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名扬四海是学术大家，为什么刘秀不待见他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刘秀为何不待见桓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中元元年，议郎桓谭因为奏事不合圣意，遭到光武帝刘秀的处罚，被贬出京城，任六安郡郡丞。桓谭这一年七十多岁了，老人家一路走一路郁闷，人还没到六安，就病逝于途中。

　　桓谭这一生，学术声誉名扬四海，被尊为东汉初年最杰出的学术大家，他16岁就入朝为官，与当时的名家扬雄、刘歆等人结成忘年交，共同探讨研究古文经学和天文学，扬雄的“浑天说”就来自于桓谭的启发。

　　与学术巨擘的成就相反，桓谭的仕途非常不顺，他历经西汉、新朝、更始政权和东汉，始终在中低级别的待诏、郎官层次蹉跎岁月。尤其光武帝刘秀，对跟了他三十余年的桓谭，几乎没正眼瞧过，桓谭的奏疏要么石沉大海，要么惹得刘秀不高兴。

　　导致桓谭被贬黜的事，竟然是因为一句“臣不读谶”，惹得龙颜大怒，差点被刘秀砍了脑袋。

　　自西汉末年，儒家士族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他们不光垄断了朝堂，而且形成了朝野上下，对学术大家的崇拜热。翻开西汉末年的百官公卿表就会发现，官职的高低大体与官员的学术水平成正比。

　　像桓谭这样的大师，按理来说，三公之位非他莫属。桓谭究竟为何成了例外呢?因为他就是一位例外的“非主流”儒生!

　　被世道抛弃的非主流儒生桓谭

　　桓谭的“非主流”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为人方面，他轻慢失仪，蔑视俗儒;学术方面，他不信谶纬，不奉鬼神;政见方面，他尊崇霸王，政通春秋。

　　轻慢非儒：桓谭的为人备受非议

　　就像很多少年天才一样，桓谭身上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气度。一方面他举止轻浮傲慢，不修边幅，缺少威仪。桓谭音乐修养很高，却又偏爱流行音乐(郑音)，显得格调不高。另一方面，桓谭特别喜欢诋毁批判俗儒：

　　“(桓谭)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扺。”

　　“俗儒”这个词是汉宣帝提出来的，是指一些肤浅又迂腐的儒生，这种人往往见识浅陋，喜欢吊书袋认死理，拿僵死的大道理给别人扣大帽子，没有一点实际能力。西汉末年，随着儒学成为主流，俗儒群也庞大起来，强大到可以主导社会价值观的程度。

　　桓谭的轻慢非儒，让自己无处容身。他看不起俗儒，恐怕非俗儒人群也看不起他。儒家历来讲求“修齐治平”，一个轻浮傲慢、不修威仪、格调低俗的人，逃不脱被打上“道德缺斤少两”的标签。

　　所以，桓谭的一生，就是一边他排斥别人，另一边又被别人排斥，不混成“山顶洞人”就已经沾尽了学术大师的光。

　　当然，桓谭的这些个性，放在今天足以成偶像派，可是当时的环境不容许，孔门弟子的脸谱是标配，不允许非主流的私人定制。

　　讥谶非神：桓谭的学术不合潮流

　　谶纬、方术是当时的“流行病”，儒家有一大批人专门研究谶纬学说，在当时，如果完全不懂谶纬，就像现如今的人没听说过股票一样。桓谭极其反感这种云山雾罩，不着边际的荒诞学说，他曾经向刘秀进言：

　　“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

　　桓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罕见的与迷信思想作斗争的学者，他竭力主张“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

　　桓谭为了批判神仙方术思想，独创了“形神论”，驳斥长生不老的虚妄之说。他以蜡烛和烛火，比喻人体(形)与生命(神)：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

　　生命寄于身体，就像烛火寄于蜡烛，蜡烛烧光了，烛火也就熄灭了，不可能独立于蜡烛存在。也就是说，人的肉体消亡后，精神世界就结束了，它不可能独立于肉体存在，就像烛火与蜡烛的关系一样。

　　桓谭的唯物观在今天是主流，在当时无异于邪说!尤其是当学术与政治利益捆绑时，学术已经不是学术，而是仕途的进阶之门，一个著名的“非主流”学者，注定喝彩阵阵，应者寥寥。

　　崇尚霸王：桓谭的政见已经落伍

　　桓谭的政治主张，在他的《新论》里阐述得很清楚：

　　“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

　　桓谭的政治主张，其实就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四种治国之道：皇道、帝道、王道和霸道。桓谭主张国家治理应该是，霸道与王道结合，具体说来就是，以王道驭民，重民生和礼仪教化，以霸道驭臣，重权术和法令。

　　很明显，桓谭的政见已经不合时宜，落伍了。无论王道还是霸道，都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秦帝国的诞生，原来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存在，再回到王道和霸道时期，其实是不顾现实的复古主义思潮。历史告诉我们，复古从来就不可能成功。

　　四道之争在秦汉时期的探讨是有意义的，到了西汉中后期，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已经为汉帝国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在这个新的理念下，儒生已经成为帝国的唯一政治力量，桓谭的霸王之道，本质上与儒家思想冲突，不可能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

　　所以，从政治理念上，桓谭又是一个“非主流”政治家。

　　国士与弄臣，两个角色之间的错位

　　一个非主流儒生、非主流学者、非主流政治家，桓谭的孤独与四处碰壁就是必然的结果。但是桓谭不这么认为，他对自己的定位却非常主流——治国平天下!

