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重臣长孙无忌为什么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那么，如此一个朝廷重臣，为什么最终却落得身败名裂了呢?今天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话说，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因为两位嫡亲哥哥李承乾、李泰接连被废，使得李治从曾经的晋王摇身一变，成了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李治顺利登上皇位，即：唐高宗。

　　唐太宗去世前，唯恐体弱的李治难保大唐盛世江山，特留下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三位辅政大臣。这其中，尤以太尉长孙无忌为首。长孙无忌除却是开国元勋、一朝首席宰相外，还是当朝皇帝高宗的亲舅舅。在诸多光环的加持下，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却在权势的腐蚀下，长孙无忌渐渐将唐太宗与其妹妹长孙皇后的警示抛于脑后了。

　　永徽四年，驸马房遗爱谋反一案最终落定，随着这件事的落幕，长孙无忌的权势也达到了巅峰。此时朝中的“宰相班子”除了李勣，其余六人皆为长孙一党。而这李勣本是三大托孤重臣之一，太宗在弥留之际，以帝王之术曾将其贬至外地。直到高宗即位，李勣才被提拔成为“宰相班子”一员，任尚书左仆射。

　　这顶级官员，显然不是那么好当。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在宫中地位如日中天，迫于压力，李勣选择激流勇退、明哲保身，主动请辞尚书左仆射一职，仅保留“开府仪同三司”与“同中书门下三品”荣誉名衔。都知道，“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宰相相当，名义上李勣仍可以参与朝中决策。而李勣的这一退，却成了以后高宗对付长孙无忌的一颗暗子。

　　房遗爱一案中，长孙无忌行事异常狠绝，雷霆万钧的手段，让高宗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也就是从此刻开始，高宗揭开了“君相之争”的序幕，逐步走上政治突围的道路。高宗走的第一步，是任命李勣为司空，为其重绘凌烟阁画像，以显示对他的看重，更是亲自提笔为其作序。

　　前朝后宫同为一体，后宫中，高宗极尽宠爱政治才能卓越的武昭仪，疏远冷落了王皇后。至此，高宗意图掌控朝权的态度群臣皆知。

　　高宗的一番作为，使得后宫人心惶惶，而王皇后的舅舅柳奭，终于认清侄女即将失宠背后的含义。于是，他请辞中书令一职，高宗见此，便将他降为吏部尚书。但是，这一切还不够，高宗在朝堂之上，口中说着朝臣不敢进谏，失了贞观遗风，实则却是在试探朝中大臣的态度。

　　可以说，高宗在与政治伙伴武昭仪的配合下，这条夺权之路，走得异常顺利。

　　永徽六年，继安定思公主猝死案后，武昭仪对皇后发起了致命一击，控告皇后及其母亲柳氏于宫中施行巫蛊之术。此控告一出，高宗便迫不及待地颁下惩治诏书：立即将柳氏驱逐出宫，并令其终生不可再踏入皇宫半步。次月，被降为吏部尚书的柳奭被逐出朝廷，王皇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紧接着，高宗又准备为武昭仪打破贵淑德贤四妃的惯例，要将其封为宸妃。但是，这一举动却遇到了阻碍。可能是觉得不能放任天子肆意妄为，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中书令来济联同侍中韩瑷面折廷争，将高宗的旨意顶了回去。

　　这一次失败，让初涉朝堂的高宗与武照意识到，要想压下长孙无忌，彻底夺回朝政大权，他们必须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官场之中，最容不下的就是没有心思之人，最先察觉这场较量的自然还是身处权利漩涡中政治敏锐的大臣们。

　　他们在观望两派相争的同时，未尝没有待价而沽的心思。这其中，就有官任中书舍人的李义府、御使大夫崔义玄、以及卫尉卿许敬宗等人。

　　像许敬宗、李义府，他们皆是少年成名，而偏偏时运不济之人，谁不想封阁拜相、位极人臣?这样的机遇，可能一生中也就只有一次，所以，他们看清局势后，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天子阵营，为强大己方势力，开始了拥立武照为后的伟大事业。

　　随着政治势力的不断强大，立武照为后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这一日，高宗召集几位宰相，提出：“皇后膝下无子，唯武昭仪有子，如今，我想重立昭仪为皇后，你们觉得如何?”毫无疑问，这想法一经提出，便遭到几位宰相的强烈反对。

　　但是，高宗却不想就此作罢，三番五次的折腾。最终，忍无可忍的褚遂良直接捅破了那层遮羞布：“武氏曾经侍奉于先帝，此乃众所周知之事，天下人的耳目，岂能蒙蔽得了?”在此事上，褚遂良反对的异常激烈，甚至，做出以死进谏的举动，可即便褚遂良以头触柱、血染丹墀也阻挡不了武照的封后之路。

　　然而，此时李勣再次进宫，并声称：“封后一事实为陛下的家事，又何须再问外人?”有了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一言，许敬宗在代表高宗规劝长孙无忌被拒后，直接放言：“种地的老农多收点麦粮，还想换个老婆，更何况，贵为天子想立一皇后，这与诸位何干、怎就偏来非议呢?”

