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历史上最阴险的皇帝是谁

日期:2023-10-22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朱高煦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明清史书中,有关那位朱棣次子——汉王朱高煦的评价一直很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说,“高煦不肯竟学,然英武颇类上。长七尺余,轻趫,两腋若龙鳞者数片”。这里的评价实在是矛盾拧巴,既说他不爱读书、“不肯竟学”,但是又说他英武像父亲朱棣。

  但是,明末名儒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记载了一件事,说朱高煦在藩邸“制《拟古感兴诗》二十八篇,其臣僚镂版行之,盛称其英资睿智,雄才盖世,合二圣之规模,成一代之制作”。钱氏对史书中关于朱高煦“日事游嬉,不肯学问”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认为是修史者的夸大其词,“严辞溢恶”。

  纂修于英宗朝的《宣宗实录》还记述了一个有关朱高煦品行不端的故事,说太祖驾崩之时,朱棣命朱高炽、朱高煦兄弟二人去京城奔丧,临之前还特地告诫高煦:“宜谨言,动循礼法,毋肆不率以招祸畔。”结果到了京城之后,朱高煦竟然在舅舅徐辉祖家里偷了其好马,“不告亦不辞,径归”。

  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之后,汉王朱高煦是燕军中的虎将,为永乐新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在永乐帝时代,朱高煦也一直是太子朱高炽的竞争者。仁宗一系的子孙,自然不会对当年这位潜在的夺位者有什么好评,“严辞溢恶”的现象不难理解。

  朱高煦“英武颇类上”,又立下很多战功,所以朱棣也确实动过培养他做接班人的打算。《明史纪事本末》载:“江上之战,文皇兵却,高煦适引骑兵至,文皇抚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嘉靖朝成书的《鸿猷录》中说法更为直接,“上抚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战。世子久疾,事成,当以汝为东宫。吾儿勉之!”’

  朱棣即位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拖着不立太子,理由竟然是长子朱高炽“智识未广,德业未进,储贰之任,岂当逮承”。在群臣集体上表吁请之下,直到永乐二年二月,才将长子朱高炽册立为太子。

  朱棣对长子朱高炽确实并不满意,“体肥硕,腰腹数围”,又“苦不能”骑射的死肥宅怎么能继承帝国大统呢?最终,朱棣还是没有选择汉王朱高煦,其中缘由非常复杂。“圣意”未遂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官集团的集体反对,当然还有徐皇后对长子的偏向。

  至于什么“好圣孙”的段子,不过是宣宗即位之后编造出来的故事。朱瞻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月初九,朱棣靖难成功,当上皇帝的时候,朱瞻基才四岁,之前的四年,朱棣戎马倥偬,哪有时间去培养什么祖孙感情,孙子又不只有一个。朱棣确实后来很喜欢朱瞻基,那也是朱高炽储君之位确定之后,祖孙感情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朱高煦的政治性格和行事风格类于太宗朱棣,但并不符合文官集团对“文治”的期待,他的出局实属必然。但是,汉王朱高煦确实也没有放弃“夺嫡”的图谋,尝感慨道“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起初,朱棣给朱高煦的藩封之地在云南,他一直拖延不肯就藩。永乐十三年,朱棣将高煦的封地改为青州,他仍然“常居京邸”,不肯就藩。永乐十五年,高煦被强令就藩乐安州

  史书中记载,在朱棣还在世期间,朱高煦就“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似乎准备发动明朝版的“玄武门之变”,以夺取皇位。但是,这种记载难保不是后来仁宗系的子孙们对高煦的“溢恶”之辞。

  揆诸史书,尽管朱高煦用心险恶,始终阴谋夺取朱高炽的储君之位。但是,仁君朱高炽却始终宽容优待这位弟弟。这种脸谱化的叙事,目的只是为了建构仁宗真仁的形象,也是对高煦的“严辞溢恶”。

  在仁宗短暂的十个月在位时间内,高煦并未与朱高炽发生什么明显冲突。但是,宣宗即位之后,就立即发生了所谓的“高煦之叛”。《明宣宗实录》中记载了高煦长期以来的谋逆行为,说他“日夜谋议于乐安城中。造军器、火器,籍州民丁壮,编为行武,破州 县狱,出死囚而厚养之,教习战事。召集诸旁近州县无赖强壮子弟及逋逃,赐银币,编队甲,给旗号,习武事。”

  《明史纪事本末》等史书叙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朱高煦谋反故事,又是勾结山东指挥使靳荣,又是派人赴京联络英国公张辅等等,似乎真要发动第二次“靖难之役”了。但是,北京朝廷所知的一切有关朱高煦的“谋反”都只是风闻,其间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