　　当孔子给天下读书人，指明了一条“读书做官”的光明大道后，两千年多年来，无数的读书人在这条光明大道上迷失，桓谭就是其一。

　　桓谭十几岁就混迹于帝国中枢，经常接受皇帝的垂询，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与决策，作为儒生中的精英分子，他没有理由不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目标，他也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就是个“国士”。

　　所以，桓谭不顾自己的现状，不断地陈疏献策，当刘秀对他的奏章置之不理的时候，他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毫不客气地对刘秀说：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

　　我尽臣道，给您进谏，你凭什么石沉大海!桓谭说得理直气壮，忠肝义胆，但刘秀恐怕不这么想，他从来没有把桓谭当做国士，甚至没拿他当铮臣。在刘秀的心目中，桓谭顶多是第二个东方朔，或者直白一点说，刘秀把桓谭当弄臣!

　　弄臣，粗俗一点讲就是陪皇帝开开心，逗逗乐子的小丑，国家大事你没资格参与!

　　刘秀对桓谭的需求，大体上有两种，一是桓谭的学术论文，好文章可以逸致;二是桓谭的“郑声”，流行音乐的美妙可以娱情。

　　两个人在角色定位上的差异，就是矛盾的起源。当刘秀因为听靡靡之音，受到宋弘批评时，他毫不犹豫地将桓谭降职，以示自己的改过自新，就像立大志的君王杀掉一个美姬一样，眉头都不眨一下。而当桓谭看到自己的奏章不受重视时，他却大义凛然地指责刘秀的不是，一副比干附体的忠义。

　　桓谭的执著，伤了刘秀的皇权

　　如果单纯是角色定位的理解差异，桓谭或许不至于被刘秀厌恶，他对自己理想的追求，触动了皇权利益，这才是矛盾爆发的节点。

　　我们再回到桓谭的三个“非主流”，看看桓谭是如何触及了皇权利益。

　　桓谭不喜欢俗儒，交际圈很狭窄，除了扬雄这一类的真学者，孤独的他不得不接受权贵阶层的邀请，成为他们的粉饰品。汉哀帝时期，他先后接受外戚傅晏、男宠董贤的示好，为他们出谋划策。虽然桓谭与他们的交往是阳光的，劝之以正道避祸，不过基于傅氏和董氏糟糕的名声，桓谭与他们的交往，多少有自污的嫌疑。

　　后来在新朝、更始政权，桓谭都称臣效力。交往不分对象，效忠不看君主，在刘秀的心目中，这个“非主流”恐怕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含义吧?

　　刘秀是一个非常迷信的皇帝，除了个人信仰因素外，他本就是谶纬的受益人。想当初，一个“刘秀为天子”的谶言，不夸张地说，为他抢过来半张龙椅。桓谭无视皇权与谶纬的利益关系，单纯从学术角度，展开猛烈批评，岂不是很不明智。

　　刘秀晚年信方术，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皇帝都逃不脱的魔咒：对永生的渴望!这个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病态心理，恐怕刘秀自己也知道徒劳无功，只是落水者本能的动作而已。对这种事，只要不伤及国本，其实不宜过度干预，桓谭板起面孔当大学问掰扯，纯属自找麻烦。

　　桓谭提出“霸王之道”，显示出一个读书人的迂腐不合时宜，他根本就没看懂刘秀的心思，亦或者说故意跟刘秀唱反调。桓谭曾经上书，跟刘秀大谈辅佐之臣的重要：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礼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

　　不难理解，桓谭为何强调辅佐之臣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的霸王之道里，辅臣是君王臂膀。可惜他不懂，刘秀根本不需要臂膀，人家设计的政权结构，不是桓谭理想中的层阶式，而是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制”。

　　在刘秀的结构里，皇帝周边没有辅臣，只有执行人，所有决策来自于他一人，尚书台是他的秘书机构，通过尚书台，他的命令直接对应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传统意义上的三公，在刘秀的政权里，就是个贡品，高贵而无用。

　　桓谭不知道是迂腐，还是留恋于人臣的辉煌，妄谈“辅佐”，岂不是与刘秀的皇权独裁唱反调?

　　结束语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待桓谭，其实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伟大学者，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为皇权所动，坚守纯真，他也不流于世俗，活出了真实的自我。可是，人不能脱离现实环境，在东汉初年的特定条件下，他就是个不容于同僚，不容于皇权的“非主流”。

　　让人遗憾的是，桓谭没有悟透扬雄的精神世界，错把自己当国士，一味追求治平理想，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