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说过元政以宽失天下 元朝的宽仁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元朝宽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总结元朝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元政以宽失天下”，随即在接下来的治国中，调整了治国方针，以严治国。

　　朱元璋的这个观点，和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元朝并不一致。我们知道，元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以蒙古人为核心的利益集团是处于权力顶层的，为了保证蒙古人在中原的优越地位和权威，实行“四等人制”的民族防范政策。在元朝统治期间，政治黑暗，经济倒退，民族歧视严重，社会矛盾极为尖锐，才使得元朝的统治不足百年便被农民起义推翻。这样一个残暴而且黑暗的政权，为什么会被深受元朝剥削和压迫的朱元璋认为是一个“宽仁”的朝代呢?

　　一、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在它身上既有中原汉族传统王朝的特点，又有许多蒙古人的习俗。在入主中原之初，面对如此庞大的汉族人口和广阔的疆域，元朝统治者缺乏管理经验，对中原汉人那种严格的君臣尊卑关系了解得也不够深入，而是按照其本身游牧社会的传统，所以在官制和管理国家的体系上比较松散。

　　相对汉族皇帝来说，元朝皇帝的工作要轻松得多。由于沿袭了蒙古人的传统，元朝皇帝并无上朝的习惯，也不批阅奏折，仅仅是有时在宫中召见一下臣子商议一下国事。对于国事，皇帝一般对臣子放权，也不进行更多的干涉和限制。元朝的右丞相权力很大，大小政事基本上都是由右丞相拿出意见，皇帝加以批准，形成了皇帝和丞相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

　　元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受到多少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对儒学也并不感冒，反而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思想。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元朝更重视“吏”的作用。“吏”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下层公务员，在元朝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高，由吏入官是元朝主要的选官方式之一。这就打破了传统上的依靠科举入仕的选官办法，拓宽了下层知识分子入仕的门路，而且能将权利固定在一定范围，不仅拉笼了民心，还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二、

　　元朝在入主中原之前，法律并不完善，很多时候都是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去处理法律方面的问题。元朝入主中原后，甚至都没有一部成文的法典。为了体现自己用刑宽恕的宗旨，制定的元律也以“宽”为主，虽然制定了十等刑罚，但都按忽必烈时的执行标准，“天饶一下，地饶一下，君饶一下”，随意减轻处罚等级和力度，使得元朝在执法中只有例可循，而无法可依。这也造成了元朝执法的随意性很大，且前后不一。

　　元朝的法律较之前的唐、宋为轻。在元朝即使是十恶不赦之罪，也很少会诛连九族。宋朝有十四种酷刑，明朝有十六种，而处在它们中间的元朝仅有十一种，这也从侧面反映相比于宋朝和明朝，元朝的酷刑数量最少，刑罚最为宽仁。

　　元朝的刑罚有笞、杖、徒、流、死五种，但是在量刑时，都比较慎重。忽必烈把“统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写进了元朝的《刑法志》，即使是死罪，元朝处决的方法也多是斩和绞，凌迟处死的记载非常少。

　　当然，元朝的法律最大的不足就是以人种定刑罚的轻重。同样的罪名，不同的身份地位受到的处罚大不相同。以盗窃为例，汉人初次盗窃要在左臂刺字，第二次盗窃要在右臂刺字，并处以杖刑;而蒙古人盗窃就可以“免予科断”;同样在伤害罪上，蒙古人伤害汉人，仅需要赔偿一定的财物，而汉人伤害蒙古人，可以招来杀身之祸。

　　总体上看，元朝虽然法律带有很强的民族歧视色彩，但是比之前的宋朝和之后的明朝都比较宽大。元朝并没有像清朝那样大搞文字狱，也没有像明朝朱元璋时期那样制造大量冤狱，所以刑法宽大是元朝的主流趋势。元朝法律的不足是处罚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遵守，显得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对司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是不利的。

　　三、

　　一个政权是否宽仁，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对普通老百姓的剥削程度是否严酷，也就是老百姓所要承担的赋税重不重。

　　元朝的赋税分为“南税”和“北税”两个系统。北方的税赋分为丁税和地税两类，丁税是按一家的成年男丁数量交纳，地税是按照家庭耕作的田亩交纳。每个成年男丁每年交粟三石，每亩田地交纳的地税是粟三升。南方每年交纳夏、秋两税，以粮食、棉、布为主。由于元朝以“轻刑薄赋”为统治宗旨，所以在实际征收中，南方农民交纳的税赋仅有南宋时期的一半左右。正是因为赋税的负担轻，才使得元朝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作，出现了“生有所养，死者有葬”的局面。

　　江南地区是元朝的税赋根本之地，所以元朝对江南的地主阶级也采取了保护策略。元朝在江南地区鼓励商业发展，鼓励海外贸易，发展江南经济。元朝政府于至元十四年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并在第二年发布诏书，鼓励江南商人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鼓励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互市，共同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元朝时，中国大量的瓷器、丝绸远销海外，西洋的香料、药材等货物也被销到中国，推动了元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

　　元朝治国使用的是“行汉法、存国俗”的二元制度，将蒙古和汉族两种不同的制度相互融合，使这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相互联系，又共同在同一系统中发挥作用。

　　元朝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比较完整的保留了游牧民族的传统。受游牧民族“家臣治国”观念的影响，皇帝与大臣的关系带有鲜明的主人和奴仆的色彩。大多数情况下，元朝的统治者凭借简单的委任责成制度维系君臣关系，使得宽纵的政策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元朝入主中原后，沿用南宋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使得贵族、军官、宗教首领和大地主阶层开始了疯狂的土地兼并。元朝统治者的宽仁，又使得土地兼并的规模远超之前的任何朝代，造成了激烈的阶级矛盾。

　　元朝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和色目人占据高位，汉人和南人负责执行政令。而蒙古人和色目人凭借特权，公然依法受贿，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在宽仁的政策之下，统治者对这些蒙古贵族的贪污受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贪赃枉法成为元朝官场和社会的通病。

　　宽仁的政策是把双刃剑，它为元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又滋生了许多弊端。它的“宽”只是一种相对治国方略的不成熟，一种法制的不健全，所以在促进元朝社会发展的同时，速写为了贪腐严重、刑罚不一和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元朝统治者又并没有真正认清这些问题，没有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治理，所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元朝的灭亡。

　　朱元璋正是看到了这些因素，才有感而发，说“元以宽失天下”，并在建立明朝后，举起“惩元之弊”的大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严猛治国，捍卫明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