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家林则徐不惜命不避祸！为什么到后来林则徐也变了
日期：2023-10-20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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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3月，春风灌满开封城。此时距林则徐以“戴罪之身”来到开封祥符工地，投身黄河大堤修复工作已经半年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林则徐每天黎明便去河堤工地督工，常常深夜三四更才得休息。虽然“身体难支，屡欲乞疾”，但想到河南、安徽两省六府二十三县正在洪灾中挣扎的百姓，也为自己能“效力赎罪”，林则徐还是咬牙坚挺。
如今，黄河大堤已赶在春汛前修复完工，百姓们再不用遭河患之苦;主持修复大堤的好友王鼎也上书道光帝，直言“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
假如皇帝开恩，能按照惯例论功行赏，让林则徐“将功折罪”，他大概就可以免于流放新疆，甚至能继续留在东南，为大清抗英。
然而，随着3月10日浙东战役清军的惨败，林则徐的希望最终变成了失望。
在道光帝回复的谕旨中，所有参与治河的官员都得到奖赏，但林则徐得到的只有道光帝饱含恼怒的一句话：
“林则徐仍遵前旨即
行起解，发往伊犁(今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咽。写下“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的诗句，林则徐收拾行囊继续西行。
走到西安的时候，林则徐病了。他向清廷请病假，就地租房子住下养病。其间他把妻儿接到西安团聚。经过两个月的“缠绵医药”，林则徐“疟始渐止”，再一次踏上流放之路。
临行前，他写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中一首，后人耳熟能详：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只要对国家有利，绝不惜命避祸，远戍新疆就远戍新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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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为了国家，林则徐一点也不惜命，不避祸。但鸦片战争之后，他变了。
这场爆发在两个文明之间的不对称战争，让林则徐备受打击。
战前，林则徐对击败英国信心满满。
比如在写给英国国王的信里，林则徐就说了：
“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者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在他看来，英国人的生活离不开中国特产茶叶和大黄。所以一旦断绝贸易，英国人就“无以为生”了。
关于英军的战斗力，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又说：
“夫震于英夷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足裹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上岸，更为无能。”
在林则徐的汇报中，英国人无非海军厉害，除此之外一无所长，尤其他们的步兵腿裹得太紧了，屈伸不便，一上岸就废了……
甚至定海失陷后，林则徐仍然坚持这种看法：
“彼等之所持，只在炮利船坚，一至上岸，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缠裹，腰腿僵直，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由于英军“浑身缠裹，腰腿僵直”，一趴下就站不起来，莫说是清军兵勇可以“手刃数夷”，就算是个平头百姓，都足以要了英军士兵的命……
然而结果是，大清一直败，阵阵败，从头输到尾，不仅海战打不过，陆战也毫无还手之力。
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西之间的差距，这一回林则徐终于看透了，而且看得那么痛。
▲ 马嘎尔尼访华，让中国人误解洋人的腿不会打弯
只是战败的打击还不够。由于清廷将中英开战归咎于林则徐禁烟不善，自战事不利于清廷开始，朝中关于林则徐的非议便铺天盖地。在许多人口中，若要与英国议和，首先就要惩办林则徐，宛如南宋初年，要与金朝议和就得惩办岳武穆一样。
当初道光帝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督办禁烟时，曾明确表示要林则徐“力杜来源”，而自己“断不遥制”。
如今这“断不遥制”变成了“误国误民，办理不善”的诘责，变成了“废弛营务，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的判词：
“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昨日功臣，今日罪臣;昨日恩宠，今日责骂。甚至立了治河之功，都得不到皇帝的宽宥。朝中舆论汹汹，纷纷指责林则徐是战争之祸首。
一片谩骂声中，那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心，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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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新疆的途中，林则徐写信给朋友。在信里，林则徐谈起中英差距：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人家的大炮能打十里内外，我们的大炮却打不到;人家打炮跟放排枪一样啪啪啪，我们打一炮就得歇好一阵子。正所谓“器不良，技不熟”，光靠“胆壮心齐”，调百万军队过来也白瞎，就算岳飞韩世忠在世也无可奈何。
中英之间军事上的差距，林则徐这段话说的很透彻、很形象。在清廷的官僚中，这大概是最早透露出“向西方学习”的意思。
然而紧跟着，林则徐又写了一句话，特别嘱咐收信人“不要给别人看”。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将这一想法公诸于世。
当年，在贬谪路上经过扬州的时候，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收集、翻译、整理的各种国外信息，以及未完成的《四洲志》手稿转交好友魏源，嘱咐他将此书完成。
之后，无论林则徐身处何地，身为何职，林则徐都没有公开提起过“洋务”“师夷”这样的主张，遑论大力倡导。
在最爱君看来，只要联系当时林则徐的处境，就能明白他的苦衷。
当时的林则徐身为一个“罪臣”，境况已然糟糕透顶。前有皇帝谕旨，罚戍新疆;后有大臣清议，指指点点：
以这样的身份，在大清新败之际，说出“洋务”“师夷”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这让天朝上国的颜面往哪里搁?让大清帝国的尊严往哪里搁?
