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晋王朝的士族势力对皇权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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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80年，司马炎结束了三国鼎立的状态，建立了统一的西晋王朝。司马炎鉴于“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的实际情况，接受了华谭“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闾阖，进其贤才，待之异礼”的建议，对江南士族们极力笼络。在司马炎这种态度下，江南的士族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纷纷出仕为官，开始与司马氏政权的合作。

　　西晋与南方士族的合作

　　首先与司马氏合作的是以尚书陆喜为代表的东吴的一些旧臣，这些人大多是在原来东吴末代皇帝孙皓的手下不得意的官吏，以“贞洁”见称。由于原来东吴政权并不重视他们，所以他们在吴亡不久，便欣然接受西晋的征招，赴洛阳为官。由于晋武帝对他们颇为优待，所以继他们之后，越来越多的南方士族开始了与西晋的合作，包括吴郡陆氏与顾氏、会稽张氏与贺氏、义兴周氏在内的众多江南大世族门阀家的子弟也纷纷响应。

　　在这些出仕的江东士族中，陆机、陆云兄弟是其中最有号召力和最出色的代表。陆机兄弟是江东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家在东吴世代为将为相，是顶级高门大族。而陆机兄弟更是少有异才，文章盖世，他们能与西晋合作，一是说明了西晋王朝对江东世家的重视，二来也代表江东士族普遍接受了西晋的正统地位。

　　但是江东世族毕竟是“敌国余臣”，作为西晋原始股的那帮中原士族们并没有给予江东士人应有的尊重。即便是做为顶级士族子弟的陆机本人，也曾遭受到北方士族的公然侮辱，被骂作“貉奴”，其他的普通士族的地位更是可想而知。所以当时江东士族在西晋朝廷里面普遍有一种自卑感，与北方士族也存在一些矛盾。但是江东士族们仍然凭借自己的能力，慢慢的在西晋王朝中站稳了脚跟。

　　幸运的司马睿

　　西晋末年，爆发了“八王之乱”，加上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袭，江北社会极为动荡，大量北方士族纷纷迁往南方。

　　西晋当时镇守南京的是琅邪王司马睿。他在“八王之乱”中受尚书令司马越之命，参加了征计成都王司马颖的讨邺战争，后任安东将军兼都督徐州军事，从此在南京一带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建兴五年，晋愍帝被前赵皇帝刘聪杀害后，司马睿在南京改元，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建立了东晋。

　　司马睿与南宋的赵构有些相似，他能当上东晋的开国皇帝，运气因素要大于能力因素。因为西晋灭亡后，做为西晋的宗室亲王，他是西晋法统的象征，是汉人正统政权的旗帜。只有司马氏为帝，才能让北方南渡的人民在江南立足，南方也才能抵抗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入侵。但是司马睿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在西晋诸王中，他一无威望二无功劳，最要命的是他虽然建立了东晋，但手中并无实权。当时东晋最重要的扬州和荆州两个大州都是由王导、王敦兄弟掌握，而且王导还是东晋的宰相，王家其他子弟也都担任要职，晋元帝本在立国之初并无实权。

　　东晋与南方士族的合作

　　正是因为司马睿威望不够，实力也不足，所以他刚建立东晋时，南方很多士族对他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王导建议司马睿主动向江南顾、贺两个大世家主动伸出橄榄枝，主动示好，取得以顾家和贺家为代表的江南士族大家的支持，保证新成立的政权的稳定。为了表示与南方士族没有南北成见，王导甚至要求整个朝廷大小官员都要学说南方话，用吴语与南方人民交流。

　　在政治上，东晋政权也是对南方士族极力拉笼，启用了大批南方士族子弟为官。顾荣、贺循、纪瞻等出身南方的士人都在东晋朝廷担任要职，新成立的东晋王朝渐渐的取得了南方士族的支持。

　　(士族)

　　对司马睿来说，南方士族是江南的地头蛇，在南方有着极为强大的势力和号召力，可以使南方人民拥护政权，稳定社会局面。当时南方经济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加之没有受到北方战乱的影响，是东晋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军事，东晋王朝都必须利用和拉笼南方士族。而南方士族看到新成立的王朝对他们的态度比之前的西晋有了很大转变，也纷纷参与到政权中来，双方呈现出一种良性的互动。

　　士族与皇权的矛盾

　　晋元帝司马睿并非无能之君，他可不是那个白痴惠帝，他对当时南方士族势力的不断壮大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如何利用南方士族，又不让他们的势力对自己的皇权产生威胁，就成了晋元帝要考虑的问题。

　　当时与晋元帝一样抱有这种担心的人并不少，以北方南渡过来的北方士族为主。他们纷纷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招募或者笼络留在北方的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让他们拥护晋元帝，一可以为东晋王朝提供保障，二可以制衡南方士族的势力澎涨。在晋元帝和支持他的刘隗、刁协等人的努力下，滞留在北方的一些将领如刘琨、刘翰、曹嶷、刘演等人都纷纷向晋元帝表示效忠，这使得晋元帝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大大增强了。

