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10-24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刘秀为何不待见桓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中元元年,议郎桓谭因为奏事不合圣意,遭到光武帝刘秀的处罚,被贬出京城,任六安郡郡丞。桓谭这一年七十多岁了,老人家一路走一路郁闷,人还没到六安,就病逝于途中。
桓谭这一生,学术声誉名扬四海,被尊为东汉初年最杰出的学术大家,他16岁就入朝为官,与当时的名家扬雄、刘歆等人结成忘年交,共同探讨研究古文经学和天文学,扬雄的“浑天说”就来自于桓谭的启发。
与学术巨擘的成就相反,桓谭的仕途非常不顺,他历经西汉、新朝、更始政权和东汉,始终在中低级别的待诏、郎官层次蹉跎岁月。尤其光武帝刘秀,对跟了他三十余年的桓谭,几乎没正眼瞧过,桓谭的奏疏要么石沉大海,要么惹得刘秀不高兴。
导致桓谭被贬黜的事,竟然是因为一句“臣不读谶”,惹得龙颜大怒,差点被刘秀砍了脑袋。
自西汉末年,儒家士族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他们不光垄断了朝堂,而且形成了朝野上下,对学术大家的崇拜热。翻开西汉末年的百官公卿表就会发现,官职的高低大体与官员的学术水平成正比。
像桓谭这样的大师,按理来说,三公之位非他莫属。桓谭究竟为何成了例外呢?因为他就是一位例外的“非主流”儒生!
被世道抛弃的非主流儒生桓谭
桓谭的“非主流”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为人方面,他轻慢失仪,蔑视俗儒;学术方面,他不信谶纬,不奉鬼神;政见方面,他尊崇霸王,政通春秋。
轻慢非儒:桓谭的为人备受非议
就像很多少年天才一样,桓谭身上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气度。一方面他举止轻浮傲慢,不修边幅,缺少威仪。桓谭音乐修养很高,却又偏爱流行音乐(郑音),显得格调不高。另一方面,桓谭特别喜欢诋毁批判俗儒:
“(桓谭)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扺。”
“俗儒”这个词是汉宣帝提出来的,是指一些肤浅又迂腐的儒生,这种人往往见识浅陋,喜欢吊书袋认死理,拿僵死的大道理给别人扣大帽子,没有一点实际能力。西汉末年,随着儒学成为主流,俗儒群也庞大起来,强大到可以主导社会价值观的程度。
桓谭的轻慢非儒,让自己无处容身。他看不起俗儒,恐怕非俗儒人群也看不起他。儒家历来讲求“修齐治平”,一个轻浮傲慢、不修威仪、格调低俗的人,逃不脱被打上“道德缺斤少两”的标签。
所以,桓谭的一生,就是一边他排斥别人,另一边又被别人排斥,不混成“山顶洞人”就已经沾尽了学术大师的光。
当然,桓谭的这些个性,放在今天足以成偶像派,可是当时的环境不容许,孔门弟子的脸谱是标配,不允许非主流的私人定制。
讥谶非神:桓谭的学术不合潮流
谶纬、方术是当时的“流行病”,儒家有一大批人专门研究谶纬学说,在当时,如果完全不懂谶纬,就像现如今的人没听说过股票一样。桓谭极其反感这种云山雾罩,不着边际的荒诞学说,他曾经向刘秀进言:
“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
桓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罕见的与迷信思想作斗争的学者,他竭力主张“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
桓谭为了批判神仙方术思想,独创了“形神论”,驳斥长生不老的虚妄之说。他以蜡烛和烛火,比喻人体(形)与生命(神):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
生命寄于身体,就像烛火寄于蜡烛,蜡烛烧光了,烛火也就熄灭了,不可能独立于蜡烛存在。也就是说,人的肉体消亡后,精神世界就结束了,它不可能独立于肉体存在,就像烛火与蜡烛的关系一样。
桓谭的唯物观在今天是主流,在当时无异于邪说!尤其是当学术与政治利益捆绑时,学术已经不是学术,而是仕途的进阶之门,一个著名的“非主流”学者,注定喝彩阵阵,应者寥寥。
崇尚霸王:桓谭的政见已经落伍
桓谭的政治主张,在他的《新论》里阐述得很清楚:
“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
桓谭的政治主张,其实就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四种治国之道:皇道、帝道、王道和霸道。桓谭主张国家治理应该是,霸道与王道结合,具体说来就是,以王道驭民,重民生和礼仪教化,以霸道驭臣,重权术和法令。
很明显,桓谭的政见已经不合时宜,落伍了。无论王道还是霸道,都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秦帝国的诞生,原来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存在,再回到王道和霸道时期,其实是不顾现实的复古主义思潮。历史告诉我们,复古从来就不可能成功。
四道之争在秦汉时期的探讨是有意义的,到了西汉中后期,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已经为汉帝国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在这个新的理念下,儒生已经成为帝国的唯一政治力量,桓谭的霸王之道,本质上与儒家思想冲突,不可能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
所以,从政治理念上,桓谭又是一个“非主流”政治家。
国士与弄臣,两个角色之间的错位
一个非主流儒生、非主流学者、非主流政治家,桓谭的孤独与四处碰壁就是必然的结果。但是桓谭不这么认为,他对自己的定位却非常主流——治国平天下!