这样的言论，既打扰了做“上国梦”的人，又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权衡之下，智慧取代了勇气。林则徐选择了明哲保身，选择了“避一避”。
他依然爱国，时局让他担忧;但环境险恶，也让他心生忌惮。
他只好沉默。
昔日在广东禁烟，那个怀着“死生有命，成败在天”的心情，豪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林则徐，已经随着鸦片战争散去的硝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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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秋，林则徐终于抵达伊犁。
在新疆，林则徐变成了一个“乖宝宝”。对国家时局，尤其东南形势，他三缄其口;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治下的民生、西北的塞防，以及自己何时能得到皇帝的原谅，遇赦东返。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遇到了财政困难，巨大的军费开支，以及战争赔款让“生活简朴”的道光皇帝头大。为了平衡预算，道光皇帝想到了裁军，林则徐所在的伊犁镇总兵就位列其中。
对此，林则徐代伊犁将军布彦泰拟稿复奏，结合西北边防形势直言“新疆边防重地，兵制碍难更张”，保住了这支西北边陲的驻军。
为了开发伊犁，充实边疆，林则徐力主垦荒，并亲自拿着工具，率领民众兴修水利，引水灌溉。对林则徐在新疆农垦的作为，后人评价说：
“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
此外，根据清廷的指令，1845年，年过60的林则徐还亲自带队，开始对南疆进行勘察工作。
南疆条件艰苦、道路绵长，白天夜晚冰火两重天，但林则徐撑了下来，先后带队勘查了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喀什沙尔、巴尔楚克、伊拉里克(属吐鲁番)、塔尔纳沁(属哈密)等地。林则徐的脚步，几乎踏遍了整个南疆。
1843年7月，与林则徐同案被流放新疆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获释东归，一个月后，同被流放到伊犁的前东河总督文冲也获释入关。
林则徐见此，心生一丝失落。在给友人的心里，他写道：
“嶰翁(邓廷桢)自闰月望后首涂，不及兼旬已由乌垣东发，题糕时节(重阳)，定可入关，一飞河帅(文冲)现亦赐环。弟惟静心株守，不敢妄有希图。”
伊犁垦荒小有成就后，伊犁将军布彦泰给皇帝上书，为林则徐求情：
“查林则徐到戍已及两年，深知愧奋，奴才每于接见时，留心查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窃谓人才难得……以有用之才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
然而皇帝并没有给出答复。
直到完成南疆勘察之后，戍疆三年的林则徐才获准东返。
后来，林则徐累迁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任上，林则徐兢兢业业，本本分分，作为一个听话的大臣，继续为清廷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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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秋风萧瑟。
重病的林则徐请辞，于次年三月回到故乡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
1850年，秋风萧瑟。
由于广西拜上帝会兴起，林则徐再度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办军务，镇压太平军。
在接到清廷任命的第二天，病魔缠身的林则徐便启程赴任。在给好友的信里，林则徐这样写道：
“粤匪猖狂已极，非练精卒无以接其锋……仆受国家殊恩，目击时艰，安能自诿衰朽，偷生忍耻!”
然而17天过后，行至普宁(今广东普宁)的林则徐再也撑不住了。临终前，他让随行的儿子林聪彝代笔，给时任皇帝咸丰上了最后一道奏折：
“此次更蒙皇上特遣视师，谬膺重任，既感深而思奋，尤敌忾以心殷。岂料半途遂废，上负圣恩委任，只期图报于来生。但期将士一心，战守并用，能坚壁而清野，终扫穴而擒渠……”
言毕，林则徐撒手人寰，享年66岁。
▲ 林则徐差点搭上镇压太平天国的早班车
得知林则徐去世，悲痛无比的咸丰帝亲笔写了挽联：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但这有什么用呢?
林则徐还是带着他想说却终没能说出口的话，住进了坟墓里。
其实早在1842年，魏源就已完成林则徐的嘱托，依据《四洲志》完成《海国图志》50卷的编纂。后来该书又不断增补，到1852年全书内容已达100卷之多。
在这部鸿篇巨著里，西方的科技、世界地理，以及主要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有介绍。魏源更直截了当地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正如林则徐当年所虑，此时的大清上至皇帝下至草民，都不需要这样的声音。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心血被当做“奇闻”，而那些振聋发聩的呼喊竟像针入大海，未起一丝波澜。
于是魏源也不再说话了。
1857年，魏源去世。睡觉的人继续做梦，睡醒的人继续沉默，直到更响的炮声在耳畔轰鸣，惊得所有人更加迷失、恐惧、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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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死了，几十年后成为民族英雄为人们所纪念。
不过，也有人责备林则徐，说他人生最后十年怂了，说假如他那时能振臂高呼，“洋务运动”或许能早二十年到来，即便最终救不了中国，好歹也不至于落得后来那样惨。蒋廷黻先生就这样写道：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后一个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的。”
在蒋先生眼中，林则徐俨然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
然而在最爱君看来，所谓的“知而不言”，显然不是林则徐的锅。正如常说的那句话：
林则徐没有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在当时，没有人愿意面对现实。大清还是那个万国来朝的大清，英夷还是那个要啥啥没有的英夷。地割了，款赔了，但天朝上国的美梦却继续做。
没有人愿意听“我们不如他们，我们得向他们学习”这样的话。任何“人家比咱强”的声音，都会被视作异类：
“你咋这么没自信呢?你骨头咋这么软呢?”
而林则徐，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清廷官员，他爱国，忧国，却也畏人言。
在一个不能容忍不同声音的时代，还能指望林则徐说什么呢?
就像今日，我们发言尚且要顾虑汹汹舆论、当心网络暴力，如此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当年的林则徐“鼓起勇气”做一个异见者，冒着牺牲名节的风险去说一些时人不爱听的话呢?
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人们需要林则徐，需要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却不给他生存的土壤，用众人之口封了他的口。
所以说“林则徐”常有，但配得上“林则徐”的时代，罕见。
希望我们的时代，配得上“林则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