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的君王一定好吗这个王朝因此覆灭!

日期:2023-10-18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嘉靖帝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1548年,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登基已有二十七年,但此时的嘉靖皇帝并没有富有四海的满足感,反倒因为财政紧张而郁郁寡欢

  东南沿海倭寇日渐猖獗,虽然双屿港一战明朝大获全胜,一举歼灭海盗数百人,但倭寇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反而激起了长达十几年血腥的倭寇战争。除了剿倭作战开销巨大,大量江南百姓卷入了规模庞大的走私贸易,一时之间走私成风,明朝境内海货、香料泛滥,严重冲击了朝廷的贸易税收体系,导致明朝财政愈发紧张,皇帝内廷开销也不得不削减。

  就在嘉靖皇帝为财政困难焦虑之时,一支日本朝贡船队来到了中国。这只仅有5艘的船队漂洋过海,一路历经风雨,终于来到了宁波。在市舶司申报并缴税之后,随船商人顺利在宁波出售了带来的商品,本来只需要再到北京呈献贡品,带上明朝的赏赐,回国转手一卖就是一大笔暴利,但没想到接下来的行程居然如此不顺。

  朝贡船队驶离宁波之后,沿运河北上,一路行经绍兴、杭州、苏州、镇江等地,但就在穿过长江,想要从扬州进入运河之时,却遭遇了超出预期的麻烦。由于前方的河道淤积,船闸失修,有些河段已经无法通行,需要卸货走一段陆路后再装船重新出发,河道通行效率已大不如前,大量船只拥堵在扬州,需要排队等待很久才能进入运河。在等了几天之后,朝贡使臣一行人已经心烦气躁,无法上岸休息,只能在船上大眼瞪小眼。又过了几天,5艘船上的人们早已烦躁到极点,怨声载道。直到十六天后,已经被折磨得心如死灰的朝贡船队才得以进入运河,缓缓朝大明王朝的首都驶去……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磨难还没有到头……

  大运河是中华帝国从南方富庶省份向北方地区输送物资的生命线,是联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历朝历代都是朝廷最为重视的水利工程,几百年间不断投入财力维护运河的畅通。但到了大明嘉靖年间,大运河年久失修,通行效率大幅下降,往返一次需要一年的时间。

  大明王朝偌大一个帝国,为何连维护一条运河的费用都拿不出来?

  黄仁宇在他的代表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鞭辟入里地阐明了个中缘由。

  明朝财政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节省行政成本。各地方政府需要就地解决自己的各种财政支出问题,尽可能地避免大规模的横向转运。黄仁宇称其为“指令集中,管理分散”,财政体系之下的数百个政府主体都要自己解决记账、库存、调动等问题,带来了数不清的巨大麻烦。

  要理解这种财政体系有多么低效,我们可以把国家想象成一部手机,财政制度就是手机的操作系统,各级政府部门就相当于执行具体功能的APP。正常情况下,操作系统负责统筹全局,所有APP都通过操作系统来获得硬件的计算、内存等资源。而明朝的财政模式,相当于没有一套总览全局的操作系统,所有的APP都要直接写汇编代码去调用硬件资源,结果当然是大混乱。

  这种非常简陋的制度设计,导致明朝整个财政体系的效率极其低下,该收的税收不上来,朝廷没有办法集中全国财力,仅仅维护一条运河的资金都难以保证,政府公共服务始终停留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朝廷拿不出钱维护运河,只能让地方自己想办法筹款,工程质量必然没有保证。江苏淮安当时是漕运造船业的中心,拥有数以百计的造船厂,但是由于朝廷长期拨款不足,这些国营船厂陆续陷入亏损,最后纷纷倒闭。维护大运河的士兵长期被拖欠工资,为了生活大肆走私,上级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使得明朝公共管理的严密性遭到巨大破坏。

  此外由于朝廷无力兴修水利工程,导致很多地区旱灾水灾日益频繁,豪门大户乘人之危压低价格吞并土地,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老百姓民不聊生,使得整个王朝逐渐走向衰亡和瓦解。

  更为严重的是,低效的财政制度使得国家收入上限被锁死,但开支却越来越大,朝廷只能用其它手段来间接增加收入。比如默许制度性的腐败,把成本转移给盐商之类的专卖商,再由这些人转嫁给老百姓。老百姓负担太重之后逃亡,税收就要分摊到未逃亡的百姓头上,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到了明朝中后期,财政困难积重难返,严重的财政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明朝财政制度的简陋和低效,使得朝廷在面对倭寇战争与后金进犯时,有限的财力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军屯制度名存实亡,士兵长期领不到兵饷,武器装备落后,军队大幅缺员,士气普遍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遭遇敌军时一触即溃,甚至倒戈相向,否则凭明朝两百万军队,怎么会打不过区区十几万清军?让崇祯皇帝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明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与国家财政制度设计不合理有关,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那么我们能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想要“民富、国足、军强”,就需要政府充分调动国家的资源,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古往今来,人类的行为无非是两种: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市场的无形之手寻求更高效的财富创造,政府的有形之手制定分配财富的规则。

  那么问题来了,政府与市场要如何互动,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呢?

  西方经济理论总是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似乎只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好。

  这种观点太过狭隘,政府作为市场的组织者,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市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职能。

  政府要有所作为,必然要使用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因此征税能力是国家提供更高水平公共服务、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市场商业效率、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税收并非越低越好,轻徭薄赋可能是仁政,也可能是失败国家的标志。

  现实中治理良好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高税收国家。比如北欧各国,不仅所得税高,还要交消费税、房产税、环保税等等,一多半的收入都交税了,但也换回了全球最高的居民幸福感。

  经合组织国家2018年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占工资收入的百分比,图片来源:OECD

  反观低税收国家,治理水平普遍十分低下,连基本的社会治安都难以保障,低税收的原因也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而是政府能力有限根本收不上来。比如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今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阿富汗的海洛因和鸦片走私猖獗,每年仅销往欧洲的就高达28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该国的GDP(194亿美元,2018年)。显然阿富汗政府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税收,自然也就难以对抗富可敌国兵强马壮的贩毒集团。

  税收绝不是“与民争利”,只有能力强大的政府才能承担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重担,要想让中国重新挺直腰板站起来,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为建设更强大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