  宣宗朱瞻基在得知所谓的“谋逆”事迹之后,曾经派出宦官侯泰赐书高煦,借以刺探情势。但是,侯泰回京之后,宣宗问汉王“治兵如何?”侯泰却说“无所见”。由此可见,朱高煦并没有做好造反的军事准备。但是,朱高煦确实对朝廷使者言辞狂悖,放出“我何负朝廷哉”的怨言。

  宣宗断定汉王谋反也仅仅是其狂妄傲慢的姿态,说“汉王果反”不过是一种有罪推定。朱高煦的藩封之地乐安州原来是棣州,后避朱棣名讳改名为乐安州。朱棣确定将皇位传给朱高炽后,对这个英武类己的次子也有所防范,“乐安距北京数百里,但闻有异谋,可朝发而夕擒也”就是朱棣的考虑。

  经过朱棣和朱高炽的有意削弱,朱高煦早就没有什么武力了,“削其两护卫,止存一卫”,“护卫既削,乌合不数千人”。数千乌合之众,朱高煦要造反不久是以卵击石吗?至于朱高煦企图联络英国公张辅,更是匪夷所思,张辅的女儿是仁宗皇帝的敬妃,他怎么可能会站到朱高煦一方呢?

  自始至终,朱高煦都没有离开过乐安城,完全没有起兵的迹象。朝廷方面对朱高煦有过预判,认为“乐安城小,彼必引兵先取济南以为根本,或日往时不肯离南京,必引兵西南。”但高煦始终“未出乐安一步”,济南虽近并未取,南京不远也没有攻取。哪有这种操作的造反?

  当朱瞻基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朱高煦没有做任何抵抗,准备束手就擒。他手下的将官倒是劝谏“宁一战死,无为人擒”。这位昔日骁勇威猛的汉王,竟然是主动投降,而且“为书召诸子,余党悉就擒”。朝廷大军“役不逾时,兵不血刃”,因为叛乱根本就不存在。

  史书中有关“高煦之叛”的原始史料都来自于《明宣宗实录》,《宣宗实录》监修官为张辅,总裁为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都是宣宗亲征的扈从大臣,是那场历史的参与者,他们自然要把高煦之叛坐实,彰显宣宗朝廷的合法性。

  这场所谓的“平叛”,与其说是镇压了叛乱,不如说是宣宗朝廷的“削藩”,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宣宗在兵临城下之际,曾经向汉王许诺“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始终,王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国”。但是,后来立即变脸,朱高煦及诸子被逮系京师之后,囚禁于西内之逍遥城。

  数年之后,朱高煦就被朱瞻基杀死了,被杀的原因非常奇怪。《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了故事非常不合情理,说是宣德四年(1429年)的一天,宣宗朱瞻基去西华门内看望他的囚徒叔父,高煦突然一脚扫倒了瞻基,皇帝大怒,急命力士抬个三百斤重的铜缸扣住了高煦。高煦力大,顶起了铜缸。瞻基“命人积炭缸上如山,燃炭,愈时火炽铜熔”,最后高煦的死法是非常地悲惨。

  有没有用扫堂腿对付侄子已经无人知晓了,整死叔叔以除后患才是皇帝侄子的真实目的。从《关羽擒将图》的物理痕迹看,有关专家分析这幅画原先是放置于一块屏风之内,“御屏”在帝王权术中有向臣子传达政治意图,彰显皇权威严的作用。

  可以打一个比喻,《关羽擒将图》中的关羽其实喻指的就是宣宗,而被擒的庞德则影射的是朱高煦。这样一幅画放在御屏之中,震慑臣下和藩王的用意不难看出,这幅画实际上是宣德朝削藩政策的一个视觉辅助和图像纪录。

  擒获了朱高煦之后,宣宗原本打算接着除掉另一个隐患赵王朱高燧。最终在杨士奇的反对下,皇帝这才改变初衷,放过了这个三叔。朱高燧看到皇帝侄子的雷霆手段,吓得立即上表“乃请还常山中护卫及群牧所、仪卫司官校”,算是保住了一条命,活到了宣德六年

  永乐帝朱棣以“靖难”起家,篡位上台,这就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样板,有明一代几次并不成功的藩王造反多少都有复制朱棣成功的意图。在永乐朝,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或许对皇位继承问题心怀不满,甚至有夺位“异志”,但是在仁宗、宣宗朝,这两位藩王并无造反谋划,“高煦之叛”和宣宗平叛不过是朱瞻基朝廷建构出来的皇权叙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