　　这一荒诞的“换妻论”，倒是成就了高宗的舆论场。

　　同年九月，褚遂良被贬为了潭州都督。

　　到了显庆二年，褚遂良被贬至越发偏远的桂州，与此同时，李义府被擢升为中书令。同年八月，手握大权的武后意识到时机已到，于是，展开对长孙一党的打压。许敬宗与李义府打头阵，联名上书，举报中书令来济、侍中韩璦与褚遂良暗通款曲，此二人将褚遂良调至军事重地桂林是为建立外援，意图不轨。

　　八月十一日，韩璦、来济、褚遂良被分别贬至振州、台州、爱州担任刺史。至此，朝中长孙一党被打压斥逐殆尽，唯留长孙无忌一人，势单力孤、回天乏术。

　　显庆三年，褚遂良最后一次上书天子后，在无尽的悲愤与失落中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随着长孙一派人员的接连落马，天子的长剑终于指向了最大的“敌人”——长孙无忌。

　　显庆四年，武后授意许敬宗是时候对长孙无忌下手了。当时，许敬宗与另一位官员幸茂手上正在料理一桩朋党案，此案牵扯到朝中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李巢。在许敬宗的言行逼供下，韦季方不堪重刑意图自杀，结果未遂。

　　此时，正为如何完成武后命令发愁的许敬宗灵机一动，立即上奏高宗，说：“韦季方此番畏罪自杀，并非是因为他结党营私，而是另有重大隐情。”许敬宗道：“韦季方等人欲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忠良，从而重掌朝政大权，而后伺机发动政变。怎料阴谋败露，这才有了韦季方自杀一事。”

　　案情发展至此，已经远远超出官员结党营私的范畴，而是其罪可诛的谋反案了。并且，而这意图谋反的策划者还是当朝太尉，天子的亲舅父。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许敬宗这一番话完全是“欲加之罪”，但是，前有房遗爱案做“铺垫”，如今，这案件倒是不让人觉得意外。历史是何其相似，当年，长孙无忌一手炮制出房遗爱案，而许敬宗如今的手法跟他却是一模一样。

　　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传入高宗耳里，他第一时间作出的反应是惊讶，说到：“这怎么可能?舅父如今遭到卑鄙小人的离间，可能会与我产生一些嫌隙，但是，何至于做出谋反这大逆不道之事?”

　　许敬宗回答到：“微臣反复推敲案情始末，长孙无忌意图谋反一事已经败露，陛下却仍怀疑不定，这不是江山社稷之福。”

　　此时，高宗竟是潸然泪下，说：“是我李家不幸，外戚中屡有心生异志之人，当年，高阳公主与其驸马谋反，如今元舅亦如是，这让朕如何面对江山百姓。若此事属实，又当如何处置?”

　　许敬宗紧接着说道：“房遗爱一区区小儿，同一女子起事，自然不可能成事，与长孙无忌不可相概而论。他当初一路追随先帝，打下大唐万里江山，才智令世人拜服。至今，担任宰相一职三十余年，众人皆畏其威。他一旦起事，谁人能挡?今幸得宗庙有灵，先皇庇佑，从一小案扯出这大奸之人，实乃天下之大幸。”

　　微臣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晓韦季方自杀未遂、阴谋暴露后干脆攘臂一呼，发动政变。若真到此时，定为宗庙之忧，所以，还望陛下速作定夺。”高宗沉默半响，最终，下令许敬宗再调查一二，务必找出确凿证据。不负所望，许敬宗次日一早，便带着连夜突审出的证据入宫禀告高宗。

　　他说：“韦季方已经供不讳，承认与长孙无忌等人欲图谋反。”韦季方供称：“韩璦曾对长孙无忌说，‘当初，褚遂良、柳奭就曾劝您拥立梁王，可您不愿。现今，太子被废，陛下定然对您也有了猜忌之心，高履行不就是最好的例子。’”长孙无忌一听此言，便心生惶惶。加之，后来族侄长孙祥被贬，韩璦等人接连获罪，为求自保的长孙无忌，便决定与韦季方一同密谋，准备谋反。

　　案件发展至此，连“证据”都有了，长孙无忌自是在劫难逃。

　　高宗听后，故作悲痛状，说：“我自己不忍杀舅。”而许敬宗，却不假思索地提到汉文帝时期的薄昭，说：“当初，薄昭犯下杀人之罪，汉文帝令百官哭悼，然后，大义灭亲将其诛杀。汉文帝这一做法，至今仍受天下人赞扬，并将汉文帝视为明君。长孙无忌将两朝大恩抛之脑后，意图谋反，比薄昭之罪更甚，今其阴谋败露，铁证如山，陛下还犹豫什么?”

　　看到高宗有所鱿鱼，许敬宗又说道：“古人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事刻不容缓，望陛下早做定夺!”

　　许敬宗的一席话引经据典，无懈可击，一番劝说下，高宗也顺理成章地止住悲痛，下令将长孙无忌逮捕归案。

　　在几次对话中，高宗都表现出悲痛非常，一副宽仁孝友的模样。但是，实际上，这只是许敬宗陪高宗做的一场秀，君臣二人配合的恰如其分。而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持高宗一贯的仁君形象，避免落下杀舅的历史骂名。

　　从头至尾，看似是许敬宗迫不及待地要定长孙无忌之罪，实则是高宗在暗中指示引导。

　　因为，长孙无忌身份太过特殊，要想名正言顺地治其罪，就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所以，君臣第一次相谈后，高宗“命敬宗更加审察”，与其说是让许敬宗证明长孙无忌清白，不如说，是要彻底坐实他的罪名。而心领神会的许敬宗，便连夜便找出了“铁证”，这就使得长孙无忌彻底成了罪人。

　　四月二十二日，高宗下旨摘除长孙无忌一切职务、爵位，遣送至黔州。同年七月，高宗令人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后派袁公瑜去往黔州“再鞠无忌反状”。

　　不久之后，当年的辉煌恍若隔世，两朝元老孙无忌，最终，殒命于一条白绢之下。长孙无忌死后，家产被抄没，近支亲属都被流放岭南为奴婢。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追复长孙无忌官爵，命其孙长孙元翼承袭赵国公爵位，并将他陪葬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