当孔子给天下读书人,指明了一条“读书做官”的光明大道后,两千年多年来,无数的读书人在这条光明大道上迷失,桓谭就是其一。
桓谭十几岁就混迹于帝国中枢,经常接受皇帝的垂询,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与决策,作为儒生中的精英分子,他没有理由不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目标,他也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就是个“国士”。
所以,桓谭不顾自己的现状,不断地陈疏献策,当刘秀对他的奏章置之不理的时候,他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毫不客气地对刘秀说: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
我尽臣道,给您进谏,你凭什么石沉大海!桓谭说得理直气壮,忠肝义胆,但刘秀恐怕不这么想,他从来没有把桓谭当做国士,甚至没拿他当铮臣。在刘秀的心目中,桓谭顶多是第二个东方朔,或者直白一点说,刘秀把桓谭当弄臣!
弄臣,粗俗一点讲就是陪皇帝开开心,逗逗乐子的小丑,国家大事你没资格参与!
刘秀对桓谭的需求,大体上有两种,一是桓谭的学术论文,好文章可以逸致;二是桓谭的“郑声”,流行音乐的美妙可以娱情。
两个人在角色定位上的差异,就是矛盾的起源。当刘秀因为听靡靡之音,受到宋弘批评时,他毫不犹豫地将桓谭降职,以示自己的改过自新,就像立大志的君王杀掉一个美姬一样,眉头都不眨一下。而当桓谭看到自己的奏章不受重视时,他却大义凛然地指责刘秀的不是,一副比干附体的忠义。
桓谭的执著,伤了刘秀的皇权
如果单纯是角色定位的理解差异,桓谭或许不至于被刘秀厌恶,他对自己理想的追求,触动了皇权利益,这才是矛盾爆发的节点。
我们再回到桓谭的三个“非主流”,看看桓谭是如何触及了皇权利益。
桓谭不喜欢俗儒,交际圈很狭窄,除了扬雄这一类的真学者,孤独的他不得不接受权贵阶层的邀请,成为他们的粉饰品。汉哀帝时期,他先后接受外戚傅晏、男宠董贤的示好,为他们出谋划策。虽然桓谭与他们的交往是阳光的,劝之以正道避祸,不过基于傅氏和董氏糟糕的名声,桓谭与他们的交往,多少有自污的嫌疑。
后来在新朝、更始政权,桓谭都称臣效力。交往不分对象,效忠不看君主,在刘秀的心目中,这个“非主流”恐怕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含义吧?
刘秀是一个非常迷信的皇帝,除了个人信仰因素外,他本就是谶纬的受益人。想当初,一个“刘秀为天子”的谶言,不夸张地说,为他抢过来半张龙椅。桓谭无视皇权与谶纬的利益关系,单纯从学术角度,展开猛烈批评,岂不是很不明智。
刘秀晚年信方术,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皇帝都逃不脱的魔咒:对永生的渴望!这个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病态心理,恐怕刘秀自己也知道徒劳无功,只是落水者本能的动作而已。对这种事,只要不伤及国本,其实不宜过度干预,桓谭板起面孔当大学问掰扯,纯属自找麻烦。
桓谭提出“霸王之道”,显示出一个读书人的迂腐不合时宜,他根本就没看懂刘秀的心思,亦或者说故意跟刘秀唱反调。桓谭曾经上书,跟刘秀大谈辅佐之臣的重要: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礼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
不难理解,桓谭为何强调辅佐之臣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的霸王之道里,辅臣是君王臂膀。可惜他不懂,刘秀根本不需要臂膀,人家设计的政权结构,不是桓谭理想中的层阶式,而是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制”。
在刘秀的结构里,皇帝周边没有辅臣,只有执行人,所有决策来自于他一人,尚书台是他的秘书机构,通过尚书台,他的命令直接对应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传统意义上的三公,在刘秀的政权里,就是个贡品,高贵而无用。
桓谭不知道是迂腐,还是留恋于人臣的辉煌,妄谈“辅佐”,岂不是与刘秀的皇权独裁唱反调?
结束语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待桓谭,其实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伟大学者,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为皇权所动,坚守纯真,他也不流于世俗,活出了真实的自我。可是,人不能脱离现实环境,在东汉初年的特定条件下,他就是个不容于同僚,不容于皇权的“非主流”。
让人遗憾的是,桓谭没有悟透扬雄的精神世界,错把自己当国士,一味追求治平理想,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