落后密不可分。但是从宋代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人对思想境界的追求，以及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宋代开始“抑巫扬医”。

　　“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逸周书》

　　“巫医”一词在周代就有所记录，这时候的巫医其实并不是全职的医生。而是在给人行医治病的时候，自发地采取巫术为病人治疗，因此具有迷信的特点。由于当时医疗卫生的条件落后，加之巫医的行医方式不科学，所以经常会出现治病却将人治死的事件。而这也就是巫医在宋之前，为何不受世人接受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直接拉低了巫术的地位，当时也只有边远的楚地还有着“巫风大兴”的风俗。汉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不再局限于巫术，而是追求更加正统的儒学思想。面对自身地位的挑战，巫术开始自我革新。

　　“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潜夫论》

　　虽然巫术失去了在统治阶级的信仰，但是在民间仍然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儒学和其他学派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使思想的解放，但是民众面对层出不穷的学派观点，还是存在认知上的局限性。

　　巫术正是利用这一点，加之当时疑难杂症的困扰，民间依旧对巫术采取信任的态度。甚至连名医张仲景、景洪都有着“信巫不信医”的思想，范仲淹曾充分表达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经典话语，可以看出尚医在那个朝代的重要性。

　　其实这就要从儒学和医学的融合开始说起，宋代之前的历朝历代都只是单纯的对医官制度加以继承，儒学和医学的关系就好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而且虽说巫术的地位遭受冲击，但实际上朝廷对巫术并没有明确下令禁止，因此民间依旧盛行巫医，就连汉武帝本人也有着去蓬莱仙岛寻求长生不老的药方。

　　但是儒学和巫医之间的矛盾，却意外的促成了儒学和医学之间的合作。孔子曾看到巫医对人体的残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思想上，因此他曾提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的观点。宋代程朱理学的蔚为大观，使得儒家的思想渐及社会各个领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更是直接挑明了士人阶层对巫医的不屑。

　　因而在宋代开启了“抑巫扬医”的先河，首先对巫医有着严厉的处罚措施，太宗时期“深宜化导，使之悛革”，明令禁止岭南之地杀人祭鬼的陋习，倡导用儒家思想开化人们的心智。其次，鼓励群臣以身试法，宋臣曹宪“乃出私钱，市药剂，饮之，民初强从，既稍有瘳。”

　　通过亲身经历来倡导民众信医。宋廷在“扬医”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如首设太医署，后在淳化三年改名太医局，专门招纳优秀的医学人才。明确了医学的地位，并改制医官制度，州郡各地设立医官保护各地人民就医的权利，由朝廷统一管理。

　　并且规定了医官的选择，也要考察一定的儒学知识。这些举措都对巫医的地位造成了冲击，因此在宋代民间士人中“尚医”现象很常见。

　　儒医成为民间士人“尚医”的外化追求，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医儒并举”

　　经史料考证，儒医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而且面对类似于科举制的医官选拔制度，宋代士人的“尚医”，因为各自的目标不同，进而形成多种多样的医学发展样态，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医儒并举”。

　　“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宋会要》

　　宋代儒医的出现，直接改变了医学史上的人员构成，而且在提高了医学地位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医者的治疗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万丈高楼平地起，宋代儒医的发展也是如此，从地区来看，在宋之前，福建地区并没有什么医学人才。但“尚医”的现象风靡后，使得福建涌起了12位医学人才。

　　其实“医儒并举”的宋代士人中有着三类不同的医学群体。

　　首先是原本饱读诗书后，已经入朝为官的人群，通过阅读医学经典，发现医学的价值，主动地承担起著书立说的责任，为医学经典注解释义，普及医学常识。

　　元丰五年，考取进士的郭思在研读《备急千金要方》后，认为其“为医师之集大成者”。他积极从书中寻求救病治人的良方，并汇集成《千金宝要》，其中皆为民众所能负担的药方，可谓是解决了百姓无钱看病的燃眉之急。

　　苏颂少时就通读儒家经世之作，庆历二年官至中书门下侍郎。因其对药理、医学有着深刻的造诣，自著《图经本草》，之后又和掌禹锡等人，共同编改《开宝本草》，对医学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

　　其次，因为自身官运不通而被迫转至学医。这一种群体有着统一的特点，他们都想通过医学的发展，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可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行医治病虽不说发家致富，但也可以衣食无忧，不至于忍饥挨饿。

　　其代表人物就是许叔微，他幼时学习儒学，在经过多次省试落榜后，他只好转向医学的研究。而他所主要研究的便是伤寒论，即发展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南宋建炎元年，真州发生了严重的疾疫，许叔微亲自前往真州为百姓医治，救活无数。其著作《许氏伤寒论著三种》更是为解决伤寒类病症提供了经验。

　　第三，还有一部分人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爱好而选择学医。吴拱之就是不可多得的儒医之一。据史料记载他“性孝友，事亲尽其道……无仕进意，常阅书，以疾告者为治之。”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吴拱之对入士这件事并无兴趣，他只想通过自己行医救人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

　　这其中或许包含着对宋廷朝政的失望，也许是个人淡泊名利的崇高理想，具体也不得而知。所以“尚医”现象的产生有着其历史的必然，同样形成一定的风尚后，个人的不同选择使得“儒医”呈现的具体形式也各具特点。

　　宋代民间“尚医”现象频繁出现，实为宋人救世意识的觉醒，虽成效甚微但也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

　　儒医，其实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华夏文化的印记。宋代儒医的产生和宋代民间士人“尚医”的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宋代程朱理学的催化下，儒学和巫医之间的矛盾凸显，使得儒学和医学开始关联。在众多因素的调和之下，儒学和医学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深层联系。

　　这一关系的形成，拓宽了民间士人参政的渠道。宋代朝堂自身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及贪污腐败的现象横生，也使得许多原本寄希望于通过做官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民间士人，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进而转向治病救人的医学，虽然无法救世，但救人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从之前几位“医儒并举”的人物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郭思，还是“潦倒新停浊酒杯”的许叔微，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是通过学医治病，能够实现自己为国为民的衷心，何乐而不为呢?

　　也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医学本来冷血无情的学科，融入了儒家孝、仁等道德因素;而儒学也因融合了医学而更好的发挥其教化的功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正是秉持这样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儒医才能够历久弥新。虽然在宋代，儒医并没有彻底地改变社会对医学的看法，而民间士人选择成为儒医也只是为了救世的权宜之计，但是在推动民间“尚医”现象的产生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儒医也成为后世竞相效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