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读书改变命运 宋朝科举为什么会出现榜下捉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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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一般来说30岁左右还没结婚的被称为“剩男”“剩女”，当然，这种现象早已不稀奇。

　　而在没有所谓生活压力以及晚婚潮流的宋代，同样有不少“剩男”，相对于当时正常情况下十七八岁就成家生子，许多男子过了适婚年龄却依然没有结婚，成了“剩男”。

　　这类男子以读书人居多，因为，“读书改变命运”啊。本来十七八岁就要步入婚姻生活的，但一些有志青年偏偏要执着于功名。

　　宋代科举制度的公平与录取人数增多

　　科举制兴起于隋代，到宋代逐渐发展完善。大宋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再现，重文轻武，以文人治国。因此官吏的需求量大增，而科举取士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宋代的科举制已经相当规范与公平了。

　　如：不准在朝官员推荐考生应试;对试卷实行“糊名”“誊录”，防止作弊;主考官临时差遣，年年更换，并实行“锁院”法，即主考官在考试前，就会被困在贡院，不得与外界联系。

　　宋代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北宋开国之初，科举录取人数和隋唐时期差不多，太祖时候每举进士大概就只有一二十人。后来随着统治阶层的需要与科举制度的完善，自太宗始，科举考试和录取人数便逐步增加，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录取人数就开始达到每举一二百左右，而诸科的录取人数则更多。

　　为了提升士子的荣耀感，加强忠诚度，北宋科举殿试结果出来之后，不仅要发榜，合格进士还需要集于殿试之所接受皇帝的临轩唱名的仪式，这种仪式又称“唱第”或“传胪”。

　　雍熙二年首次唱名仪式举行时，正奏名进士有“梁颢已下一百七十九人”，梁颢为状元，也就是说一共180人，太宗“按名一一呼之，面赐及第。”

　　后来随着录取人数增加，真宗时，进士榜分为三甲五等，一甲(第一、二等)赐及第，二甲(第三等)赐出身，三甲(第四、五等)赐同出身。

　　此后，在科举录取人数骤增的情况下，皇帝逐一呼名赐第工作量太大。北宋中期后的唱名，一般是皇帝临轩呼出前三名姓名并叩问其乡贯等事后，随后由宰相和中书侍郎按甲次呼余下进士姓名，再由军头司卫士高声传呼入殿内，按甲次赐予及第、出身或同出身。

　　录取人数的增多，让许多下层读书人看到希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量读书人通过这一途径进入统治机构。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出身都是比较低的，后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宋代官户的“特权”对社会各阶层的吸引力

　　在宋代科举进士及第就意味着可以做官了(唐代科举及第后还要参加吏部选官考试)。而成为官户，就代表进入了新的阶层。并且在宋代，为了加强官员的忠诚度，官户享有很大的特权，优厚的俸禄自不必说。

　　除此之外，官户还拥有一些“特权”：

　　在政治上，高中级官僚可以通过“恩荫”帮助子孙、亲属步入仕途;官户犯罪可以减刑或赎刑，甚至可以去官免罪(即“官当”)。

　　在经济上，官户可以免去差役和劳役，交税时可免支移、折变。

　　在文化上，按官品高低，官僚子弟可以入不同的学校，享受特殊的教育。

　　可见，宋代官员待遇还是相当诱人的。

　　既然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高中名额相对于参与人数还是有限的，因此赶考走仕途是许多学子的终极目标。苦读求取功名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许多大龄未婚青年，但是一朝得中，这些问题会很快迎刃而解。

　　一朝考中进士，啥都能配齐，为考科举耽误结婚算什么。

　　有宋真宗赵恒诗为证：

　　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皇帝的话自然一言九鼎，这些诗句句属实。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丝毫不夸张。

　　新科状元很受欢迎，没错，说的正是在婚恋市场很抢手。

　　根据《古今笑史》：“唐人榜下择婿，号脔(音同‘峦’)婿。”热乎的新进士名单刚出炉，王亲贵胄们就急着从中物色女婿，即“榜下捉婿”。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普遍了，不仅是高官显贵们及时到科举榜下抢“女婿”，许多富豪乡绅争着与他们联姻。

　　除了前文提到的官户“特权”导致新科进士抢手之外，还要考虑到，宋代门阀制度已经消亡，要想长久显贵，还须借助科举的力量。与豪门望族联姻并非就是最优的选择，攀上科举及第者也是稳赚不赔的打算。

