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收权再分权，彻底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内在！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宋朝权利分割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五代十国，并非从唐亡的那一刻才开始，而是始于黄巢之乱。

　　黄巢之乱，是真正的流动作战，其足迹遍布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广大地区。各地为了围追堵截黄巢纷纷自立，黄巢起义最后虽然被灭了，但唐朝却连维持名义上的统一也做不到了。

　　这一点与黄巾起义之后的汉朝很相似。下图是唐末十强——北四南六，谁都不是善茬!

　　北方四强——晋王李克用、梁王朱温、岐王李茂贞、燕王刘仁恭。

　　南方六雄——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闽王王审知、吴越王钱缪、楚王马殷、南平王刘隐。

　　同时，契丹耶律阿保机已经崛起;拓跋思恭由于平定黄巢有功，赐姓李，授夏州节度使，其辖区被命名为“定难军”，这就是“西夏”的由来。

　　这天下乱局，是真正的兵强马壮者可为天子!

　　于是，朱温和李克用相争，朱温先称帝，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朱温的后梁，击败刘仁恭、李茂贞，一统北方，建立后唐。之后后晋、后汉、后周、宋朝全部出自李克用这个沙陀集团。

　　因此，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建立宋朝之后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使“大宋”避免成为唐亡之后中原的第六个王朝。赵光义曾经说过：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內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內患，深可惧也。

　　这一论断，基本上奠定了了大宋三百年的政治基调。接下来，我们看赵氏兄弟是如何防止天下大乱的。

　　1、收权

　　所谓收权，就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从制度上保证藩镇割据的局面不再出现。

　　设知州夺节度使的权力

　　赵匡胤在灭国的过程中，在各州设立通判，由京官充任，牵制节度使。之后又命节度使只负责其驻地所在州的政事，其余各州由中央派出文官任“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

　　知州的出现，使节度使权力降到了一州，之后节度使又变成了荣誉虚衔，并不赴任。而知州则由中央文官三年一换，完全由中央控制。

　　设诸路转运司夺节度使财权

　　唐末，节度使完全掌控地方的军政大权，与土皇帝无异。宋朝不仅在中央设三司使夺宰相的财权，还设立转运司代表中央掌控地方财政。

　　将天下精兵加入禁军

　　赵氏兄弟将天下的精兵几乎全部征入禁军，由中央统一掌握，而地方则只剩老弱残兵，是为“厢军”。与唐朝不同，禁军“守内虚外”，也就是宋初的20万禁军，中央驻10万，地方总共10万，并经常更换驻地。

　　2、分权

　　所谓分权，就是将权力机构分散，互相牵制，防止专权的出现。

　　分割相权

　　隋唐的宰相制度是群相制，相权虽然稀释但整体权力依然很大。宋初则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然后用枢密使专管军政，三司使专管财政，改变了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

　　宰相与枢密使分掌文武，号称“二府”，三司使则号称“计相”。

　　分割军权

　　枢密院掌军政，但只有调兵权，并不直接掌管军队。

　　平时掌控军队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合称“三衙”或“三帅”。史载：

　　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

　　对于军权的分割，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不是同一批人。三衙仅仅是日常统兵，而一旦战事起，率军打仗之人大宋官家是要另行委派的，打完仗后军队再还给三衙。

　　官、职、差遣分离

　　宋朝官制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官、职、差遣的分离。

　　传统的“官”宋朝全部做了保留，但这只代表资历、俸禄的高低，并不掌管实际的事务;

　　“职”便是殿阁学士之类的荣誉虚衔，又称“散官”。

　　一个官员真正的工作则由“差遣”来决定，所谓差遣，其实就是临时委派的意思，代表的是不能长期专擅某一职位的意思。比如上文中的“权知军州事”，权知便是差遣，知州、知县都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临时委派的地方官员。

　　3、打造世界上最早的文官集团，以文抑武

　　这是一招“釜底抽薪”之策，宋朝将科举制发扬光大，使天下文人士子一生都扑在了科考上面。由科举取士组成的政府便是文官集团，朝中再无武人的地位，武将如何造反?

　　同时，大力提倡文治，并立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宗家法，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大宋官家善待读书人的同时，士大夫们开始竭力鼓吹无条件的忠君观念，并将忠君提到了人生第一原则，“天理”所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高度，最终使“尊君敬上”的思想深入人心。

　　宋朝之前，皇族不过是世家大族的一员，而从宋朝开始皇权不断被神化，终于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

　　大宋官家有意识的压制武将，经常招地方上的无赖流氓加入禁军，其结果不仅是武人地位的下降，同时还有军队形象的一落千丈。好男不当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如果从防止割据和造反的角度来看，赵氏兄弟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同时也确实是矫枉过正的。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宋朝，都无法否认宋朝彻底改变了华夏族的性格，从此汉唐之时的开拓进取一去不复返，“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成为常态。

　　赵匡胤确实终结了“兵强马壮者可为天子”的局面，但其消极影响则在不久的将来便显现了出来。与汉唐亡于分裂不同，两宋皆为亡国。权臣篡位、武将造反是没有了，但抚平四夷的名将——汉之卫霍、唐之二李，也很难再出现了。