　　位置坐稳了，实力增强了，司马睿也要重新振兴皇权了。他在刘隗、刁协等心腹大臣的协助下，通过四项政策，削弱了南方士族的权力，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一是加强法制。

　　之前西晋的灭亡，与当政者利用黄老之术和道家思想治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晋元帝采用了法家的法治政策，用法制来昭显皇权的威严。

　　刘隗与刁协按照元帝"以法御下"的方针，推行了崇上抑下、排抑豪强的一系列"刻碎之政"，与琅琊王氏等门阀势力相抗衡。有一次，督运令史淳于伯因为水道运粮耽误了日期而被杀。刘隗为淳于伯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周筵、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处刑有失公允，请免其官职，矛头直指周筵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司马睿虽然没有同意，但这个事件成为削弱士族力量的导火索。

　　此后，刘隗与刁协按照元帝"以法御下"的方针，推行了崇上抑下、排抑豪强的一系列"刻碎之政"，与琅琊王氏等门阀势力相抗衡。 王导被逐渐架空，受到晋元帝冷落。

　　对于自己的宠臣，晋元帝也能一视同仁。宋典是司马睿的亲信，但他的下属横行不法，司马睿不顾宋典的求情，处死了宋典的下属。还有一大批官员因为违法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大大打击了士族的气焰。

　　二是调整人事，掌握权力。

　　东晋的中央政府决策机构包括中书省和门下的散骑省、门下省、侍中省;行政系统是尚书省，录尚书事和中书监、侍中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三个职位。

　　晋元帝刚继位时，王导一人身兼骠骑将军、中书监、录尚书事等数个要职，掌握了东晋的核心权力。为了加强皇权，晋元帝在地位稳固之后，任命荀组与王导共录尚书事，又任命自己的亲信刁协为尚书令，分割王导之行政权。

　　中书省是东晋的主要决策部门，“举国之机要悉在中书”，王导担任的中书监实际上就是东晋的决策人，权力非常大。晋元帝将中书省并入散骑省，任命第一亲信刘隗为散骑常侍，使得决策权从王导的手中过渡到刘隗的手中，实现了权力的转移。

　　三是掌握人口和赋税

　　魏晋时期，国家的土地集中在士族手中，大量人口成为士族的佃客，这些人口不向中央缴纳税赋，劳动成果尽归士族，所以士族的力量可以左右皇权。

　　太兴元年和太兴四年，晋元帝两次发布诏令，要求士族上报门下佃客人数，登记户口，“以备征役”。晋元帝的做法目的是增强国家的编户，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和后备兵役。与些同时，晋元帝还广设屯田，招抚流民，一方面发展了农业，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税源。随着越来越多的受士族控制的流民转为编户齐民，中央政府控制的户口和税赋也不断增长，削弱了士族的力量。

　　四是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枪杆子里出政权”，皇权与士族的较量中，军队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东晋建国之初，军权掌握在王导和王敦兄弟手上，晋元帝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渐渐的削弱了王家的权力，王导也被疏远了。

　　为了对抗士族，晋元帝大量启用司马家的宗室，将司马氏中最有军事才能的司马承安排在离王敦的大本营不远的湘州，在王敦老巢的荆州上游地区，晋元帝又派出了自己的亲信甘卓担任梁州刺史，与司马承形成一上一下势，将荆州夹在中间，以制约王敦。又任命亲信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西北军事，“名为讨胡，实备王敦”。

　　削弱士族势力的后果

　　正是因为晋元帝对士族的防备和夺权，引起了士族们的抵抗。王敦后来的造反，就是这种对抗的高潮。

　　在魏晋那个特殊的年代，在皇权与士族门阀的斗争中，晋元帝并没有成功。他与士族斗争的结局是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在武昌起兵，以讨伐奸臣刘隗的名义东攻建康，而门阀士族的态度十分暧昧，并没有哪一个士族门阀站起来勤王，保护晋元帝。这只能说明晋元帝之前的举措，动了士族们的蛋糕。

　　王敦起兵诛杀刁协，逼刘隗北逃刘汉政权后，晋元帝被迫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朝政大权尽归王敦，司马睿被彻底架空。当年十一月，晋元帝忧愤而死，终年47岁。

　　历史学家蔡东藩对晋元帝的评价比较中肯：“元帝实一庸主，毫无远略，始则纵容王敦，使据长江上下游，继则信任刁协刘隗，疑忌王敦，激之使叛，而外无可恃之将，内无可倚之相，孤注一掷，坐致神京失守，受制贼臣，刁协死，刘隗遁，周顗戴渊，又复被戮，其不为敦所篡弑者，亦几希矣。”

　　虽然晋元帝不是一个雄主，但是在他的统治期间，使得皇权得到了加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士族门阀的权力。他的失败是皇权与士族的斗争中，士族的力量超过了皇权的一种直接反映。而他的失败，使得东晋皇权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士族门阀制度成为了东晋的一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