　　从“榜下捉婿”也可窥见当时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正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下层读书人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女嫁士人”同样成为当时的潮流。

　　高邮富商徐成甫，“金钱邸第甲于一乡”，将女儿嫁给同乡士子秦观，并感叹说：“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

　　“女嫁士人”甚至成为家训，如南宋刘克庄就以“男传家学，女嫁士人”为家训。

　　达官显贵与富豪乡绅积极向进士们抛出橄榄枝

　　达官显贵们在张榜唱名日摩拳擦掌、围观择婿。可以说，这类女婿与岳丈家族是互利的，显贵之家注入了新生的力量，而青年进士成为宰相或其他显贵的女婿，进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北宋宰相晏殊的女婿是宏词科出身的富弼，后来官至宰执的富弼的女婿又是连中三元的冯京。

　　冯京于宋仁宗皇佑元年中状元，年轻未婚，又风度翩翩，很快成了热门女婿候选人。

　　甚至引起仁宗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假传圣旨，又以财富相诱。还有位外戚张耆更加丧心病狂，不仅送大礼，而且带领手下对冯京进行围堵，软硬兼施。不过冯京都拒绝了，他选择做富弼的女婿，后来官至参知政事。

　　王拱辰与欧阳修是“同一届”考生，后来阴差阳错地都做了参知政事薛奎的女婿。王拱辰妻死，薛奎又把小女嫁给他，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嘴贱的欧阳修就戏言：“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还有一些人怕当天抢不到，就提前预约，即选择一些尚未及第的举人做婿。当然，这需要很好的眼光。宰相李沆看中王沂公的才华，并断定他日后定能高中，于是定他为婿，后来王沂公“唱名果在第一”。

　　《吾辈宋朝猫》版榜下抓婿

　　富豪乡绅们“榜下捉婿”的阵势丝毫不弱于那些达官显贵。一些富商为拉拢新科进士，不惜重金。宋人笔记《萍州可谈》中有：“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做我家女婿吗?会得到很多钱的那种!

　　商人争与士人联姻，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商业与士、农、工业等一样，成为社会的“本业”，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取得了“齐民”的资格，成为封建国家法定的“四民”之一。

　　但是与官户相比，商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比较低，且长期的社会偏见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许多人对商人依然轻视。

　　以及宋代统治者在长时间都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对商户的扣税比较多，并且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政府还对盐、茶、酒、香药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商人们与官僚联姻，就可以获取免税权或偷税、漏税，或者得到一些专卖商品。

　　但是商人与世家大族联姻还是有难度的，而未来的官僚——科举及第者羽翼未丰，需要资助，结为姻亲的可能性较大。

　　且商人嫁女往往嫁奁丰厚，从万缗到千缗不等，这对于士人们来说是不小的诱惑。饶州安仁书生连少连，被富家萧氏看中，萧家请媒人求婚，连少连却没有意愿。媒人就劝：“秀才终岁辛苦，所获几何!今萧女奁具万计，及早成婚，即日化穷薄为富豪。”

　　与商户联姻，对于一些寒窗苦读的士子来说，很香的选择。

　　“榜下捉婿”并不仅仅是闹剧

　　达官显贵也好，富豪乡绅也罢，必须承认，“榜下捉婿”使一些出身低下、贫困的科举及第者身价大增，婚姻上也由原来的“剩男”转为人人羡慕的豪、贵门女婿，整个人生也很快实现了逆袭。真正的“读书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虽然为求取功名，不少士子就此被“剩”了下来，但是如果中得进士，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应有的一切。“读书改变命运”，是把双刃剑。

　　同样地，在“榜下捉婿”风潮的影响下，登第进士为了前途会自主选择与官僚或富商联姻，有时甚至为了追名逐利而不择手段，对科举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

　　但“榜下捉婿”对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宋代社会许多人的共识，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而“榜下捉婿”恰似一种“奖励机制”，不仅加大了读书的“诱惑力”，而且推动了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国子监所属学校虽日益增收学员，但仍满足不了更快增长的教育需要，而且各地生员不可能全部都来京师学习，于是州县学便应运兴盛起来。

　　北宋时曾三次兴学，主要就是兴州县之学。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都是如此。宋代私人办学也兴盛起来，一些士大夫在山林名胜之地建筑书院，讲学收徒。四大书院即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很好地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凡此种种，使得宋代的文化愈加繁荣。

　　当然，一些商人通过与进士联姻得到社会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他们从商的积极性，从而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